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交会地

三、多元文化交会地

道教在创立时就已经传入云南，起初对云南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不大。到了唐代，传入云南的道教与云南的彝族的巫教相结合，以大理巍山为中心很快发展起来。唐代以后，道教对滇西各民族影响很大。白族、彝族、纳西族等的洞经会都与道教有亲缘关系。明清两代是云南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永乐年间，长春真人刘渊然来到云南，他兼修正一派和全真派，将昆明真武祠改为真庆观，又在昆明黑龙潭建龙泉观，对昆明地区的道教发展影响很大。

道教从传入之时就与云南各民族的原始宗教相融合，深刻而广泛地渗透到云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之中，从而成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信仰道教的除汉族外，还有彝族、瑶族、白族、壮族、纳西族、布依族、水族、普米族、傈僳族等。云南道教具有多民族信仰的特色。

云南道教主要分布在昆明、保山、临沧、大理、楚雄等地。历史上，云南道观很多，现保存较好的有40余座，主要有昆明金殿、黑龙潭、西山三清阁，腾冲云峰山，临沧三元观等。而巍山巍宝山宫观保存最多，现有青霞观、玉皇阁、依仙阁、三官殿、三师殿、三皇殿、魁星殿、斗姥阁、无极宫、碧永宫、云鹤宫、培鹤楼、道源宫、财神殿等二十余座规模宏大的道教建筑。因此，巍宝山有“云南道教名山”之称，是云南的“道教圣地”。

早在南诏时期，道教就已在巍宝山广泛传播。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与唐王朝举行点苍山会盟，《云南志》中载有此次会盟的誓文，其中就有“上请天、地、水三官”的记载。从誓文所记仪式，可知会盟采用的是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从以上记载可知，南诏初期已信奉道教。巍宝山为南诏发祥地，五斗米道也有流传。《蒙化志稿》的相关记载以及民间传说都从侧面反映了天师道在巍宝山曾一度盛行。因此，道教在巍宝山的传承已有1200多年。

从相关的文献分析，道教早在唐代就经四川传入洱海地区。通过南诏与唐王朝的交往，其影响日益扩大。立于南诏初年的《南诏德化碑》，已经充分地表述了道教的哲学思想。南诏初期，道教是洱海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南诏后期，佛教兴起，道教受到排挤，但因有深厚群众基础，在民间仍有广泛流传。元、明以后，道教又盛行起来。元代以来，全真教势力大盛，大批全真教道士来到巍宝山，传播全真教。据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大理府当时有“道纪司”负责管理道教事务。清代后期，道教正一道又有流行。正一道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当时的道士多行呼风唤雨、役鬼降神之事。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道教文化在大理洱海地区从未间断，道教的重要流派都在此留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到了近代，大理境内道教有清虚、火居两种。清虚道出家；火居道从俗，平时与常人无异，只是有人请时持法器诵经，为人忏悔禳祷，赚点钱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理洱海地区农村到处都建有文昌宫或玉皇阁，每逢文昌帝君和玉皇大帝诞辰日，都要举行祭祀。大理一带做道场也很常见，正月十六日“送龙船”是最隆重的道教“打清醮”活动，要做道场三天。从民间信仰看，许多彝族、白族家中或供奉太上老君像，或贴挂“天地君亲师位”。农历大年初一，头一件事就是“请天地”，到龙潭水井处“请水”。农历六月初一至六日礼南斗，农历九月朔日至十九日朝北斗。人死或建房多请火居道士做斋诵经。在城镇和很多村子中还有洞经会组织，以讲传洞经为名传播道教，洞经会、拜佛会（又名莲池会）多在玉皇、老君、文昌、关圣等道教神祇诞辰做会庆祝。但在彝族、白族群众中，基本上没有专一的道教徒。

143年，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张道陵所立二十四治中的第七治是蒙秦治，蒙秦治设在离成都1420里的古越郡。北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四治》载：第七蒙治，山在越嶲郡台登县，西去城二十里，去成都1420里。治舆越嶲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后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于此山学道，上有芝英金液草，服之得度世，后有汉中君赵生得道于此。治应奎宿，凡人发之，治王九十年。

