媒介文化发展的必然

媒介文化是通过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化形态。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现实文化中，媒介不仅广泛制约着我们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而且使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介所营造和创设的情境。因为人们的感知大多数必须以媒介为中介，“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消失了，人们更多是通过媒介的种种“远距作用”得以有效地生活。

媒介通过符号营造世界，影响社会文化。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这样描述道：

一种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形象、声音和景观有助于生产出日常生活的构架，它支配闲暇时间，塑造种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提供了人们构造自己身份的种种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它往往利用视觉和听觉。诸多媒介——广播、电影、电视、音乐，以及杂志、报纸和卡通画等印刷媒介——要么突出视觉，要么突出听觉，或是将两者混合起来，以广泛作用于各种情绪、情感和观念。^[1]

道格拉斯·凯尔纳阐述的这种当代媒介文化是在强大的传媒技术支撑下，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理而对社会文化产生作用的。媒介文化及其产品都是以符号象征结构及其游戏运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媒体文化靠组成产品的象征符号的重组游戏和这种游戏给予人的幻影式的新鲜感来满足人们对超现实的美的世界的虚幻期待。比如，电影的那些特写、放大、加快或放慢的技术开启了观众无意识的知觉经验。诚如麦克鲁汉所阐述的，这些媒体影像经验作用于人，造就由媒体科技所扩展及推进的感官身体，影响了人们感官的整体场域，进而变成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真人秀是一种新型的、真实与虚幻交融的媒介文化。它将情境的假定性、竞争的真实性，虚构与事实性（factuality）融于一体，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媒介事件切实地干预现实。这一切造就了真人秀的独特魅力。美国传播学者、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在其著作《儿童生活中的电视》对电视中的虚幻内容和真实内容所具备的不同功能作以下区分^[2]：

真人秀因其真幻交融，能将电视中的虚幻内容和真实内容的功能集于一身，比真实更“真实”，比虚构更“梦幻”。真人秀节目所追求的真实，是比“本然真实”有更多技术确认的，立即、无中介地参与奇观现场的更真实（more real）。真人秀节目的出现和蔓延标志着邦德杰格（Bondebjerg）所说的“一种新型的、混合型的，常识和日常生活知识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公众话语空间的产生”^[3]。正是有了这样一些文化上的独特性，所以有人说，真人秀不但比当代艺术更加直接有力，而且在文化上更加深刻，更加值得深究^[4]。而且，真人秀具有媒介事件、电视游戏、媒介文本和文化游戏等多重属性，它们在真人秀游戏规则的统率下构造奇异景观，这使得真人秀的文化维度立体和丰富，并且代表了媒介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向。

一、媒介产品的文化维度

真人秀无疑是一种媒介产品，它是电视文化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电视文化是依据文化的传播媒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只要是通过电视这一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或者说“由电视传播的符号内容”，都可以统称为“电视文化”^[5]。赖特在论述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时曾说，媒体对社会价值和文化财产的传播和继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Wright，1986）。在一个社会里，大家拥有共同的文化规则、价值和经验，而大众传播起着服务和加强这些价值和经验的功能，并且把这些文化价值和经验传授给新的一代。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得以传播，同时这个社会也借助媒体使文化传播更加紧密和整体化^[6]。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对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艺术、信仰等人类文化产品和思想进行描述，无形中传播和传递了人类社会文化。

正如费斯克（Fiske）指出的，节目只是“意义和乐趣的激发者”^[7]。可以说，节目提供了创造意义的原材料。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从它的特异性、将矛盾与张力集合在自身上等特点来看，它反映了当代文化的深刻性、意义的丰富性和乐趣的多样性。

真人秀是有规则无脚本的实录，千变万化中不变的是，它是“无脚本节目”（Nonscripted Show）。“无脚本”的特点赋予真人秀更大的充分运用电视媒介特征的空间。电视的媒介特征导致了它更擅长对现实生活进行摹写。这也是人们所指电视的“日常性”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一点在真人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大多数真人秀的人物、故事、情节、场景，以至于画面和声音常常以“还原”日常性为目标，力求在题材、体裁、风格、镜头语言、服装、对白、造型、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现实具有相似性，一般并不刻意追求与现实的差异性^[8]。

真人秀是强调真实的。真人秀电视节目通过真实记录反映虚构的影视剧都难以表现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9]。借助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逼迫感的真实，真人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互了解的方式。但同时，真人秀的真实又不是现实生活的本然真实。正如不少研究者观察的那样，这一波真实电视的崛起，并不那么在于其内容与过去有多大不同，而是它愈来愈将电视作为一种关于揭露真实的科技论述（话语）形式，巧妙地与戏剧结构结合起来，将纪录片的形式娱乐化（documentary diversions），并以此作为宣传（科纳，2002；福雷德曼，2002）。换言之，“真实”既要有基本的媒体再现形式，也需特定的人为操作，才可成为真人秀的主要卖点^[10]。因此可以说，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正是将电视中的表演（performance）与本真性（authenticity）之间的张力作为卖点。

