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直立人群牙齿化石以来，盆地内古人类与史前考古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石器时代各阶段的代表性器物不断被发现，人类化石亦有新的收获，而且在上新世地层中，还找到人形超科相当数量的化石。所有这些材料为探索中国历史的开端，为研究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是作者多年来在元谋盆地内考察与研究的总结，以下分3个部分逐一介绍。
元谋盆地远眺
一、 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73年是正式公布在元谋盆地内发现旧石器与细石器的一年。自后不断有石器发现，现按石器编年顺序介绍如下：
（一） 早旧石器时代的早一阶段——元谋人及与之大体同期的文化遗存
目前至少有5个地点发现了石制品。它们出自元谋组第4段的第25，26层中。时代约早更新世的晚期，这些石制品多数出自地层中，少部分或由发掘后的弃土中找到，或者采自没有晚期堆积物的元谋组堆积物的表层上。
详细出地情况如下表所示。
元谋人化石地点及附近出土石制品概况
在这5个地点共发现35件器物，挑选了较好标本21件，占全数35件的60%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21件石制品中属石片制品为14件，砾石制品7件，故后者占全数21件中的33.3%。这21件石制品的发现地点与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元谋人化石点以及附近旧石器时期早期石器分类
1973年发掘中所获得的3件刮削器与炭屑，由于它们的发现，元谋人的真实存在获得了确认
1973年发现的奥尔杜威型砾石工具（刮削器）及带有使用痕迹的石片
1975年发现的刮削器
1985年胫骨化石地点发掘到的石器——砍砸器
1985年胫骨化石地点发掘到的石器——刮削器、白石英厚石片
含元谋人化石地层中的旧石器和骨器
1—有使用痕迹的石片；2～4—元谋人牙化石产地的刮削器；5—郭家包出土的骨器
牛肩包地点发现的敲砸器
石龙箐发现的两件石制品
据上表统计分析：
以9件刮削器和一件尖状器（共10件）分析，其中单面加工7件，双面加工3件，双面加工占到全数的30%，虽然例数不多，但所算出的比例数仍能作为参考之用。
根据器物大小的测量数字所示，最小体积者为46.0毫米×43.0毫米×32.0毫米，最大体积者为90.0毫米×60.0毫米×52.0毫米，在这21件中，半数长度在60毫米之下。
归纳元谋人的石制品有如下特点：
（1） 制作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石英与石英质的砾石。
（2） 石制品中由整块砾石加工而成的占33%，也就是说，砾石制品所占比例相当大。
（3） 无论是加工成型的器物、抑或仅具使用痕迹的石片或砾石制品，绝大多数或多或少带有砾石岩皮（或称“自然面”）。
（4） 石片的制备与器物的二步加工，几乎都采用锤击法，极少数用砸击法，且尚未发现使用碰砧与摔击法的痕迹。
（5） 尚未发现修理台面的痕迹，而是直接由砾石面上锤击取片。
（6） 二步加工比较粗糙，虽以单面加工为主，但双面加工亦占到30%；刮削器的刃缘多不整齐而呈锯齿状。
（7） 石器的器型已有分化，其中刮削器为主要器型，占到成型器物的64.3%；尖状器尚不够典型。砍砸类型器物发现不少，似有一类专供敲砸之用，这与发现该器物的地点中有许多破碎的哺乳动物残骸，且碎骨上常有砸击痕迹相呼应。
（8） 最小器物的径长为46毫米，最大器物的径长为90毫米，长度在60毫米以下者占半数，除一件石料外，未发现径长超过100毫米的巨大型石制器。
根据这些特点可知，元谋人的石器制作技术与我国早期旧石器时代后一阶段的文化相比既有共性（如工具以石片制品为主，器物二步加工以单面锤击为主，工具组合中以刮削器为主），但也有其本身的特点，如直接利用小砾石略加打击而成的原始石制品，似有专供敲砸兽骨的敲砸器出现，加工方法上两面加工的为数不少，约占30%左右等等，在黔西观音洞器物上见到的那种陡刃未有出现，再者，碰砧法亦未见有。总言之，元谋人的石器既具原始性，但器物类型已有明显分化，且较进步的砸击法与两面加工法已开始实行等；足见，元谋人石器亦非最初时期的人造工具。
除石器物，构成元谋人文化的尚有骨、角制品与可能人为用火的遗迹——炭屑与烧骨。在众多的破碎骨中有人为砍砸痕迹的标本为数不少，但加工成型的器物寥寥无几，其中能否真正成为“骨、角器”当需详尽加以对比研究。至于用火痕迹，仅只是推论，尚需获得过硬证据才能确立。
发现带有人工痕迹的骨片
“鹿角尖锤”
尖状骨器
元谋人文化的特点及性质如下：
（1） 元谋人能制作原始的石器，石制品主要以砾石为原料，不仅使用锤击法，还已开始施用砸击法来制备石片与进行二步加工，尚未发现修理台面的迹象；二步加工以单面为主，但双面加工也占相当比例；成型器物已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刮削器为主，出现供敲砸骨骸的敲砸器与利用小砾石略施打击而成的刮削器。
（2） 不仅砸骨取髓，还利用哺乳动物的肢骨和鹿角制作尖状器物，可供挖掘之用。
（3） 不排除用火的可能性，但尚需寻找过硬的证据。
由此可见，时代处于早旧石器时代文化最早阶段的元谋人文化，虽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原始文化，但其工具制作工艺水平已具一定进步性，他们不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寻找更早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原始人化石，是今后元谋地区进一步工作的重点。
最后肢骨鹿头骨（一种已灭绝的古老鹿类）
元谋人生活环境想象图
（二） 早旧石器时代后一阶段——老鸦塘材料
1988年12月，在进行元谋盆地西侧地区考察时发现这批材料。由老鸦塘中更新世月龙组的砾石层中找到一批打制石器，共挑选20件石制品，其中10件较好，内中砍砸器竟有6件之多，器型较大，还出现白莲洞式打片法的原始型，该法最早见于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的器物中，是由整块砾石，打去其两端，取其中间的厚片，再经加工，器物周边表面仍保存大部分岩皮。在这类器物中有一件呈盘状两面器的形式。
单面加工砍砸器
双面加工砍砸器（110.8毫米×130.0毫米×69.5毫米）
示其刃缘
使用方法
最大一件双面加工砍砸器（171.2毫米×125.3毫米×64.6毫米）
老鸦塘月龙组地层中的旧石器
1～3—砍砸器；4—刮削器
1973年在老鸦塘发现的一件砾石双面器
（129.5毫米×119.8毫米×68.3毫米）
白莲洞式打片法的单面加工砍砸器
错面加工的“盘状两面器”
尖状器一件，石英岩质，单面加工，尖部呈三棱状
（66.0毫米×44.2毫米×21.0毫米）
与元谋人时期的石器相比较，石料仍以砾石为主，打片与二步加工方法上亦采用锤击法，单面加工为主，两面加工仍有相当比例数，虽然所获器物数量有限，刮削器为数不多，但在工艺上仍可以看到有所进步，二步加工疤痕较小，显示工艺上较为细致，出现了“错向加工”与“白莲洞式打片”工艺的实例，这些均为元谋人时期石器中所未见到。另一区别是，此期的器型有加大的趋势。
（三） 中旧石器时代的代表——小横山与火车站的材料
小横山的石器是黄慰文等1987年12月发现于元谋组上覆厚约3米的砂砾层中，这层堆积物应属三级阶地，其时代要较原发现者所推测的来得晚，器物只有6件，见诸描述的为4件，其中一例端刃刮削器（P.6056）实为复刃刮削器，在其石片两侧错向加工，并各成凸刃和凹刃。
小横山地点旧石器
