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敞开的文化尺度

客观地看，语义场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从文化角度看，语义场可以具体划分为种性文化语义场、种族文化语义场和地域文化语义场三种。

种性文化语义场　种性文化语义场是指某一庞大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并是这个社会集团成员所共守的文化形态场和文化能量场。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美国文化、英国文化等等，其各自所散发、荡漾出来的场能量和场文化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并且正是这种不同才形成了种性文化的差异性，才塑造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气质、文化性格的人。从文化种性看，每一具有完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所共守的那种文化形态都现实地滋生于和受制于一种语义场，所以，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场化的。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以氏族血缘为纽带、以父家长为主导、以政治专制为制度样式、以刀耕火种为基本的生产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存方式的种性文化语义场，舒卷着轻自然重人际的社会伦理，表现出轻追问和探索而重注释和阐发的学术方式，和反感个性生长、痛恨人格塑造、注重知识灌输和伦理教化的教育原则，而这一切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态、情绪、意向，都可以在那以“政治”化的血缘宗法主义为基础，以“天人观”为精神支柱的庞大语义场中找到其生命的根与灵魂。这即是说，古代中国文化的种种生命情趣都滋生于并维护于那以“天人合一”为解释因素、以血缘宗法伦理为语义核的专制政治化的语义场。由于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家长专制被作为政治专制的基石，一方面使家长专制合法化和文明化，即中国人历来把专制本身看成是一种文明，并且看成是一种可以拒绝和排斥其他所有文明的唯一文明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使政治专制与家庭专制融为一体。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使这一文化语义场深入中国人骨髓，构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家庭到社会，个体的人都被置于这一文化专制语义场之网中，无论是专制者还是被专制者，无论是家长还是君王、是儿女还是臣民，都难以逃脱这一恢恢之网，任何一个个体都难以甚至不可能与其他的个体结盟而突围这一疏而不漏的恢恢之网。因为这个疏而不漏的恢恢之网始于家庭又终于家庭，而家庭之网不仅用血缘来编织，而且还有财产的护卫，这是古代中国文化语义场何以焕发出如此根深蒂固的惰性融化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在古代中国文化语义场中确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长(君王)专制，是意在于追求天与人的统一和融一。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文化语义场中，其“天”并不是如西方文化中所讲的自然，而是意指上天、上帝的意愿、意志；其中所讲的“人”即是君，后拓展为人臣，因而，“人”乃君臣。“天人合一”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是指上天的意志如何与君主的意愿统一、融一，或者更准确地讲，君主的意志就是上天的意志。其次指臣的意愿如何与君主的意志统一、融一，这种统一、融一的正确方式就是臣必须服从君，臣子的意志必须丝毫不差的体现君主的意志。因为君主是天子，是上天之子，臣服从君主的意志，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就是服从和遵循上天的意志。因为上天派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天子)出走天界，降临人间来与臣同乐(统一，融一)，天人合一就是共享天臣之乐又称天伦之乐，而实现和享受这一天伦之乐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听天(子)(家长)的话，就是要按照天(家长)的脸色行事，凡事中庸(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胖不瘦)，这就是实现天伦之乐的途径。因此，在这一途径中，忠、孝、恕、悌、仁、礼，则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和生存的行动准则，只要依此办理，中庸境界即可达成，而天伦之乐将降服于你，这样一来，你也就“达”了。一旦你成为“达”者，就可以意其所愿地兼治天下(人、物、财、权)，所以“达”者可以并且在事实上能够进一步加强调度这天伦之乐的循环运转。在新的运转中，成批的“达”者被生产了出来，天伦之乐的莺歌燕舞也由此一步步引吭人间，永驻四海，哪怕就是“穷”者，也不会有丝毫的淡漠和厌倦，永远对这天伦之乐的人间胜境充满生命的向往与渴望。不是吗？你听听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是进亦忧，退亦忧”。再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是古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典型形象之一，这是他赢得后世沉痛悼念难已的最终激情生成的动力场源。屈原的漫漫道路是什么？是求取天伦之乐的道路，屈原上下求索的是什么？求索的是新的能终日相伴君王前，求索天(君)与人(屈原自己)之间的重新统一，重新融一，求索“穷”之后的新“达”!当屈原的这一求索一再失败，并最终挫毁了他的精骨，粉碎了他求“达”的灵魂，破灭了他必达的期望之光，他也就毫不犹豫地投身了汨水。屈原的这一疯狂劲，突破了中国文人“达者兼治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平稳框架，或者说突破了由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所混合生成的“达者兼治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平衡的场能量框架，对天(君)以及对天伦之乐有着更深的体验，更执着的追求，从而真正地显示和高扬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虽然他最后实现了与汩水(而不是天)相伴，但同时又发扬了“不成功，则成仁”，实现了“杀身以成仁”的(对天的)献身精神。客观地看，范仲淹虽然晚于屈原，但他用语言描述的天伦形象却是古典式的；相反，屈原虽然比范仲淹要早得多，但他用疯狂和生命谱写出来的天伦形象却是现代式的。所以，范仲淹的古典天伦形象与屈原的“现代”天伦形象相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也正是因为此，范仲淹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篇关于“达”与“穷”的天伦文章，而屈原给我们遗传下来的却是关于如何在“穷”中追求“达”的天伦精神。这一天伦精神向种性文化语义场的渗透、发扬、光大，就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乡里小儿的陶渊明也不能幸免。你听他一方面放达地戏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另一方面却沉重地压住吼叫地咀嚼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雄心。由此可以想见，天伦之乐的理想，天伦之乐的追求是何等地普照天下，沐浴人心，浸融灵魂。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的激励，才煽旺中国古代文化语义场的熊熊火炬。

