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的语境十分复杂和诡异。“五四”前，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主张儒学是宗教，为的是把儒学提高到宗教的地位。“五四”时期，梁漱溟等人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是为儒学提供辩护。因为当时宗教被认为是与科学对立的迷信，儒学如果是宗教，那就只能被清除；如果说不是宗教，那就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陈独秀等人也主张儒学不是宗教，却是为了取消其可以作为而宗教存在的权利。因为如果它是宗教，那么在信教自由的条件下它就有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存在下来的理由。冯友兰也认为儒学不是宗教。1937年，民国政府取消了孔教作为宗教的资格，孔教会改为“孔学会”。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中，任继愈等肯定论者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儒家思想，这无疑是接着“五四”讲的，又还加上了对“文革”的反思。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封建主义的根源，所以，“儒学”被定位为“儒教”而加以批判。否定论者的出发点则是为了肯定儒学并非荒唐的迷信，仍然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到了90年代，这个问题发生了根本逆转。肯定它是宗教或有宗教性，就是肯定它有高于一般的“学”的价值；认为儒学不具有宗教性或不是宗教，反而是贬低了它！态度的转变是与对于宗教的认识的深入和港台新儒家的影响相伴随的。过去认为宗教仅仅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现在则认为宗教是与超越和终极关怀相关的，是文化的高级形态。现代新儒家中，贺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认识到了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并提出《中庸》的“诚”具有宗教意义。[116]五六十年代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出了儒家具有超越的情感或宗教精神，是与西方“外在超越”不同的“内在超越”。后来唐君毅在《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指出儒家精神具有宗教性，儒家乃是道德的宗教。80年代后期，旅美学者杜维明等人及港台新儒家的观点逐渐影响到内地，内地学界不少学者也开始肯定宗教本身、儒学的宗教性或儒学就是宗教。与此同时，对于“宗教”的认识也打破了以基督教为宗教唯一典型和标准的观点。
牟钟鉴在肯定儒学是宗教的同时指出：“传统宗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它所形成的宗教礼俗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力量，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良有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应当给予它一定的历史地位。”[117]何光沪的态度更为积极，他从儒学的“返本与开新”的高度指出，“儒教”不限于儒家整体或儒学，“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地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从儒教与儒学的关系上看，“儒教是源，儒学是流；儒教是根，儒学是花；儒教的理论在儒学，儒学的精神在儒教”。[118]所以，“返本”就是要回到先秦的超越的“天帝观”，“返归民心深处的宗教性或超越性”；[119]所谓“开新”，就是要开出“新境界”，[120]向外开放吸收基督教思想，向内开放以影响民众和社会。与此同时，过去坚强的否定论者也开始松动，向肯定论方向发展，如张岱年指出：“假如对宗教作广义的理解，虽不信鬼神、不讲来世，而对于人生有一定的理解，提供了对于人生的一定信念，能起指导生活的作用，也可称作宗教。则以儒学为宗教，也是可以的。”[121]不过，郭齐勇仍坚持儒学尽管具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他认为，儒学是“人文教”，其特点是“内在与外在、自然与人文、道德与宗教的和合”；不是宗教，也无须宗教化；讨论这个问题，既不必偏执于科学和理性的傲慢，也不必偏执于“宗教”的傲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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