伊尹、赵生在此得道，可见道教在当时就已经传播到彝族地区。越嶲郡即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礼州一带，所辖之地，跨今四川省、云南省滇西部分彝族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辖邛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莋、会无、莋秦、大莋、姑复、三绛、苏示、阑、卑水、灊街、青蛉等十五县，辖境略相当于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今攀枝花市）及云南省祥云、大姚以北及丽江一带。巍山紧靠祥云，地处当时的“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南方丝绸之路”约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开辟，比北方的丝绸之路还要早500年，此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青衣（名山）—沈黎（汉源）—（越）—台登（冕宁）—邛都（西昌）—会无（会理）—青岭（大姚）—叶榆（大理）—蒙化（巍山）—永昌（保山）—密支那，而这条线上的主要居民就是彝族先民。秦、汉时已是民族大迁徙的时代，由此道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较多，一部分从蜀地南迁的道士、商人、军人等把鹤鸣山的五斗米道带到了巍山彝族中。

从史志记载，三国时期神仙方术在巍山彝族中就有盛行。《巍宝山志》记载：汉，孟优，蒙化人，居巍宝山，土帅孟获兄也。素怀道念，常往来于澜沧江、泸江间，得异人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军中误饮哑泉，手足四禁不语，或谓优有良药，使人往求之。优进仙草立验，亮惊异之，与语人：天运会深有契。后入峨眉山，不知所终。

夷帅孟获有兄“得异人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可见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的仙术已在巍山彝族中流传。

东汉道教在巍山也有传播。《巍宝山志》记载说：“东汉有道士杨波远，入号为神明大士”，常骑三角青牛出没于苍山、巍宝山、鸡足山和洱海之间，传播道教。

道教在巍山的广泛传入，应是南诏时期。唐代，南诏蒙氏家族与巴蜀有密切的联系，为道教在巍山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800年，南诏王异牟寻派人送《南诏奉圣乐》到成都，其中有“天南滇乐俗”四章为典型的“夷中曲”，这一乐曲为唐德宗演出时，一个庞大的南诏歌舞团组成“南诏奉圣乐”几个字，当时演出人员都执羽而舞。《新唐书》记载：“舞七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乐器30多种，演奏人员达196人之多。

贞元年间（8世纪末），韦皋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供南诏王室及其大臣子弟读书，一批毕业，又再派去一批，持续了50年，先后培养了南诏子弟数千人。《南诏野史》载：“张志诚，唐太和人，入蜀学羲之书，归乡教滇人。”同时南诏还派子弟到成都向天师道道士兼书圣王羲之学习汉文化和书法，王羲之为天师道世家，其子弟学成带回五斗道，即出现“南诏祀王羲之为先师”。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载：“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十月，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削解士卒衣粮，士卒入南诏境抄盗。南诏以衣食资之，得蜀中之虚实。嵯巅大举兵，攻陷戎州、邛州，抵成都，陷其外郭。掠子女百工数万人，自是南诏工巧，埒于南中。”李德裕节度西川后，南诏将掠来的数万人归还了四千余人，还有几千人留在南诏，其中有文人学士、工匠、僧人、道士。南诏很开明，重视汉文化，甚至对掳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很重用，如把具有深厚汉学知识的郑回收到统治阶级内部，教授南诏子弟汉学。这种与巴蜀的战争、民族的迁徙、文人学士间的学习，使巴蜀文化成为南诏接受汉文化的重要源头，五斗米道自然流入南诏。

阁罗凤命郑回撰写的《南诏德化碑》也见道教的影响：

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狱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位分九等，阐三教。

《南诏德化碑》中有了道教的基调，其中的一些词在道教里是常用的，如：“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道治”、“性业合道”、“阐三教”等说明南诏王室是非常重视道教的。

《巍山宝志》记载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神话故事，反映出道教“君权神授”、“神道设教”思想在南诏的影响。

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南诏王世隆曾“于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天尊”乃道教神名，铸“天尊柱”的行为，显示了南诏统治者受到道教的影响。唐光启元年（885年）南诏王隆舜命杨奇肱迎唐公主，“唐公主以八字奉上，命术者推算；曰：‘此大龙之命也。’上乃设七昼夜大斋”。推“八字”和设“斋醮”均属道教方士擅行的方术，南诏王对其的迷信同样表现了其对道教的崇信。

道教宫观在巍宝山始建于唐代。据史书记载，唐代在巍山境内先后建盖青霞观、斗姥阁、文昌宫、玄珠观，当时巍宝山已成为道家的栖息修炼之所，传说杜光庭、吕洞宾等曾经在此修炼、传道。明清以后，巍宝山这座融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为一体的丛林，香火越来越旺，成为了西南地区著名的道教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