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儒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兼谈我所主张建立的当代儒家学

一、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地位

1.在诸子百家中，儒学思想更具全面性、现实性。其他诸家思想，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创见与贡献，但都不免有较大的片面性和非现实性。因此，与儒家对立的墨、道、法三家都无法战胜和取代儒家，更不必说别的各家了。

2.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智慧，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象征。因此，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否定了中华民族。

3.由于儒学比其他各家思想更具全面性、现实性，所以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包容、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但这种包容性又是有限度的，儒学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包容其他各家思想并解决它们提出的问题。因此，既要肯定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又不能忽视其他各家也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了贡献。以一向为不少人所厌恶、忽视的法家来说，它的思想至今也仍有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总的来看，中国思想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但又涵摄其他各家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二、儒学的现代意义

1.对儒学的现代意义，不宜仅仅从一种狭隘的实用性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从儒学对当前和未来人类历史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这样一种高度去理解。儒学是足以同西方的理性主义、基督教思想、中东的伊斯兰教思想、印度的佛教思想并列而无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我们对儒学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的认识可以说还刚刚起步，所以不必期待儒学一下子就能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也不要以有多少西方学者对儒学采取重视和肯定的态度来衡量儒学在现代的意义。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对儒学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拿出具有重大创造性的成果，同时还要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中显示其重要作用，帮助建成了一个比西方更为合理、优越的现代化社会，那么儒学的现代意义就得到了最有力的、充分的证实，它的世界性的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我认为对儒学的现代意义、它的世界性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对儒学的研究也应有一种长远的、历史的眼光。就是在今天，不论西方学者对儒学采取怎样的态度，也否认不了儒学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的思想体系。谁也不可能把在一个文明大国中产生的、具有两千多年历史、至今仍有其广泛影响与作用的思想勾销。

2.儒学这样一种古老的思想，何以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认为在考察儒学的现代意义时，这是不能不加以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儒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我认为儒学产生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中国的原始氏族社会。先秦儒家不只崇仰西周社会，而且还热烈地歌颂尧、舜、禹的治绩，以之为后世帝王的伟大楷模。这就是《中庸》所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尧、舜、禹的时代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实即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儒学中的仁爱、民本、大同的思想实源出于原始氏族社会。我曾多次指出，古希腊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相当彻底地清除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思想风习，而中国却大量地保存了这种思想风习。这是了解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殊优越性的重大关键。

3.儒学保存了来自原始氏族社会的仁爱、民本、大同思想，但儒学又充分肯定和竭力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就造成了儒学内在的深刻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儒学认为君臣上下的等级制统治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君主的统治必须符合仁爱、民本思想，并且要求在君主的统治下去实现大同理想，也就是实行“王道”，反对各种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做法。这使得儒学成为来自原始氏族社会的仁爱、民本、大同思想与后世产生的君主专制思想两者的结合、统一。如果只看到儒学维护专制统治的一面，并认为儒学的全部作用就只在维护专制统治，又把儒学中的仁爱、民本、大同(王道)思想简单地说成不过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所耍的虚伪花招，那就会认为儒学必须全盘否定。“五四”以来对儒学的批判经常在理论上带有这种片面简单的看法。

4.儒学的现代意义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其中来自原始氏族社会的仁爱、民本、大同思想至今仍有其无法抹煞、否认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些思想保存了只有在原始氏族社会才能产生、后来的阶级社会再难达到的伟大精神。即使是今天高度发展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伟大的精神面前，也仍然会显出它的渺小之处。仁爱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为我与为他的一致性，并且看作是人的本性所应有的一种内在情感心理要求，是人人所应追求实现的最高境界、最大快乐。它能够产生抗衡西方利己主义的重要作用，并且较之于西方诉之于上帝、与世俗生活相分裂的道德有其优越之处。关于民本思想，一些论者认为不过是要求君主为民作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就儒学把民本思想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相联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民本思想中很明显包含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仍是今天的现代民主也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现代民主固然是由民作主了，但如果由民选产生的政权国家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以民为本，那么这种民主就仍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甚至是一种骗局。大同思想，从现代的观点看来，在理论上是很简单的，但它又提出了人类所应追求的一种理想，即建立一个人人相亲相爱、没有私利的争斗、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即使说它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所提出的理想的合理性是很难否认的。

5.和儒学的现代意义相关，还有一个经常在讨论的问题，即儒学是否包含有科学思想？我认为此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学思想。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以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形式逻辑、实验方法、归纳方法等为科学思想的根本标志，那就会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思想的，并且会导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的否定，例如宣称中医是反科学的。因此，我认为要解决儒学中是否含有科学思想的问题，必须看到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不及西方的地方，也有优于西方的地方。中国人从来不主张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但也决不反科学。中国人的科学观念是与哲学、伦理学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的。儒家所讲的“格物致知”，包含着哲学的知、伦理的知、对自然事物的知，三者不可分离。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古代形态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哲学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对克服西方科学的经验归纳逻辑的局限性以及将科学与哲学、伦理学互不相容地对立起来的思想，将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科学思想确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但在全世界的科学思想中，它是一种具有伟大的哲学精神和伦理精神的科学思想。只要从西方科学思想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不处处用西方的标准来观察、衡量中国是否有科学思想，那就不难看出儒学中同样包含有科学思想。

