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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概述

时间:2022-03-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乡村破坏”造成的,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天灾人祸和风气改变,而根本的原因则是政治问题。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使得他们是不反对政府的。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概述_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第一节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概述

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20—30年代,一场由知识分子倡导的,在试图保持中国传统经济文化自我延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开发乡村劳动力的经济潜力,重构社会经济组织、注入现代农业科技因子等资源优化整合过程,来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和平建设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残余的剥削以及天灾人祸等多重侵袭下日益走向飘摇。面对这种情况,一批知识分子提出“救济乡村”、“复兴乡村”的口号,并通过在农村设立实验区以探索振兴农村之路,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其乡村建设的思想及经验教训,对于当今的农村改革,对于解决当今的“三农”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当时社会各界认识不一。同被誉为乡村建设运动三杰的梁漱溟和晏阳初(还有一位是卢作孚)就各有不同的观点。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乡村破坏”造成的,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天灾人祸和风气改变,而根本的原因则是政治问题。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梁漱溟写道:“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那么,乡村破坏又怎么讲呢?这有两层:(1)天灾人祸的破坏乡村。……(2)风气改变的破坏乡村。”“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2]

对此,晏阳初则另有看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兴衰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的衰败是由中国农村的衰败引起的,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毛病。1934年,他撰写了《农村运动的使命》,其中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农村运动’来担负呢?因为中国的民族,人数有四万万,在农村生活,要占80%。以量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农村。……就质的关系来说,民族再造的对象,当然也要特别注重在农村。”[3]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著名学者薛暮桥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批知识分子走的改良主义之路,他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乡村改良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4]著名革命家李维汉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谈及乡村建设运动时,说:“形成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连年军阀混战,造成农村破产,不仅贫雇农无法生活,就是富农和中小地主也遭到损害,因而产生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乡村改良运动。”[5]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尽管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大家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为挽救中国日益凋敝的农村经济,解救中国广大农民脱离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郑大华在其论文《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中有过阐述,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6]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还有人这样描述,“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7]

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是由乡村建设的工作者,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人物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看法决定的。如前文所述,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人物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要么是由于中国农民的“愚、穷、弱、私”而造成的,要么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崩溃、中国农村政治衰败而造成的。既然如此,要拯救中国农村经济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需要在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之下进行社会改良,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缺失问题即可。乡村建设运动的这一性质又决定了其建设的主要内容均是围绕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及移风易俗等进行。

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使得他们是不反对政府的。但是,在最初阶段,他们也不提倡和政府联系,取得政府的资助。梁漱溟就曾讲道:“我们的乡村组织,在最初的意思,很想用教育的力量提倡一种风气,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8]而且他认为,如果政府把教育当成行政来办理,参与到乡村教育中,则是办不好的:“如果在最近的未来,这种乡村运动的风气开展——政府自己来提倡乡村建设,举办乡村建设事业,添设乡村建设机关,这种风气开了之后,那么,我们要退出官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如不退出来,则乡村建设事业将缺乏活力。我们能退出来,倒很容易办(不是说退出来容易作,而是说退出来能有作法),能让乡村建设事业可以更深一度的往深刻里去;若乡村建设变为行政,则不能往深刻里去。”[9]

然而,事实证明,不与政府合作,仅靠各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的力量来推进乡村建设,是困难重重的。如果没有取得政府当局的支持,那么一些地方政府就会制造事端,给乡建工作者出难题,干扰甚至破坏乡村建设活动;如果得不到政府当局的支持,一些乡村建设活动就无法开展,比如调查研究工作中的调查户口、丈量土地等;如果得不到政府当局的支持,乡村建设实验的成果也无法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因此,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一些领导人意识到:“由学术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由政治的立场去建设农村是由上而下的工作。两者必须扣合起来,方可博收成效。”[10]于是,他们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号。所谓政教合一,“其内容就是:办社会教育的机关,借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借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或将下级行政机关,合并于社会教育机关(江苏昆山等处以区公所合并于民众教育馆);或就下级地方组织,而设教育机关(江西等处就保甲组织设保学);或以教育机关,而兼负下级行政的任务”。[11]简而言之,就是乡村建设的各种教育机关与各级政府合作,共同推进乡村建设运动。

