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考虑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1950年，毛泽东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43]当时学习的教材有于光远翻译的《从猿到人》（即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44]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4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46]莫乃群的《历史唯物论浅说》、[47]苏联教科书《历史唯物论》（米丁著，沈志远译）。[48]学习的主要观点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目的是要知识分子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阶级观、群众观和国家的观点。[49]
如前所述，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马列主义的普及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过程。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实践论》，30日《人民日报》转载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指出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号召学习《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指导各项工作。2月16日，该报又发表了《〈实践论〉开辟了我国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文章说，中国学术界的革命已经开始，这个革命开端的特点，“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于历史唯心论观点的极大规模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但是这只是学术革命的开端，还必须深入下去。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工作真正的成就很少，“毛泽东同志极其光辉地执行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各种根本理论工作的任务，他的理论工作总是站在实践的前面，因而领导了革命实践的前进”。但是，学术界“却还不善于学习毛泽东同志进行理论工作的方法”，“学术界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的需要，理论落后于实际”；“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它给我们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论的道路去从事学术革命的工作”；学术界各方面、各个部门都应该认真学习《实践论》，改进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个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将使中国学术革命的工作开辟了新的历史的一页。只要我们真正能够领略《实践论》的深刻思想，并认真地把它转化为学术的实践，那末，中国学术界将出现伟大的成果，那是完全可以预卜的。”[50]3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的社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是一切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与上一年发表的《实践论》相配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两论”的高潮。《新建设》第3卷第6期和第4卷第1、2、3期连载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此后《新建设》又连续刊登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在立场上，知识分子要从民族的、国家的立场转变到人民的立场，进一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立场；在政治态度上，要分清敌友；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要为人民服务；在思想问题上，要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知识的问题，周恩来批评了知识分子的自负。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从来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要把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结合起来，把死的知识变为活的知识。[51]金岳霖说，周恩来的讲话是结合自己的体验，结合党的历史娓娓道来的谈心，而不是盛气凌人的指示，很能深入知识分子的心中。他听后对从民族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再转到工人阶级立场的观点非常信服，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常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看是否符合总理的话。[52]
据《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讲话后，京津各高校开展了广泛的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不少教师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思想检查后，已着手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师们对三校院系调整问题也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各校还围绕本校的突出人物、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北京大学讨论和分析了胡适的思想，燕京大学讨论了司徒雷登的问题，南开大学讨论和分析了张伯苓的思想，清华大学教师讨论和分析了该校前校长梅贻琦的思想。”报道认为：“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的第一阶段（思想动员、端正学习态度）已大致结束，现在进入第二阶段，即着重研究文件，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等反动思想，划清敌我界限；这次学习运动的第三阶段学习重点是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第四阶段是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讨论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第五阶段进行总结。”[53]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保持其革命性和纯洁性”，《指示》要求在一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代清楚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所谓“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的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一切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东西”。[54]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指出“必须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使他们通过生动具体的思想斗争认识唯心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学会鉴别唯心主义思想，从而较为深刻地认识唯物主义思想的正确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把思想和政治等同。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认为“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于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要开展“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这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办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办法”。《指示》指出：“在学术问题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55]
从这年3月份开始，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习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演讲会，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举行了唯物主义讲座。[56]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逐渐展开》报道：“从3月份开始的大规模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运动，主要是采取举行突击宣传性的大报告的方式进行的。截至五月底，北京、天津等八大城市已有七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样的学习。”[57]在学习运动期间，广泛存在的“唯心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反动”的联系，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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