6.儒学的现代意义，除上面所说的各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属于较抽象的、纯哲学领域的方面。这个方面包含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如天人关系、知行关系、道器关系、理气关系、生命、人性、真善美的本质等问题。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家缺乏理论思辨能力，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如果从陈述的形式上看，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内容实质上看，则儒家所涉及的哲学层面的问题是很广泛、复杂、深刻的，一点也不比其他各家贫弱。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对它进行一种细致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它的哲学的意义、内涵。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分析将会使我们从儒学中发现许多重要的、深刻的思想，并且完全能够对解决现代哲学问题产生丰富、深化的作用。其中，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儒家关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统一的思想。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能够统一和必须统一，这是儒家哲学，更扩大一些说，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它不同于西方哲学和优于西方哲学的关键所在。因为总的而论，西方哲学在很多情况下都陷入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中，从而又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只好求助于上帝、宗教。而儒家哲学由于从不怀疑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能够统一和必须统一，这就使它对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不同于西方哲学，并往往比西方哲学更合理、更深刻。

7.儒学具有不可轻视的、重大的现代意义。为了深入认识和阐明这种意义，我认为必须全力克服儒学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即前述仁爱、民本、大同思想与维护君主专制政治之间的矛盾。几千年来，中国儒家所说的“王道”之所以始终未能实现，就因为儒家把“王道”的实现寄托在专制君主身上。这种维护君主专制及与之相关的上下尊卑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民个性的发展，阻碍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又必须是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辩证的、科学的批判。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批判既要参照西方进步的思想，又不可处处以西方思想为尺度来衡量儒学的思想。要看到对于同一个问题，西方有西方的解决办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解决办法，中国人的解决办法可能有不及西方的地方，但也可能有优于西方的地方。因此，我们既要学习西方一切进步的、合理的东西，又要坚决破除西方至上、唯西方是从的错误观念。如毛泽东所指出过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三、对今后儒学研究的看法

1.儒学是中华民族尚待努力开发的伟大智慧宝库，因此我主张建立和发展当代儒家学。我的这种想法与一般所说“当代新儒家”对儒学研究的看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2.当代新儒家是在“五四”及其后中国现代思想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当代新儒家一方面反对西化派，另一方面又反对马克思主义派即社会主义派，主张从儒学出发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使自己成为独立于西化派和社会主义派之外的另一个思想派别。但当代新儒家的重要成就不在与社会主义派相抗争的方面，而在与西化派相抗争的方面。在这方面，当代新儒家反对拜倒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以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热切希望建立起足以同西方思想文化相抗衡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表现了一种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在学术上，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诸位先生对儒学所作的哲学分析，即对儒学所作的本体论及道德形而上学的探讨，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因为在现代的儒学研究中，对儒学的哲学分析具有不可忽视的根本性意义。熊、冯、牟三位先生的研究，不论其成就得失如何，都足供后来者参考与借鉴。梁漱溟、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儒学所作的文化哲学或文化现象学的探讨，涉及了哲学之外的各个文化领域，并且不局限于儒家，内容丰富而有启发性，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有不可否认的参考价值。当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述两个方面是成就最大的方面。

3.当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研究既有不能否认的成就，但也有局限性。第一个局限性是过高估计了宋明儒学的成就，在论及宋明儒学时又主要只讲程朱陆王之学。当代新儒家把古代儒学的发展划分为“原始儒家”与“宋明新儒家”两大阶段，也很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上述看法限制了儒学研究的范围，忽视了在程朱陆王之外历代儒学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宝贵的东西。第二个局限是陷入了“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至上主义中，忽视了道德与功利的复杂联系，同时也忽视了儒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道德与功利绝对不能相容。荀子一派的功利论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的东西没有受到重视。强调“内圣”而忽视“外王”，“内圣”又只是为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找到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减弱了儒学在现代可能具有的广泛意义。第三个局限是主张“返本开新”。这种主张就反对西化派的观点，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相联结这个方面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可以以儒学为本而求得解决，或主张在儒学基本思想框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一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儒学，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4.我所主张的建立和发展当代儒家学，在充分重视儒学至今仍具有的现代意义，坚决反对西化派这一点上，是与当代新儒家相同的。但在下述几个方面又有不同。第一，我主张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研究自先秦以来的全部儒学，不主张局限于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第二，我主张对儒学采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方针，即立足于现代去批判地考察儒学，继承与发展它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东西，把它融入到现代的思想中去，并解决西方现代思想所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的许多重要问题，使儒学产生丰富与推进现代思想发展的作用。这样一种儒学研究不是要在儒学原有的思想框架内去解决现代的问题，以建立一种现代的儒学，而只是要使儒学中一切合理的思想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来研究儒学的学者是当代研究儒家的学者，但不必是当代的新儒家，也就是说，不必就是孔子或程朱陆王在当代的信徒。第三，我认为在上述意义上理解的儒家学研究应充分包容各家各派的观点，当然也必须包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过去当代新儒家中有一些学者排斥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对儒学的研究是不利的。如果把儒学作为反共的工具来使用，那更是十分有害于儒学的研究的。实际上，儒学中的宝贵思想渊源于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有能够相通之处。如果注意到参照马克思主义以研究儒学，就有可能对它作出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更深刻的阐明。但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那种教条化的、“左”的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所谓“儒学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可以从对儒学的批判研究中去吸取许多宝贵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有根本差别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不对的，只能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并产生不利于现代化的效果。

(原载中国孔子基金会编《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儒学对话》，齐鲁书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