可是,“政教合一”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12]这使得乡村建设工作面临一个重要的难题:高谈社会改造却又依附于政权。梁漱溟在1934年10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乡村建设遇到了两大难处,其中之一就是高谈社会却又依附政权。他说:“乡村建设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一点好事。既然是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依靠政权。因为,如果你(乡村建设者)承认现在的政权是一个革命政权,你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也就是他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那么,就用不着你作什么社会改造运动了。既然要进行社会改造,就说明现政权改造不了。他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他,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他底下活动;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够完成社会改造呢?你不但在他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他,这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我们要求社会大改造,而实际上靠现政权做事,这是一个大矛盾!”[13]而这一矛盾的产生正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所造成的。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派别与联合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1000多处。这证实了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元善的观点,他认为,乡建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零为整”,即它首先是在民间分散地从某一区域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某一方面作为入手处和中心点,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派别,然后在内容上扩展到其他方面,并与外面的派别发生交换和联系,化合成有机的整体。[14]所以,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由许多派别共同构成的。

在乡村建设运动初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梁漱溟的邹平村治,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高践四、俞庆棠的无锡民众教育,黄炎培、江问渔的徐公桥职业教育等五大派别。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在高潮时期就涌现出更多的派别,按当时教育家姜琦的观点,除了上述五大派别外,还有孙中山、沈玄庐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汪精卫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冯和法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雷沛鸿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观点各异的庄泽宣、崔载阳、古楳、千家驹、杨开道等“普通大学教授派”,邰爽秋的“念二社派”以及章元善的华洋义赈会等十多个派别。[15]

乡村建设运动的诸多派别大多是在乡村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转变过来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产生于西学东渐之后,尤其是1906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的近代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只限于城镇,乡村教育无人重视,五四运动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主思想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对广大民众包括农民进行教育对于实现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二是推行义务教育的失败,人们认识到要实现义务教育的普及就必须重视开展乡村教育;三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乡村教育的重视也影响了国人的观念,许多留学海外的学子就是专门从事乡村教育研究的,所以回国后积极提倡乡村教育。于是,全国教育界开始重视乡村教育,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去,各大专院校也在农村设立分校或兴办乡村小学。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陶行知负责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等纷纷将办学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一时间乡村办学蔚然成风,汇集而成乡村教育运动。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掠夺,以及天灾人祸的打击,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广大农民对于乡村教育提出了质疑,有的农民说:“看见某某读过书还是没有饭吃。”有的农民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面对这些问题,乡村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晏阳初就曾指出:“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很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16]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也指出:“一般办理民众教育乡村教育者,虽知积极改进乡村,改善农民生活,但终不免枝枝节节的帮忙农民,给他们一点好处,而不知组织农民,训练农民,使他们自觉发生力量,解决自身问题。所以令人不满意而发起乡村建设运动。”[17]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影响,西方国家通过农民运动而使国家得到复兴的经验,都促进了中国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变。

随着乡村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变,以前一些在农村设立学校从事乡村教育的机构、学术团体、大专院校纷纷将工作重心移到乡村建设上来,由此设立了各种实验区,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有:黄炎培负责、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基础上,选择江苏昆山的徐公桥,设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纯以教育、经济、组织三项为主要的指导训练目标”;晏阳初领导、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基础上,选择河北省定县成立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区;高践四负责、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无锡实验区”,包括黄巷实验区、北夏实验区和惠北实验区;曾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的陶行知,在乡村教育运动中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后因故被迫关闭,遂在晓庄小学的旧址上创办“山海工学团”,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下,把工厂、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的新细胞;梁漱溟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依托设立了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后来与河北定县实验区及无锡实验区一起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除此以外,全国各高校也纷纷加入乡村建设运动的行列,选址创办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区,如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清和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联合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山东齐鲁大学创办的龙山实验区、北平师范大学以“为建设乡村训练人才、从实事中培养学生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为目的而创办的乡村教育实验区、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农村建设实验区等。[18]