真人秀不仅从细微处反映和表征当代文化，还有能力代表文化发展的走向。在评价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超级女声》时，著名学者喻国明说：“它［超女］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唯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11]学者周星和杨乘虎也认为，从一种引进的节目形态成为一种主导的生产传播理念，形成蔚为大观的媒介景观，你不能不说“电视秀”代表了某种文化发展上的趋向性^[12]。

二、游戏活动的文化维度

真人秀倾向于以游戏的方式作为节目的组织框架，而且真人秀的游戏往往都是大型游戏。真人秀电视节目中的游戏往往可以展示游戏参与者的个体情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在节目中通过游戏来展现志愿者本人及由游戏结果而导致的相互关系。游戏不仅其本身具有相当的观赏效果和吸引力，而且能充分调动起志愿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并能有机地融入到节目的整体中去。而且游戏本身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节目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因此每个个体游戏都围绕核心事件而展开，不能游离于整个节目之外^[13]。

同时从总体上讲，真人秀又是一个文化游戏，它也是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运作的，具有游戏的性质。游戏超越了生活的当下需要，并把意义传递给了活动。从游戏活动本身的角度看，它也是极具文化内涵的。

游戏对人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在游戏之中学习并成长，而游戏（不管是享受游戏本身，还是发明创造游戏，又或者是修改游戏规则）又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与联想力，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为世界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第十一章中说得好：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的阶段是一场游戏。但是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14]。

游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竞争。这一点在真人秀中也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真人秀节目的竞争游戏更像一种社会竞争和人生搏击。节目设定的情景和规则就如同一个真实的社会和它的规则^[15]。这和电视上的其他竞争性游戏类似。推而广之，电视上一系列的竞争形式只不过是更广义上的文化竞争而已。电视竞争不仅为林林总总的娱乐节目提供一个构架，同时又担当了重在成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载体^[16]。

三、游戏规则的文化维度

从逻辑顺序而非历史现实顺序上讲，规则、行为、现象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规则导致操作与行为、行动，行为导致现象，现象构成文化。文化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一个社会综合性体现。规则当中所寄寓的文化意蕴是明显的。

一个文化不仅以其官方、非官方或非正式的规则为特征，还以它独有的遵守或违背规则的固定模式为特征。规则以及违反各种各样的规则必然是文化的事件。传统文化本身基于规则系统。……最能激起兴趣的一个方面是全世界的人们想象它的方式。……被解释的方式绝不一致^[17]。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使用者／违反者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违规的动机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人们对规则的反映方式，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感觉程度^[18]。

游戏规则是真人秀的源代码，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构造了真人秀世界。真人秀游戏的顺利进行就依赖相应的选拔规则和淘汰规则。真人秀中还有很多为参与者提供活动和表现空间的、限制性和非限制性有机结合的规则。这些规则与具有高度规定性的硬规则比起来是软规则或隐性规则的产物，其规定可以有很大的创造性解释的空间。正是它们导致真人秀中“日常性”、“真实生活的活跃与自发性”等特征的形成。作为一项表露隐性规则的策略，许多关于隐性规则的讨论都在“真实生活”情景或社会性遭遇等内容与游戏之间加以类比^[19]。比如，人际考验型（情景体验型）真人秀电视节目中的游戏规则一般是软性规则，节目中的被淘汰者和最后的胜利者都是由参与者和观众共同投票决定的。所以，竞技能力方面的竞赛不是这类游戏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而是人物的人际关系能力、公关能力、可爱程度、人气指数等人际互动方面的软性能力成为决定性因素。从这种游戏中及其规则下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观众的情感倾向和价值选择。

真人秀的创作关键在于规则的设计。每一个真人秀的规则是节目的叙事和构成基础：要设计尽可能调动选手矛盾与冲突的、在竞赛过程中能最真实地展示人性的、特定的、适合电视观赏性的规则——创造出令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人的善与恶的展示契机——诸多规则必须深入挖掘人物的特质与人物之间的矛盾，目标就是撕毁节目参与者最后的伪装，而不是停留于人物在舞台上的表现^[20]。规则的状况和真人秀所建构的大众文化暗合，大众文化是体现时代氛围的一部分，它的确不只是反映时代，还有助于创造一个时代^[21]。

真人秀无论是作为媒介游戏还是作为电视节目，都是在游戏规则的支配和制约下形成的。后者遵循奇观逻辑，使真人秀以其媒体奇观的身份组织和推动了当代经济生活、象征性的政治冲突、社会交往、文化和日常生活，而且飞速发展并迅速扩散和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联结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轴心势力。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真人秀以及它受奇观逻辑影响的游戏规则，必然与视觉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体验文化、全球化、本土化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以及互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