种族文化语义场　种族文化语义场是以一具体的民族(种族)所拥有和共守的文化形态场和文化能量场。如回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等等，都现实的并且更是历史地敞开为一种浩荡不息的种族文化生态语义形态和语义能量场。所以从种姓文化角度看，语义场又总是属于具体的种族的。藏族人的“天葬”仪式和汉族人的土葬仪式回旋着这两个民族的不同文化语义场情绪和氛围——对“天”的敬畏和对“土”的崇拜，构成了藏族文化语义场与汉语文化语义场在其精神诉求和价值取向方面的根本区别。客观地看，种族文化语义场对种族成员的存在和生存的方方面面起到导向、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哪怕是个人在命名上也是不能摆脱种族文化语义场的规训与引导激励的。比如在姓名上，汉民族和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民族就不一样。对汉人来讲，总是姓在名前，名在姓后，这种顺序和结构排列方式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非常有讲究，因为这种姓与名的排列顺序和结构方式，表意在于表达和强调、渲染种族血缘的绝对重要，以及它在姓名文化构建中的独特地位，从而抑制了个体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社会价值。在汉族文化社会里，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血缘(家族、种族)是第一义的，个体生命只能是第二义的，因而个体生命必须无条件地承受血缘和种族意志的强加，个体生命必须无条件地承受血缘和种族强加给他的神圣义务和责任!因为“姓”是家族血缘的象征，而“名”则是个体存在的标志。这姓前名后的排列模式，恰恰翻卷着并敞开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长专制的基本文化情绪和社会伦理准则。英、美、法、德等欧洲民族的姓氏排列模式则刚好相反，是名在前姓随后，这种现象在人们看来是一件并不重要的细微末节的小事，但他同样体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体现着英、美、法、德等民族相同构的文化语义情绪，即强调个人的独立社会地位和独立社会价值，而不是种族意志与权力对人的主宰，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精神在姓名排列模式上的精神体现。