由于各实验区的领导人物的理论基础和所处环境不同,所以各个实验区工作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各个派别。但是,这些派别之间却也没有各自为政,而选择了相互联合。因为,各派就建设的宗旨而言,都是为整个农村经济的复兴而探索办法,所以从根本上没有冲突;其次,他们都认识到中国的重心在于农村和农民,“大家要在农民身上,农村里面,培养民力,扶植生机”。[19]在农村和农民问题重要性方面的共识是他们联系的基础。

乡建运动各派联合的最初形式是“乡村工作讨论会”。该会议一年召开一次,于1933年、1934年、1935年分别在邹平、定县和无锡召开了三次年会。会议旨在加强乡村建设各派的联络、交换知识、群策群力,以增进乡村建设的功效。在邹平召开的第一次年会,就使得各派不仅对于本单位的工作有了新的见解,而且对他人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即认识到乡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乡村工作不能只效法国外,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因地制宜;乡村建设也不能只偏重于一方面,必须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此共识也成为各派乡村建设工作的行动指导。在定县召开的第二次年会,共有76个团体的150多名代表参加,比前一届增加了一倍多。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乡村建设者的目标“是想在一个地区,用实验的方法,努力寻求着整套的或部分的切实有效的复兴农村方案,以推行于全国各个农村。……故必须设法使各方提携团结,用群的力量去寻求研讨,然后共同的目标方有迅速达到的可能”。[20]在无锡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共有19个省市的99个单位的171人参加。在此次会议上,各派再次达成共识,即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乡村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于是,许多代表参与了经济组的讨论,第一次分组讨论时,大家分别就如何提倡土货以裕民生、如何扩大公路效用以使农民充分利用、如何提倡公民服务促成治黄治江浚湖、乡村工作如何以民生为中心、如何提倡地方性小规模灌溉放淤及抽水工程以化水患为水利等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次分组讨论时,大家又围绕以下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如何拟定改革农村的整个方案、如何使无产民众参加合作社、合作运动推广后对金融监督工作如何分工合作进行、如何划一各省合作制度、改进信用合作后应如何注重放贷用途、如何提倡农民储蓄以防农村资金外流、合作学术机关与实施机关应如何联络、如何看待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土地村有制度。这些议题,反映出当时乡村建设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共同的问题,通过大会的交流,使各派关于乡村建设工作达成进一步共识。

除了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外,乡村建设学会的成立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建立也都体现了乡村建设各派走向合作的趋向和愿望。乡村建设学会成立于1933年在邹平召开的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期间,其任务主要是负责筹备和主持乡村工作讨论会。其成员都是当时国内乡村工作的先进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瞿菊农、高践四、杨开道、章元善、江恒源等著名的乡建领导人。乡村建设学会成立后,除筹备和主持乡村工作讨论会外,还与天津《大公报》合作,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主要刊登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报告和一些宣传讨论乡村建设理论的文章,这对扩大乡村建设的影响,加强各地乡村工作者的联络和经验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于1936年4月,由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平教总会等6个单位联合组成,其目的是培养乡村建设的人才。各个单位按照分工合作的原则,对人才培养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分工: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及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及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金陵大学负责农业,平教总会负责“连锁的农村建设工作”。协进会以河北定县及山东济宁为研究训练基地,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协进会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各高等学府作为人才培养中心开始担负起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事业中。

无论是乡村建设学会、乡村工作讨论会,还是华北农村协进会,他们在抗战时期,都没能将抗日救亡工作纳入自己的行动计划,所以,在抗战时期都纷纷停止了活动,没有持续进行下去。各派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归于沉寂。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着无数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派别,也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运动的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即被誉为“乡村建设运动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他们以自身的文化思想背景为出发点,对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及内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并在各自的实验区进行实践,形成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三大模式: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和卢作孚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下面主要对这三种代表性模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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