1—端刃刮削器（P.6056）；2—直刃刮削器（P.6057）；3—砍斫器（P.6055）（约1/2）
时代与之相当的尚有1973年作者在大能雨村侧火车站的铁路东侧山坡上采集的一批石制品，曾被描述8件，有一件盘状器（P.4109）仅保存一小块岩皮，其余各边均交互打击，致使正反面的石片疤重叠，这件器物显然要较在老鸦塘发现的那件盘状器进步得多。
（四） 晚旧石器时代的代表 ——四家村文化
该地点是作者1973年在元谋盆地东侧龙川江右岸进行考察时发现的，在二级阶地的一条冲沟地表上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在该冲沟的南坡曾进行发掘，从地层中获得一批石器，文本亨曾从中挑选53件器物进行了描述。1980年黄慰文等在此地采集到6件石制品，另外，1973年从老鸦塘、下棋柳月牙山、新村等地点也获得属于同期的石制品若干。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另补充了15件，以上总计属于晚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为83件。其出土地点与石器分类如下表所示。
元谋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和类型
根据对这83件石制品的描述与研究，以四家村文化为代表的元谋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点是：
（1） 器物的体积有大有小，但以小型居多。
（2） 器型进一步分化，种类增多，但刮削器仍占到大多数。且刮削器种类多，有厚弧背长刮器，圆盘状刮器出现。
（3） 原料仍为石英与石英质砾石为主，但器物的器身上保留的岩皮大为减少，甚至完全没有岩皮的。
（4） 石核的台面有加工的痕迹，另外出现砸击剥片的条痕。
（5） 加工方法上仍以单面修理为主要方式，但双面交互加工的方法仍有一定比例。加工的刃缘变平整，表现出相当的进步性。
（6） 器物的数量大增，在元谋盆地内属于这一时期的石制品很容易找到。
四家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
至此，可以归纳一下，自早旧石器时代早一阶段元谋人时期的石制品，发展到以四家村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间经历了170万年，石器制作的特点有以下的共性与发展趋势：
（1） 原料均以石英与石英岩砾石为主。
（2） 石片的制备与二步加工的工艺以单面锤击为主，但交互打击始终有相当比例。
（3） 石片制品为主，砾石制品亦为数不少。
（4） 石器器型，就目前已拥有的材料看，以刮削器为主，并随时间的推移器物类型不断增多。
（5） 器物每一时期大小均有，但总的趋势是先由小到大，器物明显加大，自中旧石器时代以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又朝小型化发展。
（五） 中石器时代的代表——大那乌文化
1973年在元谋盆地考察元谋人遗址时于大那乌、牛肩包、石龙箐、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等地二至五级阶地的风化壳表层曾发现一批细小类型的石器，有200多件，其中以大那乌地点发现较多，除各种类的器物外，还发现不少制作石器的工作点（workshop），由一组组石砧、石锤和众多的碎石屑组成。作者曾挑选出100件器物及部分典型的工作点进行了描述与研究。在大那乌地点竟发现了细石器制作工场！
在各类成型的石器中有一类尖状器很特殊，器身厚硕，但尖端呈短小的三棱状尖突，与四家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同类尖状器颇接近。
大那乌细石器制作工场，在该工场的一段残垣中有“小仓”，“小仓”中藏有石制品
“小仓”中的两件石制品，系采用“大那乌式砸击法”将一厚石英片砸击成两薄石片，其中卵圆形石片薄刃极其锋利（长20.5毫米×宽15.5毫米×最大厚7.4毫米）
典型的石器制作点（workshop）
小三棱尖状器
在近30件刮削器中有单刃、多刃、圆盘状、圆头状及辐刀型诸刮削器，在圆头刮削器中有一件“吻突状刮器”是采用两极石片单面加工而成，其刃部呈吻突状，它既与河南灵井遗址中同类器物相似，而且还与四家村丛林箐出土的一件被称为“较好的一件标本”P.4105系由黑色石英岩石片制成的亦具吻突的刮削器接近，只是后者尺寸要较大那乌的那件为大。
大那乌细石器
河南灵井细石器
四家村旧石器晚期的“吻突状刮器”
根据石核与小石叶的形态分析，大那乌细石器中制备小石叶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为经典的，即典型的小石叶制备法，即采用间接压削法，相应地出现锥状或柱状石核和狭长小石叶，小石叶上有狭长的小台面，剥离面上有明显的、小而圆突的半锥体。
另一种为非典型的，直接砸击而获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砸击方式：是将石核或厚石片置于石砧上，用石锤直接敲砸与石砧面呈垂直状安置的台面边缘，从而获得小石叶。用此种方法获取的小石叶体积小，厚度相对大，外形略呈梭形，横切面呈三角形或梯形，剥离面隆起，没有明显的半锥体；小石叶的尾端有时有剥落石屑的痕迹，故带有“两极石片”的特点；有时小石叶尾端没有剥落石屑痕迹，而是呈歪形尖状。后述这类小石叶还见于河南小南海遗址和四川富林遗址甚至日本细石刃石器群的石制品中。除发现这类相当多的小石核与小石叶外，上面提及的还找到一组组由石砧、石锤和石砧周围的许多碎石屑构成的“工作点”，其中以大那乌最多，故这种砸击小石叶的方法可称为“大那乌式砸击法”或“大那乌制片法”。
总言之，这批细小类型的石器有如下特点：
（1） 不仅体积小，而且不少器物属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如锥状石核和窄长小石叶，还发现原始型“扇形石核刮器”，尤其很多器物可与河南灵井文化中同类器物相比，十分相似，故将这批石器遗存归为细石器文化范畴是必然的。
（2） 与细石器共存的还有较大的石片石器，它的制作风格主要为晚旧石器时代的传统，而且与四家村及宜良出土的旧石器都很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种大小石器共存的现象还见于陕西大荔、河南灵井及西藏聂拉木等地的石制品组合中。
云南元谋大那乌细石器中非典型细石核
“大那乌式砸击法”或“大那乌制片法”：非典型细石核与从上剥制的非典型细石叶
出自日本冈山县恩原遗址的细石刃石器群，距今2万～1.5万年
元谋细石叶
元谋盆地细石器中典型与非典型细石核以及由它产生的小石叶（左方两组为典型石核与石叶）
出自云南大那乌细石器工场的刮削器（5.7厘米×6.2厘米×2.1厘米）是由小块扁状的砾石反向加工其两侧，然后在形成的斜方形凸起上，沿着长的对角线错向加工成刃缘，此件石器构思十分巧妙，使用方便，充分体现了中石器时代先民高超的石器制作技艺
（3） 小石片的制取，除典型的间接法外，还采用一种特殊的砸击方法，直接制备的小石片带有专有的特点，故这种工艺可称为“大那乌法”，这为元谋盆地细石器所显示的个性之一。
（4） 出现一批颇有特色的细石器器物，如形式特殊的靴状刮器、器身肥厚的“小三棱尖状器”，鸟喙状棱尖突的雕刻器及一类可供直接使用的小石片——与刃缘相对的一边常很厚硕，便于挟持和镶嵌之用。这在其他细石器文化中尚少见到。
（5） 就目前调查得知，这批器物主要产自各阶地的风化壳上，在旧石器晚期地点内，或在新时代遗址中均未找到同样典型的细石器器物，而且这些器物既不与早期陶片，又不与磨光石器伴生，只与一类旧石器风格的较大体积的石片石器共存，可与国内同样情况的地点相比较，故其时代暂订在“中石器时代”。