对人的看法，又常常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对男女情感的看待上。在古代中国社会，妇女却是只有姓而没有名。这一现象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上面的分析，即血缘的根本性和家族的绝对重要性，人可以丧失和不具备人之为人的一切，但切不可能丢掉血缘意志和家族赋予他的神圣责任和义务。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妇女成婚之后，须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丈夫的姓氏，比如这一成婚妇女姓王，她的丈夫姓张，则她被称为“张王氏”。这一奇特的姓氏排列现象，体现了古代宗法社会中的男性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即家族、血缘是重要的，但这种血缘和家族观念必须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男性权力是家族(家长制)和氏族血缘纽带的象征。正是基于此，国君不可以是女(武则天当皇帝引来多少非议)，家长不可以为母，父亲死了则是“长哥为父”来主宰“家”的生杀大权。已婚妇女的姓氏排列模式最为典型地敞开了家长专制社会男性权力的绝对神圣地位这一伦理政治化生活意向、情绪。而英、美、法、德等欧美民族则不同，首先女性都有姓与名，这体现了男女人权平等和人格平等，而男女人权平等和人格平等恰恰真实无误地展示出社会(政治、伦理)的平等观念、思想。其次，女性一旦成婚，将改随丈夫姓氏，这一现象并不如古代中国的已婚妇女的更姓，古代中国已婚妇女的更姓，是把丈夫的姓氏排列在自己原来的姓氏前面，欧美诸民族的已婚妇女更姓于丈夫，是去掉自己原来的姓氏，把丈夫的姓氏排列在自己的名字之后，这主要不是象征男性权力，其更为重要的语义情绪则是超越既成的社会伦理的两性爱情的生命结合与融一，因为作为家族象征的“姓氏”在这里起着联结两个名宇，即两个活生生的充满相互爱慕激情并永相厮守的人的作用。在这里，家族姓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间的感情和生活。所以，法国人把在一场冲天大火中先救出妻子、后救出父母的行为视为合法和合道德，其深层的语义解释因素也就包含于其中。

地域文化语义场　从地域文化看，不同地域给这个地域的文化语义场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地域情调。且不说不同的地域语义场所恃有的这个地域的生活风习，具有浓厚的地域味和其语言行为的方言化。就以水与土为例，生活在地中海的欧洲人为一种(对海的动荡不息的)好奇感所笼罩，从而滋生起一种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汉族人则(对土的肃穆静默)为一种平淡和谐感陶醉，从而生发出一种绵绵不绝的自守情绪。这两种情绪和精神恰恰导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特征——“水”和“土”。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且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的头脑。”[52]人类所直接继承的根本条件，却是地缘环境。“水”和“土”构成了欧洲人和中国人各自所不能摆脱的地缘环境，这一地缘环境最为现实地构成了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各自所驻守的语义场的地域性质规定。

概括地看，生活在地中海海岛上的欧洲各民族，面对动荡不息的蓝色大海，其赖以栖身的岛屿，在云吞雾吐的海浪夹击中，既无辽阔的博大，也无静穆的和谐，有的只是狭小和动荡不息。因而，在欧洲民族的原始体验中，脚下的土地并不是安全生息的凭据，因为狭小的岛屿在蓝色的海浪和海雾的吞吐中隐没沉浮，它有如一艘颠簸于地中海中的破旧船帆，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它本身就没有支持自身存在的基础，又哪能给人绝对安全感呢？因此，特定的地缘处境，使欧洲民族的生存始终惶惑于一种动荡难安、忧惧不已的原始意象之中：对荡动不息的大海的忧惧和对迷蒙、苍茫的天宇的惶惑构成了欧洲民族的原始生存意象——海天之象。在这种独特的原始生存意象中，本能地燃烧着对现有的无根无基的狭小岛土的企求拓展和对迷茫天宇的困惑。前者过滤生成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对后者的体验则提炼出对宇宙起源、对大自然的神秘造化的理性探索的形而上学追问品格。因而，在欧洲文化的生存进化中难以找到肃穆静默，难以有冲淡平和，更难以产生自大自守、知足常乐的人文风格。在这种原始的地缘化的生存意象支配下，欧洲人痛切地体验到：大自然对人的造化是绝对公平的，岛土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生命，都必须平等地承诺这一共同的地缘化的生存处境的严峻挑战。在严酷的自然挑战面前，每个人都得齐心协力，平等劳作、共承危难，因为大自然平等地把这样一种处境恩赐了每一个人，每个人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当血缘把个体凝聚在一起形成群体生产力向自然求生存的过程中，由于其海天之象的激励和燃烧，宗族血缘很快在剩余财富的产生过程中崩溃、瓦解，而让位于财富权力。财富权力的社会化确立，人们朦胧地看到了冲出海岛、开拓生活新天地的希望曙光。这样，冒险、创造、开拓、探索、追问，构成了欧洲人的基本精神。

