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

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再加上国内连年的军阀混战、封建地主的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的购买力锐减，土地价格下跌，耕地荒芜，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很多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农业经济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击。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农村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又成为左右革命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心问题，各党各派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时，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重新整治中国社会，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改造运动。其中，领导这场运动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和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晏阳初。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大意》中系统阐述了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和意义等，并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设想。一是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他指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实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二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和构造。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培养新礼俗，实现以礼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以法制为根本原则的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在乡村里还保存着许多，都市中则已被摧残无余，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因此，新礼俗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其重点就是在乡村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组织。从具体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以及民风民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根据以上理论和设想，梁漱溟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实践。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县有序开展了“政教合一”的试验。通过改革旧的行政方式，实行合署办公，该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他在县以下设乡学，以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还将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变为乡学村学，以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乡学村学的设立和运作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包括改良种子，防病虫害，改进工具等）以及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推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场乡村改造运动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触动了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发展了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总体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民中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乡村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他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其他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四大教育”。根据从事农村平民教育的经验，晏阳初总结出中国人的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针对这四种大病，他摸索出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平教会的乡村改造运动针对性地实施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就是所谓的“四大教育”。通过扫盲，在人人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

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始尝试四大连环教育，以培养广大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等构成了实验的主要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将四大教育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形成了乡村四大建设：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四大建设，使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融为一体，从而实现改造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这是贯穿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核心。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定县实验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四大教育”连锁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改造思想，说明农村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农村社会生产服务，为改善农民生活服务。但是，他把改造民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同样由于没有触及农村经济根本的土地问题，广大农村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农村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乡村改造运动为何失败？梁漱溟自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是社会改造的独立性和对政府依赖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政府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型关系对于乡村建设是有益的，而一旦这种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变成依附关系时，社会改造就有可能失去正当性，革命性会屈从政府的惰性而丧失动力。事实表明，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能有效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各种改革的措施，使乡村工作变成了地方的行政内容之一，往往是无法实现建设目标。第二点是乡村改造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整个乡村改造都是为了唤醒地方的自治力量，实现乡村的自治。但是，由于乡村建设不是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只是一种外力推动，不可避免出现了“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现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在原有制度的框架内实行浅层次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而最本质的土地制度不变的话，一切附着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制度都很难改革，无法激起广大农民的热情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