元谋盆地内大那乌细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是有重要意义的，是继中石器文化遗存在西藏聂拉木地区之后在西南地区的又一重要发现。
（六） 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大墩子文化
在元谋盆地拥有相当多数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见下表）。根据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学家阚勇生前文章所载，沿张二村河岸有大墩子、马大海、下马应登、新发村、大那乌村、张二村等遗址；在龙川江沿岸有下棋柳、江边（龙街）等，近年来还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大墩子最为著名。
元谋盆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一览表
（续表）
大墩子遗址1972—1973年曾进行3次发掘，获得相当丰富的文化遗物。该遗址离元谋县城4.5公里，东靠莲花山，南距元谋人牙齿化石地点4公里，位于龙川江支流张二村河北岸。遗址正处在张二村河两条季节性河沟之间的三级阶地上，系一高出河床14米的河旁台地。东西长160米，南北宽10～56米，现存面积约5 000平方米，已发掘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据阚勇的报告，大墩子遗址中包含早晚两期文化，在其堆积中，第3～6层属晚期居住遗址，第7～9层为早期居住遗址。经C14年代测定，早期文化距今为3 210±90年。各文化层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角、牙、蚌器和粳稻、动物骨骸。还发现火塘、房基、窑穴及墓葬。
关于遗址中的工具，出土率最高者为石、骨、蚌器3种，三者比例是：石器69.5%、骨器18.1%、蚌器11.8%，石器以磨制为主，琢、磨兼制者最少。作者曾观察了所采集的打制石器，并未发现细小类型，特别是细石器成分的器物。
鸡型壶
陶器
骨器
磨光箭镞
纺轮
石核刮器
一端有加工刃缘的骨片
小型玉斧
石锛（其宽端为锛刃，上端为凿刃）
原始型磨刃石锛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和平文化”为典型，而作为和平文化最为标志性器物是“苏门答腊石器”和短身斧。
“苏门答腊石器”（sumatraliths）最早于1924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Medam 地方发掘贝丘遗址时发现，以后在苏门答腊和平文化遗址里大量出现，成为苏门答腊和平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其他地区的和平文化中亦普遍存在。它是利用扁形的砾石，沿纵向（黄道带）劈裂后（实际成两个扁片），从有岩皮的一面，沿周边单向朝劈裂面向心加工，偶或也有局部双面加工的，它是“成型化”砾石工具。作为原始石料的砾石，其大小与形状决定了苏门答腊石器型制。有的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装上柄使用。总的来说，苏门答腊石器规正有型，呈椭圆状、盘状、矩状，加工较好，为和平文化特有的标志器物，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与其说它是工具，不如说是鉴别标志物。就作者野外考察的经历，苏门答腊石器在西南地区有它的踪迹，但不在中石器文化地点中，而是在元谋盆地的龙川江二级阶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见到由劈裂一半的扁平砾石制作的砍砸器，可鉴定为“苏门答腊石器”，由于它的存在，可见和平文化的因素可能已渗入到元谋盆地，其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127.6毫米×68.0毫米×19.2毫米
出自元谋盆地的龙川江二级阶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苏门答腊石器”
二、 “东方人”的“石器与骨器”和“蝴蝶人”的“石器与骨器”
报刊上曾多次报导，在元谋盆地发现距今250万年的“东方人”及其“文化遗存”与距今400万年“蝴蝶人”的“石器与骨器”。对此，作者曾于1987年、1990年两度前往元谋进行考察与研究，现将研究的结果介绍如下：
（一） “蝴蝶人”的“石器与骨器”
1987—1988年上半年，在小河地区蝴蝶梁子发现一批古猿牙齿化石及一具残破的下颌骨，被定名为“蝴蝶拉玛猿”，估计其距今年代在400万年。1989年9月27日文汇报报导，在该古猿化石地点“惊人地发现原始工具石器与骨器”，是“从228件石块及大量骨头化石中严格筛选的，其确定石器65件，骨器13件，都是粗糙的花岗岩制作的”，据报导，还发现一段左股骨，“已初步判断为直立行走的人的股骨”。由此，“蝴蝶拉玛猿”被更名为“蝴蝶人”。
“蝴蝶人”的正型标本（左），其雄雌个体大小不一（右）
所谓“蝴蝶人”的“石器”
作者详细观察和研究了这批“石器”，发现其中部分标本上面确带有一些剥落小石片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为数少，分散，体积不大，而且多在石块的边缘和顶端，特别是缺乏人工加工的典型特点，如打击点、半锥体、锥疤、放射线与同心纹，只是极少数标本上有类似放射状的波纹。此外，这些标本大多数被冲磨过，很光滑。标本上的这些疤痕无法用人为加工来解释，那只能求助于自然应力来说明其原因，后者包括有静态的如地层的压力，动态的如冰川作用、冰滑作用、流水作用、海洋作用及风的作用等。
根据地层堆积物的性质与产状分析，除了流水作用外，其他类型作用的可能性被排除。根据现场观察，在附近还找到了花岗岩的露头，可以论证，含古猿化石堆积物中的这些花岗岩块有两种来源，一是附近花岗岩沿节理面被自然风化后，沿山坡滑动堆积到地层中的，这部分冲磨的程度很小；另一大部分冲磨后痕迹明显的，系河流从较远距离搬运而来，不仅有花岗岩，还夹有少量砂岩，它们在搬运过程中彼此挤压，在石块那些薄弱的地方很容易剥落一些小石片，从而造成一些瘢痕。为了验证这点，作者在附近河床里竟找到与地层中相似的花岗岩块，上面带有相同的“疤痕”，甚至还有比之更好的标本。
所谓“骨器”，同样是冲磨后的骨片、残鹿角，上面没有明确的人为加工的痕迹，所以，这些“骨器与石器”，实际是自然产物而已。
（二） “东方人”的“石器与骨器”
1987年3月报导，在竹棚地区豹子箐洞地点发现一批古猿牙齿，同时宣称与这些化石“伴有”石器和骨器，并在报刊上刊登了这些石器和骨器，实际上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证明这一报导是失实的，所有石制品均采自地表，没有一件来自地层，并不与古猿化石伴生。1990年作者在当地考察时，也从地表面上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根据与已有材料的对比，显然这些石器是属于晚期的制品，一部分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一部分属中石器时代的细小类型。
竹棚豹子箐洞地点的“东方人”
“东方人”（上、下两列牙齿）与“蝴蝶人”（中列为上颌残块）
所谓“东方人”的“石器”和“骨器”
所谓“骨器”实为自然骨片，上面没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更糟糕的是，在报纸上报导一张“东方人”石器与骨器的照片，其中的鹿角，竟是将在蝴蝶梁子地层找到的这件标本搬到了竹棚地区。
三、 元谋盆地的古人类