然而，对中华民族来讲，其生存的直接地缘现实是东亚大陆的黄土高原。高原黄土构成人（种族、个体）生存的自然根基：雄浑广阔的高原，静穆默默的黄土，给人以稳定、坚实、平和、冲淡的生存感受。在这里，没有动荡和巨变，更没有恐惧和难安宁，有的只是如烟滚滚的黄沙所卷起的奇幻景观和静穆肃默的高原黄土所洋溢的无言的神秘感觉；在这里，茫茫的宇宙太空在围绕高原黄土运作，黑夜与白天相交替，阴与晴不定循环，风与雨、雷与电时现时没，就连悬空的月的圆与缺也是规则地围绕高原黄土而运作：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变中循环往复，唯有它的轴心——高原黄土，始终在静默肃穆中以不变应万变，并使万变不离其中——这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深层生存体验生存体验之象。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是一种基于黄土高原的地道观，是一种以“土”为根基和轴心的黄土观。这是中华民族对自身生存的地缘处境即高原黄土的深切体验向苍茫宇宙空间的幻化折射。

以土为根基和轴心，去描述对体验到的实在地缘处境——高原黄土的生生循环之象（阴阳五行运作），并将其对土的体验之象幻化为天宇之象，这恰恰表明了另一种更为深层的心灵幻境——高原黄土的稳定、实在，虽然给予人以平和冲淡的安全感，笼罩高原黄土的茫茫上空虽然按照地土的五行法则在运转，但它始终是高悬于高原黄土之上的神幻之象。因而，它总是给人的生存体验生存体验抹上丝丝不安的阴影，为着消除这种种本不该有的非安宁因素，唯一的途径只有尽其努力用实在的直观体验（阴阳五行）去框架它，并在其明知不可为而故为之的框架、解释之中本能地生发出对它（天）的敬畏。敬畏本身是一种求淡漠的不可淡漠的心灵幻境的特殊展现。当人们面对虚极幻化的天宇，用对高原黄土的实在直观体验之象去比附强言，这一经久不衰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那种对高原黄土的直观体验之象实实在在幻化成为了对茫茫天宇的体验之象。这一由地向天的体验幻相的完成，则是中国文化的原始意象——阴阳五行图景在不断的体验中走向对五方、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四季纪年的对应性直观演绎的实现。当地土之象图景——阴阳五行图景实现了对天宇万象的包罗之后，它也就在人的体验中由实在的高原黄土升上了虚极的茫茫天宇，升格为宇宙循环规律，即天道律令。由此而来，人们对地土之象的阴阳五行观念图景的崇拜与敬畏，开始获得了“天”的含义。“天”的含义的获得，地土之象原始图景也就开始隐退于后台。由于文化被创造的本身就产生着一种对人的方向性恃有与书写，这样，后人对地缘化的生存处境的直观体验，再不是民族祖先的原始体验，而是在已有的文化恃有中走向对衍生物的体验之途，产生衍生性体验之象。直言之，后人的体验是以天象化了的阴阳五行观念为心灵背景来直观高原黄土的，其所产生的结果是：作为原始体验之象的地土直观图景，被后人在体验中错位地理解为是天宇之象的最后完成形式，由此推演出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论是一种大宇宙思想，表达了一种大宇宙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