（一） 元谋人牙齿的进一步研究
元谋人牙齿为钱方于1965年在上那蚌村北西800米处的山沟中寻找动物化石时，从一座高约4米的小土包下部发现的，先后经胡承志和作者的研究并发表专文。
元谋人上中门齿唇、舌面观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研究所采用的观测项目，先以右侧上中门齿为例，作如下的图解：
观察项目
唇面（Labial surface）
注：
唇面沟——唇面釉质表层上一种纵向的浅沟，由于它的出现，使唇面显得凹凸不平。
汤姆氏线——釉质表层上的一种横向的细纹，可在放大镜下进行观察。
门齿角——是指侧缘与门齿缘的交角，在一般情况下，近中门齿角接近直角，而远中门齿角为两缘连续的外凸弧线，这一点往往是判断上中门齿左、右侧的重要标志之一。
小乳突——门齿缘未经磨蚀时出现。
侧面（Lateral surface）
注：
侧面分近中、远中两面（Mesial or distal surface）两面形态略有差异。
颈线——为下凹的弧线，故由它可观察到齿根楔入齿冠的现象，一般近中侧较远中侧下凹的程度大些，利用这点可以帮助判断上中门齿的侧别。
舌面（Lingual surface）
注：
缘脊与切脊——是指齿冠舌面边缘釉质增厚的结构，它向内褶起，有时齿质也参与缘脊的组成。在切缘被磨蚀的情况下，切脊直接作为切缘，此时分舌面切缘和唇面切缘（见咬合面图）。
舌窝——由于缘脊的出现，舌面凹陷而呈铲形（Shovel-shapedness）。如有正中脊（Medianridge）存在，舌窝被分为左、右两半。
唇面 侧面 舌面
舌面基部结构的构成——在舌面基部有较为复杂的构造，常呈现不同的情况：
龈部隆起（Gingival eminence）——仅基部简单地隆起，其游离缘没有明显的分化。
舌结节或底结节（Lingual or basal tubercle）——基部形成明显的结节状突起，其游离边缘分化出指状突（Finger-like prejection）向舌窝延伸。指状突的发育程度又可分3种情况：
（1） 一般的——带有一个到数个末端界限不分明的突起。
（2） 中等的——指状突呈游离的脊状，其末端界限清楚。
（3） 发达的——指状突发育程度显著，末端呈结节状，甚至部分末端可能分枝。
正中脊或舌脊（Median or lingual ridge）——指状突中有个别的较为粗长，位于舌面的中线部分，向下延伸可达切缘。
齿带（Cinglum）——主要出现在猿类标本上，在舌面基部釉质呈横脊状突起，其两侧与缘脊相续。
舌面基部构造
咬合面（Occlusal surface）
注：
切角——门齿缘被磨蚀后，切脊与相邻的缘脊所组成的角度。在两侧，切脊向侧面转折时与缘脊所构成的角度在现代人中尤为明显（特别是近中切角），它被称为“Curvature-character”（弯曲特性），此点在早期人类的上中门齿标本上亦可看到。
咬合面
测量项目
径长
1： 齿冠近中—远中径长（Mesiodistal diameter of crown）
或称齿冠长（Length of crown），测量此径的最大长，测量时其方向须与切缘平行，且与唇面也尽量平行（依Tobias P.V. 1967 The Cranium of Australopithecu “Zinjanthropus” Boisei）。
2：齿冠唇—舌径长（Labiolingual diameter of crown）
或称齿冠宽（Breath of crown），或齿冠厚，测该径的最大长，一般在齿冠基部，测时须与最大长径正交，故为垂直投影距。
3：齿冠高（Height of crown）
在唇面测得，测颈线最高点至切缘最低点之间最大垂距，须与最大长径正交。
4：齿根近中—远中径长（Mesiodistal diameter of root）
或称齿根长（Length of root）。
5：齿根唇—舌径长（Labiolingual diameter of root）
或称齿根宽（Breath of root），测量此两径长时，在颈部，即齿根与齿冠交界处，以唇面或舌面上颈线最高点为准，测近中—远中方向与唇—舌方向上的最大径长，两径须正交。
6：齿根高（Height of root）
在唇面测得，由颈线最高点至根尖顶点之间的垂距，它与齿冠高处在同一纵轴方向上，故它们之和，即为该齿之全高。
7：近中、远中面上颈线的弯曲度（Curvature of cervical line）
从侧面测得颈线最凹点至最高点之间的垂距。此径长可表示出齿根楔入齿冠的程度。
角度
1：侧面角（Profi le angle）
从侧面测，齿冠与齿根两者纵轴之间的夹角。
2：咬合面角（Occlusal angle）
从侧面测，门齿缘咬合面（磨蚀面）与齿冠纵轴之间的夹角。
指数
1：齿冠模量（Module of crown）
径长 角度
齿冠（近中—远中径长＋唇—舌径长）×1/2
2：齿冠形状指数（Shape index of crown）
齿冠（近中—远中径长/唇—舌径长）×100%——指数值愈大，齿冠扁平程度愈大。
3：齿冠扩展指数（Spread index of crown）
齿冠近中—远中径长/齿根近中—远中径长×100%——指数值愈大，齿冠下端扩展程度愈大。
元谋人上内侧门齿测量数据及指数
注： 【 】表示有磨损 （ ）供参考数据
根据作者的研究，元谋人上内侧门齿形态有如下特点：
（1） 这两颗牙齿化石可能代表一个青年男性个体。
（2） 牙齿粗硕，齿冠尤甚，它呈切端较宽的扇形，齿冠扩展指数达141.9。
（3） 齿冠唇面除接近颈线的较为隆突外，其余部分较平扁，有明显的汤姆氏线、唇面沟及浅凹区。
（4） 底结节发达，呈园丘状隆起，占到舌面的1/2，其游离缘分出3条分离的指状突，近中侧一条构成正中脊，居舌面中央，并不延与切脊相接。
（5） 舌面具发达的铲形舌窝，且为正中脊分隔为左右两半，舌面内面多釉质褶皱，两侧缘脊明显皱起，远中缘脊较发达，其内缘与底结节之间因有小切迹间断而不相接续。
（6） 齿根颈部的横切面呈椭圆形，唇—舌方向较扁，两侧颈线有较大的弯曲度，近中侧的弯曲度明显大于远中侧。
作者曾将元谋人上内侧门齿的形态特征与更新世的人形超科代表（化石褐猿、巨猿、南猿类、直立人及化石智人）和全新世的代表（亚化石褐猿）、现生3种大型类人猿（黑猿、褐猿和大猿）以及现代人的某些组群做过广泛深入的对比研究，值得注意的有几种情况：
（1） 与大猿类比较，元谋人的差别是明显的，特别是褐猿，其上内侧门齿尺寸较大，齿冠厚硕，远中门齿角为强烈的圆弧状，使齿冠呈现显著的不对称的扇形；远中侧面明显隆凸，中央常有突出的棱脊；舌面基部结构复杂，或为齿带形，或为结节形，指状突数目众多，且比较细小，有时呈“簇状”，舌面铲形不发达，甚至缺失等，这与元谋人牙齿形态明显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2） 与南猿类型上内侧门齿相比较，元谋人既有区别（这是主要的，正如南猿与北京人在上内侧门齿的区别一样，即南猿没有很发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门齿铲形欠发达；南猿齿根粗壮且先膨大然后变小，北京人则是由颈部向齿根根尖渐次变细；南猿与元谋人的差异亦然，此外元谋人齿冠扩展程度要较南猿明显大得多），同时也有相近之处，而且与纤细型南猿的相近程度要大些。如齿根侧面无明显的浅槽，齿冠唇面较为平扁，有唇面沟，其下半部存在浅凹区域，齿冠的远中侧缘上端有趋向小结节的形式，与龈部隆起之间似存在小切迹。
（3） 与北京人同类牙齿相比，最主要的相似性，除了胡承志所指出的在尺寸、齿冠基部肿厚程度、底结节强烈凸起、有直行排列的指状突、褶起的缘脊及明显的铲形舌窝等两者相近（故两者基本属同一类型）外，尚可补充的为：发达的唇面沟，致使唇面粗糙不平；两侧缘脊的增厚不单纯是釉质，而且齿质也参与内褶；发达的底结节与指状突要占到舌面的1/2；齿根渐次向根尖变细等。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元谋人标本唇面平扁，甚至出现小的低陷区，北京人标本则较隆凸；元谋人的缘脊发达，但与底结节不相续，而为小的切迹所间断，北京人则不然，正是这两点元谋人却与纤细型南猿颇为接近。
此外，元谋人上内侧门齿的舌窝内面多粗糙；切缘磨蚀面与齿冠纵轴的夹角小，显示了较大的突颌程度；指状突的分隔现象明显，特别还出现正中脊，这些为北京人所缺如，或欠发育，在这些性状上又显示出元谋人接近猿类的特点。
这种接近猿类的现象在北京人身上亦有所反映，如臼齿上釉质多褶皱，髓腔为“牛齿型”以及齿根愈合等，在上内侧门齿上也偶有类似的特点，如有一门牙，其指状突略呈“簇状”，且齿根两侧有明显的槽沟。间齿根舌侧膨隆部分的形态与猿类很接近。以上所谓“猿类”，主要是亚洲的褐猿。
中国的直立人，由元谋人到北京人，在上中门齿上反映了接近猿类的特点，不能不考虑在禄丰与元谋发现的古猿跟元谋人的关系。
禄丰猿的上中门齿在与现代猿比较时，原研究者指出：“与人猿类相比，它与非洲大猿的形态相距较大而与亚洲猩猩有较多的相似性”，“禄丰古猿的牙齿与猩猩的相比，有较多的共同特征，如它们的上内、外侧门齿的尺寸相差悬殊，上内侧门齿都有舌结节和指状突……”。
据作者观察，禄丰猿的上内门齿齿冠呈不对称的扇状，远中门齿角为明显上翘的圆弧状，齿冠厚硕，与齿根相比较齿冠基部的厚度几与齿根等大，齿冠舌面基部多数有发达的底结节，但也有齿带型的，由底结节延伸出的指状突，一般为两个，甚至为一个的；在其两侧分布细小的釉质褶皱，唇面强烈外凸，外侧缘与底结节外侧边相接续没有间断。另外，齿根根尖明显朝舌侧弯曲，门齿切缘夹角小，呈明显锐缘，说明突颌的程度大。
因此，在形态上，禄丰猿的上内侧门齿与元谋人的差异较大，而跟现代猿类颇为接近。
元谋地区有两组古猿，一是竹棚豹子箐洞的，另一是小河村蝴蝶梁子的。有些人认为两地时代相差甚远，前者为距今250万年，后者为距今400万年；有些人则认为两者的时代相差并不悬殊，据钱方等磁性地层学研究，前者距今390～430多万年，后者距今450～520万年，基本同属上新世吉尔伯特极性期内，宗冠福等研究两地的古哺乳动物化石群后，认为两个动物群性质极为相近，所以这两组古猿实际上基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化石猿类。
元谋古猿的上内门齿，形态上基本与禄丰猿相近，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元谋古猿的齿冠尺寸变大，舌面基部结构的结节型和齿带型并存现象显著，指状突为数增多，“簇状”尤为明显，这些特点都与元谋人上内侧门齿明显不同。
所谓“东方人”的上中门齿实为豹子箐洞的古猿牙齿，是一枚恒齿牙胚，而且还处于萌发状态，这是不能与成熟的恒齿作对比的。
元谋猿上内、外门齿的唇面与舌面观
上内门齿舌面观：左为齿带型、右为结节型
上内门齿唇面观
就上中内侧门齿而言，在作者看来元谋和禄丰出土的古猿，与亚洲猿类的关系密切，它们舌面基部结构出现“齿带”与“结节”两种形态类型，而且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由之延伸的或另外衍生的指状突多呈“簇状”，齿端下侧外角呈外凸的圆弧状，这些特点，只在现生的或化石的褐猿上内侧牙齿上才明显陈示，巨猿上内侧门齿舌面亦有齿带和底结节两种类型出现，禄丰猿和后者的相近处还表现在唇—舌径、几与近中—远中侧长相等，禄丰和元谋古猿的上内侧门齿与外侧门齿大小悬殊，此现象亦为现代褐猿所有。由此可见，元谋古猿可能是由禄丰猿进化而来，它们沿猿类方向发展，巨猿也可能来自较禄丰古猿更早而属同一谱系关系的古猿祖先，这些猿类祖先很可能接近于人猿共同远祖。
元谋人上内门齿和北京人牙齿化石上存在的接近猿类的形态特点，想必来自推测中的人与猿的共同远祖，而非来自现在的禄丰和元谋古猿等。作出这一推论还依据吴汝康等（1989年）已发表的对禄丰猿研究所作的结论性描述：“禄丰古猿的颅骨与非洲现代大猿相比较，在许多特征上两者差异很大”，而“与猩猩相比，有较多的相似性”，就下颌骨而言，“总之在现代大猿中猩猩的下颌与禄丰古猿的较相似，而与非洲大猿的相距甚远”。
禄丰古猿的牙齿“与现代大猿类相比，它与非洲大猿的形态相距较大，而与猩猩的有较多的相似性”。锁骨呢？“同样与非洲大猿的相差甚远，而与猩猩的相接近”，“禄丰古猿指骨与猩猩相比两者总体上较相似”，“禄丰古猿上肢骨与猩猩有较多的相似性”。总之，禄丰古猿与猩猩的关系密切得多。
这些说法与作者在进一步对比研究禄丰猿、元谋猿的上内侧门齿与元谋人化石的形态特点时所获结论是一致的。
1998年作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人类演化研究室对元谋人牙齿化石再做深入研究，发现元谋人上中门齿的形态特点，尤其是舌面的铲形结构、发达的底结节和脊状指状突以及齿冠呈扇形等，均可追溯到出土于非洲的南猿及能人与匠人标本上。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它与匠人代表WT 15000的上中门齿在形态上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似提示我们，元谋人上中门齿可能成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的佐证。
STS 52左侧上中门齿舌面形态与元谋人（右）很相似
WT 15000中门齿的舌面形态与元谋人（右）的标本颇为相似
南猿门齿的抹刀型轮廓与元谋人（右）相近
WT 15000上中门齿的唇面形态与元谋人的标本很相似
（二） 元谋人胫骨的比较研究
1984年12月，北京自然博物馆野外考察队在元谋人牙齿化石产地的南面进行考察时，在距离原化石产地250米左右的郭家包南坡发掘一批哺乳动物化石，这一地点当时是交由作者的助手王波带领一批村民发掘的。在这些动物化石中有一肢骨骨干，据其大小、比例与形态特点判断，并与鹿类、猿类及人类同类肢骨对照，确认为人类的胫骨。
1984年元谋人胫骨化石发现现场
1985年元谋人胫骨化石地点发掘现场
1985年元谋人新化石地点的发掘现场
这是一段左侧胫骨，除缺失上下端外，骨干保持相当完整，骨干内面开裂，上有狭缝纵贯全骨，骨干外面亦稍有开裂，纵向的裂纹，沿着骨间脊的前沿自上而下，下沿至骨干下1/3处消失。骨干沉硕，石化程度深，表面呈红褐色，局部有黑色斑纹，该标本整体外貌上与元谋组地层中通常出现的动物化石一致。
从形态上看，该胫骨骨体纤弱，骨面缺乏粗硕的骨脊，很可能代表一个年少女性个体。
作者在元谋人胫骨出土点进行发掘
元谋人胫骨测量
据测量，该胫骨骨干长227.0毫米，相当于中点处的骨干周长为78.0毫米，横径17.0毫米，最大前后径29.0毫米，胫骨指数58.0，处于现代人扁胫指数（55～62.9）范围之内。
胫骨前缘圆钝胫骨
骨干后面有明显的腓肠肌隆凸
前缘S形弯曲极弱
胫骨前缘圆钝，尤以1/3处最为明显，至中1/3处稍有变薄趋势，再往下又复趋向圆钝，与现代人类型薄锐的前缘呈明显的对比。后者还以明显的S形弯曲为特点，而元谋人胫骨标本前缘S形弯曲极弱，尤其上半部分几乎不显。两者差别甚为明显。
限于材料来源，与南猿的比较仅有来自奥尔都威峡谷的标本OH—13和图尔卡纳湖东岸的标本ER—148Ⅰ，它们被归于“能人型”。前者的前缘较元谋标本更为圆钝且S形弯曲发育。ER—148Ⅰ标本只保存骨干的上段，其前缘反较元谋标本为锐。猿类胫骨中点横切面呈圆形，前缘几乎不显，人类胫骨形态的进化趋势是前缘由圆钝、直形朝薄锐与明显的S形弯曲发展。在这点上，元谋标本要较现代人远为原始，而与北京人现有材料相比虽有近似之处，但在这两点上也要原始得多。
胫骨前缘上缘的起始部分为胫骨粗隆，元谋标本与该结构ER—148Ⅰ标本相似，相较于现代人为弱，且位置偏向内侧。
现代人胫骨骨干内面的骨面较为光滑，由内面向骨干后面转折处常形成一条明显的侧缘，既内缘。它呈显著的脊状隆起，它上起内髁后方，下延至腘线内侧端处，并与之相接。元谋标本上此缘主要由骨干内面向后面转折而成，在其中部1/3处两面呈直角状转折。OH—13此缘较为圆钝，但在骨干下1/3段的转折处，有呈直角状的趋势，与元谋人胫骨有相似之处。
骨干中部1/3处两面呈直角状转折
骨干上端
骨干下端
在现代人胫骨标本上其骨干外面有发达的骨间脊，向下分叉，形成三角形是粗涩面，以附着骨间腱。在OH—13标本上，此脊上1/2段不明显，自中点以下渐显，然后下延并分叉，分叉后的前、后缘呈明显的脊突，前缘尤为隆突。ER—148Ⅰ亦然，并且它的骨间脊在骨干的上部就已显露。由此可见，元谋标本上此脊的发育程度介于能人型和现代人类型之间。
现代人胫骨后面有明显的腘线或称斜线。在元谋标本上腘线的起始部为长条结节状隆突，向斜下方延伸，与内缘相接续。在该隆突上缘的骨面上有一条状的凹陷，隆突下方有一滋养孔，孔长7.5毫米，最大宽3.2毫米，由滋养孔往下，隆起一条狭长形粗脊，再下即呈圆钝状隆起，滋养孔下的这一粗脊分骨面为内外两半，内半侧较窄，外半侧相对较宽。现代人类型的胫骨此脊亦将骨面分为内外两份，多数情况下，内侧半较外侧半为宽，恰与元谋人胫骨的情况相反。在尼安德特人群中，有些标本此纵脊十分发达，并向后隆突，形成后缘，如阿摩德人，此后缘发达并向后强烈突出以致骨干横切面的轮廓呈前后方向强烈外突的菱状。
能人OH—13的腘线不明显，但腓肠肌隆突发达，呈长条状。骨脊突出骨面，且下延与骨面纵脊相连，将骨面亦分为内外两部分；这两部分的相对宽度情况与元谋人胫骨相同，即外宽内窄。ER—148Ⅰ标本上的腘线亦不明显，腓肠肌隆突也不明显，总的来说，能人型胫骨的腘线结构欠发育，与元谋人有一定区别，而现代人类型胫骨此线则甚为发达，以致个别标本上腘线与外缘相交汇处形成狭长条状隆起，甚至明显突出于骨面，元谋人胫骨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内面
骨干外面的骨间脊发育程度介于能人型和现代人类型之间
滋养孔
X光片上元谋人骨干的骨质较厚，髓腔相对为小
由元谋人胫骨的X光片上所见，骨干的骨质较厚，髓腔相对为小，现代人类型骨干的大部分为髓腔。本研究根据残断胫骨推算身长公式计算，该胫骨所代表的年少女性身长为130.4～123.6厘米。
根据以上的对比研究，元谋出土的胫骨化石有如下形态特点：① 胫骨明显为扁胫型；② 骨干前缘明显圆钝，S形弯曲极弱；③ 有浅显的骨间脊（即外缘）；④ 内缘中部1/3段处，内面与后面相接呈直角转折；⑤ 骨干后面有明显的腓肠肌隆突，腘线发育，且有纵脊隆起将骨干后面分为内外两半，内半侧骨面窄而外半侧宽；⑥ 骨干的骨壁较厚，髓腔相对为小。
总言之，元谋人胫骨带有较多接近能人的原始特点而与现代人明显有别。
作者在研究元谋人上内侧门齿时曾指出：“根据目前现有材料的对比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元谋人上内侧门齿基本是直立人型的，考虑到他们生存时代要比北京人为早以及已有的直立人材料表明的复杂情况，我们有理由考虑元谋人上内侧门齿是我国南方迄今已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形态上与北京人的不同，反映了它们的原始性和可能具有从纤细类型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元谋人牙齿化石与禄丰和元谋地区发现的古猿同类牙齿相比较，其研究结果并未动摇原先的推论；反倒感觉到，禄丰和元谋的古猿可能是朝向猿类发展的一支。现在对时代稍晚一点的元谋胫骨材料的对比研究，发现元谋人在朝向现代人类发展的方向上似乎更多接近南猿类群中进步类型（能人型）的特点，它仍应归属到早期直立人的行列。
【补充1】
1999年《中国古人类遗址》一书中对该胫骨化石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对其扁胫现象感到不可理解；二是认为出土层位不明，怀疑它是否出自堆积物中。早在1995年英文版《中国人类演化》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点，以至美国人类学家沃尔波夫在《人类演化》一书中甚至认为：在元谋人地点附近发现一段胫骨化石，按照吴和Poirier 的意见，该化石出处不明，不是人类的（A tibia fragment reported from a near site has uncertain provenience according to Wu and Poirier and is not hominid, P463）。当时作者正在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云南古猿化石，顺便对元谋人胫骨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研究。此次与之对比的有阿法南猿、能人、匠人、卢道尔夫人和众多直立人与智人的标本。
阿法南猿A.L.129—1b（包含右侧股骨下端和胫骨上端）
用以对比的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sis）胫骨化石多为残段，A. L.288—1 Aq和A. L.129—1b均为右侧上端，它们的前缘均甚为圆钝，且S形弯曲不显。333X—26为雄性个体，其前缘圆钝的程度更甚，S形弯曲亦不显，但这三者骨干的扁平程度均不大。
能人标本此次观察者为OH 35及OH 13。
图尔卡纳湖的标本观察到6号8件，均为残段，虽然标示为人属未定种（Homo sp.），但据KNM—ER 1470人以后被定为卢道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想必它们亦可列入此种内。它们是：KNM—ER 1471，1810，741，476（B），1481（C）和1500（A）均为上端部分；1481（D）和1500（C）为下端部分。应指出，其中KNM—ER 1476（B）和1500（A）的骨干呈扁平状，与元谋人标本相近，其余诸标本均不呈扁平状。这些残段的骨干前缘均无明显S状弯曲，但前缘圆钝的程度表现不一：1810和1500（A）均显圆钝，与元谋标本相似；而其他均较锐、与后期人类相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元谋标本其骨干的中1/3段其内面与后面相接呈直角状转折的现象在KNM—ER 1471标本上明显存在。该标本骨干的前缘虽不及元谋标本圆钝，但其S形弯曲不显却与后者相近。总言之，在这批标本中显示了形态变化的多样性，何以如此，值得关注。在这众多的标本中，KNM—ER 1500（A）与元谋标本最为接近。
匠人（Homo ergaster）KNM—WT 15000出自肯尼亚的纳利奥科托姆地点，并保存较完整的胫骨，虽然骨干并非扁平状，但其前缘圆钝、S形弯曲不明显与骨干内面向后面转折呈明显直角状等，均表现出与元谋标本很大的相似性。
人类胫骨的主要形态特性的变化，在演化过程中既表现为骨干由比较粗圆趋向平扁变化，而更为显著的是骨干前缘的形状，由圆钝、直型，朝向薄锐和S形弯曲变化。元谋标本骨干的扁平状态使《中国古人类遗址》作者困惑，其实也曾使我们感到困惑。但在能人标本群中找到了类似例子，加之该标本群中的骨干前缘，亦出现类似后期的较为薄锐的变体，表明了形态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困惑也就释然了。
《中国古人类遗址》一书中所提及的“1991年周国兴等的最初报导说，这根胫骨的出土层位为覆盖在元谋组第4段第25层之上的坡积物的底部……但是也有报告说胫骨出自棕红色粉砂质黏土的表层，而不是出自堆积物”。其实仔细对照这两个地层报告，并不矛盾。
出土胫骨化石的地点为一小山丘，在1991年1月《考古与文物》的元谋人胫骨化石的研究报告中对该地点的地层剖面以及岩性的描述如下：
“① 坡积物：深褐色，由砂质黏土夹杂大小不等的碎石组成，碎石主要为元谋组砾石层中的砾石，粒径最大3厘米，一般1～2厘米。坡积物厚度不一，由0.25～1.5米，含动物化石残块及牙齿化石，包括云南马、最后枝角鹿的鹿角及淡水鱼类牙齿化石。人骨化石出自坡积物的底部。② 亚黏土层：红褐色，色泽较上覆坡积物为浅，厚0.5～1.0米，夹砂石透镜体和粉砂薄层，有钙质结核。此层含有零星哺乳动物化石。③ 黏土层：与上覆的亚黏土层无明显分界，亦含砂石透镜体，并有少量哺乳动物化石。由于胫骨化石出土于坡积物底层，恰好在亚黏土层的表面，其年代需慎重考虑。”
由此可见，该胫骨化石所埋藏位置恰好夹在第1与第2层之间，你可以将它认为属第一层底部，你也可以认为它属第2层的表层，不同位置其年代会有差别，故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其年代需慎重考虑。
《中国古人类遗址》作者所提的“也有报告”，就是钱方在《元谋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一书中［P75］对该地点的地层剖面所作的如下描述：
“① 上部坡积物，棕褐色土夹碎石，碎石主要成分为元谋组砾石层中的砾石，粒径最大者达3厘米，一般为1～2厘米，坡积物中含植物根系，含哺乳动物化石、淡水鱼类，带人工痕迹的骨片和石制品。② 下部棕红色亚黏土夹砂石透镜体和粉砂薄层，含有钙质结核、零星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人化石产于本层表层，即位于上部坡积物的底部。这套含有哺乳动物化石、人骨化石及零星炭屑的堆积物属元谋组第4段第26层。”
郭家包含元谋人胫骨化石的地层剖面图 ① 上部坡积物；② 下部棕红色亚黏土（原载《元谋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P76）
从上述两个地层描述中都明确指出该化石位于上部坡积物的底部，（钱方强调了“即位于上部坡积物的底部”）不可能得出该人骨化石并不是出自堆积物中的结论。198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对该化石地点再次发掘，并对埋藏状况做特别的考察。参加此次发掘的还有钱方、林一璞与张兴永。这次发掘证实了该胫骨化石确实埋藏在第1与第2层堆积物之间，埋藏状态还表明，该坡积物很可能来自上方相当于72011与72013地点的堆积物，系近距离搬运，该两地点处在元谋组的第26层，与胫骨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云南马、最后枝角鹿、龙川始角鹿等，说明其距今年代的古老性。
据对第4段第25～28层之间最新的古地磁年代测定的结果，胫骨化石的年代应至少为距今140万年或在140～170万年之间（朱日祥等，2008; Zhu,R., R. Potts, Y. Pan, L. Lu, H. Yao, C. Deng & H. Qin. 2008b. Paleomagnetism of the Yuanmou Basin near the south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constraints on late Neogene sedimentation and tectonic rotation.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72: 97—104.）
【补充2】
四家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化石
下棋柳亦即四家村的二级阶地冲沟（丛林箐），在此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而在风化壳上找到过细石器的典型器物。1973年在该处冲沟的沟头接近风化壳的堆积物中曾找到小段人类胫骨化石，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残骸。
该标本石化程度一般，呈棕褐色，上有黑色斑纹，系右侧胫骨上相当于中部1/3的上端部分，长62.0毫米，保留大部分外侧面前缘或小部分内侧面，前缘较锐，但其薄锐程度则不及现代人，靠近上端此段前缘的弯曲度不太明显，骨壁较薄，髓腔内为棕褐色钙质黏土所充填。
总的来看该标本属现代人类型，没有显示出特殊的原始性。
四家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胫骨化石
四、 “蝴蝶拉玛猿”头骨属性的研究
该头骨出自8704地点距地表2.4米深处的砖红色沙质黏土和灰黄色沙砾层的接触面上。发掘时所见，该头骨的面部向下，颅底朝上，吻部朝东。保存的颅骨部分以两侧上颌骨和鼻骨较完整，每侧上颌齿槽上各附着DC，DM1—3，M1 4颗牙齿，两侧眶缘保存，而颧弓仅保存基部，额骨只有左眶及眉间以上少部分保存，颅底缺失。
该头骨的保存状态猛一看颇好，然仔细观察即可发现，其左半侧面颅因在地层中受压而变形，且在眶上缘及眶缘下内角与鼻骨相接处均断裂，压力致使眶上缘断裂处的外侧部分上移，并同时内移而叠压在断口内侧的眶上缘上，相叠部分长达12毫米，且高出断口4毫米之多。眶下内角的断裂处，压力致使鼻骨下端与上颌骨相接处凸出4毫米，压力还使上颌体的颊面向内收敛。如将头骨置于齿槽平面位置时，眉间点与鼻根点（g—n）连线的上端明显朝外侧倾斜；如将两侧M1后方切点连线的中点与口点（01）相连，此连线的前端（01）由左侧倾斜，可见面颅朝下的该头骨，受压方向是朝向左前方的。由于两颅左半侧的位移，使得此部分的吻部突颌程度明显减弱。
右半侧面颅的保存状态稍好，但颧弓因受压而有所收敛，不似左侧颧弓要较之外张得多。此外，右侧眶下外角也有断裂，裂口一直下延至颧弓基部。综上所述，原研究者所称“整个面颅均未变形”的说法不确切。
该头骨乳齿已全部出齐，且恒齿M1已萌出，估计其年龄5岁左右。鉴于此，在进行形态学对比研究时必须强调：① 该头骨是一幼年个体；② 该头骨，尤其是它的左半侧面颅已明显变形。
头骨的原研究者曾归纳其形态特征为9条，其中第1，2，4，5和第8条，即超过半数以上竟是以变形的左半侧面颅为描述的依据，这些经过变形后的特征有：中面部侧视其轮廓呈S形波浪形，鼻骨下缘突起，眼眶为“圆方形”，其宽度大于高度；上颌前区较垂直、吻部不仅突出程度小，甚至明显后缩，两侧犬齿张开角度小等。原研究者还将这些特征认作是“进步性”。
实际上，如果观察右半侧面颅，情况大不一样，中面部侧视其轮廓为浅凹弧状，鼻骨下缘并不突出，眶宽相对地小于眶高，吻部突颌现象非常明显，上颌骨颊面不仅不内收，还很外展，乳犬齿外张程度亦不小。鉴于右半侧没有显著的变形，这些形态特征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状态的。
这具头骨上有不少幼年性状。除原研究者指出的齿槽平面为稍突的弧状、M1斜置于齿列中之外，还应包括：颧弓基部的起始部分位置靠前（约在DM2—M1之间）、吻部较短、犬齿窝较浅、梨状孔较短、眶上脊呈宽平状等。众所周知：幼年头骨尚处于成长中，许多为成熟个体所固有的性状还不可能充分显现，因之往往表现一些“进步性”。如面颅与脑颅的比例，愈年幼，面颅愈显小，小小的面颅尚未“放开”，这就跟“性差”一样，雌性个体在形态上往往也显得“进步”似的。
此外，在头骨形态上有几个被原研究者描述的性状值得探讨。
（1） 眶形问题。原研究者认为整个眶形呈近似圆方形，外上角显方。纵观之，在两侧眼眶上能保持原状的仅为左眶外半侧和右侧下内角，除此，多有程度不一的变形和破损。该头骨的眶形基本呈垂直长轴上端内斜的卵圆形，根据实测所示其垂直径长明显大于水平径长，禄丰西瓦猿头骨PA644眼眶亦呈卵圆形，其长轴在水平方向上，但作者怀疑这可能是受压变形所致。
（2） 原研究者称“上颌骨颧突位于DM2与M1之间，使上颌骨置于面部之下”，而不是上颌突出于面部之前。这里涉及头骨定位问题，这一结论不知是将头骨置于何种位置而得，须知定位不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在进行人类学形态描述时，头骨须置于标准位置，即FH平面。但在本头骨破损已缺乏双耳部情况下，无法设置FH平面，那只能设置齿槽平面来定位了。如果以齿槽平面为界，显然上颌骨不存在“置于面骨之下”，而是明显突出于眶面水平之前，“面部”一说不妥，因为上颌骨是参与面部组成的一部分。
（3） 关于梨状孔下缘的形态，原研究者对此有两种说法：即“梨状孔下缘较圆钝，和上颌齿槽部为弧状连接”，或“上颌前区较垂直，和梨状孔下缘折转状连接”。究竟是“弧状连接”还是“折转状连接”？这主要是分别观察两半侧而获得的不同结论。当然应以不受损坏的部分为界，即右侧此部受损稍轻，呈弧状连接，这较为切合实际情况，弧状连接接近猿的特点。
（4） 关于齿弓形状。原研究者认为“齿弓为后部张开的U形，犬齿处较M1处窄，故使之又接近抛物线形。从腭面看，基本保持原状的右侧齿列呈中部内凹的浅弧状，DC与M1均朝外张，而左侧的DC因受压几呈垂直状，该侧齿列几接近直线形。”由于受压，实际上齿弓的后部外张程度明显减弱，如系保持原状，则有呈V形的可能，门齿齿槽的前缘略有损坏而呈微弧状，但无论如何达不到近似“抛物线形”。
此外，原研究者认为存在额窦。但仅仅凭几个小气泡不足以证明该头骨具有额窦，更何况这是一具幼年头骨。亚洲褐猿是不具额窦的。
塔翁幼儿
元谋猿之蝴蝶梁子幼年头骨
塔翁幼儿、现代褐猿与元谋猿幼仔
现代褐猿、元谋猿幼仔与塔翁幼儿
蝴蝶梁子出土的这具幼小头骨究竟在形态上有什么特点，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客观反映出来。作者选用了现代幼年褐猿头骨和非洲南猿的塔翁幼儿（Taung baby）与之对照研究，同时尽可能避开受损与变形部分。
蝴蝶梁子幼年头骨与现代褐猿幼仔的头骨相近的特点有：
（1） 眶上脊弱，却明显绕眶上缘发育，在眉间相接处并不凹陷。
（2） 眼眶呈卵圆形，垂直径长于水平径。
（3） 两侧乳犬齿斜向上内方，犬齿轭呈斜V字形，犬齿齿尖突出于齿列之外，高出DMt齿冠水平约半个犬齿齿冠，有齿隙（塔翁幼儿乳犬齿并不突出齿列之外）。
（4） 上颌颧突与颧弓基部的下缘骨质单薄（塔翁幼儿骨质厚硕）。
（5） 无额窦。
（6） 乳臼齿咬合面上的褶皱较少，但是恒臼齿咬合面上的褶皱多。
（7） 上内侧门齿的齿轭显著，其齿槽孔孔径远远大于外侧门齿的槽孔孔径。
（8） 眼眶外缘的颧骨上有明显的颧眶孔。不过蝴蝶梁子幼年头骨上该孔呈长条状。
与塔翁幼儿头骨相近的特点有：
（1） 较宽的眶间距，但塔翁幼儿更宽。
（2） 中面部相对较宽。
（3） 硕腭较深。
三者俱有的特点为：
（1） 中面部侧视轮廓呈浅凹弧状。
（2） 眶下缘与鼻腔上缘（即鼻骨下缘）在水平方面上相接近或重叠。
（3） 梨状孔短、宽。
（4） 鼻腔下缘较圆钝，与上颌骨前沿呈弧状连接。
作为蝴蝶梁子头骨独具的形态特点则有：右侧齿弓为微凹的弧形，整个齿弓有V形趋向；塔翁幼儿头骨为抛物线形；现代褐猿幼仔头骨的齿弓为外端内收的U字形。
根据上面对比研究的结果可见，蝴蝶梁子头骨的形态显然与现代褐猿接近的程度，远远大于与早期人类的接近程度，这与前述上内侧门齿对比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最后就蝴蝶拉玛猿头骨的属性和关于云南出土的人形超科化石的分类问题进行讨论。
自1956年在云南小龙潭煤矿发现古猿牙齿化石以来，1975年在禄丰，1986年在元谋相继找到大量的古猿化石，它们分别命名为Dryopithecus keiyuanensis（1975年）、Sivapithecus yunnanensis（1979年）、Ramapithecus lufengensis（1979年）、Ramapithecus hudienensis（1987年），还有所谓的“东方人”（Homo orientalis）。
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Drypopithecus keiyuanensis被更名为Ramapithecus keiyuanensis（1987年），而所有禄丰古猿则被另一学者归入Sivapithecus lufengensis（1986年）之中，认为存在“同种异形”现象，即原来的Ramapithecus lufengensis是Sivapithecus lufengensis的雌性个体而已。嗣后，同一作者根据完整的西瓦猿头骨RA644的形态，将该西瓦猿属更名为新属——“禄丰猿属”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1987年）。不久之后，另有人将原有云南出土的所有拉玛猿属的各种类统统并合为一个新属，即“中国猿属”（Sinopithecus），而建立此新属的正型标本，即是蝴蝶梁子出土的这具幼年头骨（YV.0999），而创建“蝴蝶拉玛猿”原来的正型标本上颌骨（YV.0916）成为新属（“中国猿属”）的副型标本！“中国猿属”的提出，是该作者基于拉玛猿是人类始祖的旧观念，并由此引申出开远猿经由禄丰猿发展到元谋猿，而蝴蝶梁子YV.0999头骨展示了“进步的”接近人的特点，由此元谋猿发展为“东方人”、亦发展为“元谋人”，由此滇中盆地成了人类起源的中心！
云南目前所出土的这些古猿化石，在形态上具有共同特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能表明它们就是朝向人类方向发展的吗？
如果将禄丰猿化石中完整头骨PA.644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类标本相比较，具有很多相同性状，这已为一些研究人员所指出。而这些性状在蝴蝶梁子YV.0999幼年头骨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即：① 中面部侧视其轮廓呈凹弧状，上颌上翘呈梨状；② 两侧犬齿倾向上内方，犬齿轭呈倒V字形；③ 眶上脊较细弱，左右不相续；④ 上内侧门齿的齿根明显弯曲，故其齿轭明显隆起；⑤ 臼齿齿冠的釉质厚；⑥ 形态上性差明显；⑦ 上内外侧门齿尺寸大小悬殊，即上内侧门齿远远大于上外侧门齿；⑧ 臼齿齿冠的高度不大，呈低冠状；⑨ 具有齿隙。必须指出，上述这些性状不少为亚洲褐猿所拥有。
同时，禄丰猿与之不尽相同的性状有：① 眶间距较大；② 中面部短、宽；③ 硬腭短宽且浅；④ 眶形为卵圆形、外角较多，眶的水平径长于垂直径；⑤ 两侧齿列的后端外张；⑥ 牙齿形态不同，禄丰猿臼齿齿尖相对要高，咬合面上褶皱多；⑦ 眶下缘与梨状孔上缘在水平方向上接近和叠合。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性状中不少亦为现代褐猿所有。
有些研究者特别强调眶间距的大小在猿猴类分类学上的重要意义，想必是因为灵长类中有阔鼻、狭鼻两类型之分。故据禄丰猿眶间距较大等性状提出另一新种属，而区别于土、巴的西瓦猿属，甚至还据此认为它们可能是非洲大猿类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
在作者看来，同处狭鼻类群中，眶间距的大小在分类学上未必有属一级的意义。如果认为土、巴的西瓦猿眶间狭就是褐猿的祖先，那么为什么同一研究者所强调的禄丰猿牙齿形态特殊，明显与之不同，而这些特殊之处却正是接近褐猿的性状，这两者岂不矛盾？纵观之，两者在形态上如此多的共性才是主要的，差异性状还达不到属一级水平，仅能作为种一级的水平，也就是作为不同的种是可考虑的。再者，云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古猿，在牙系形态上与褐猿殊为相似，而颅骨上却反映出一些倾向人的性状。元谋蝴蝶梁子幼年头骨与禄丰猿的不同之处，很多是因为前者是幼年个体以及部分受压变形所致，实际上这些不同之处并没有提供更多朝人类方向发展的趋向性。相反，在与幼年褐猿和南猿幼仔头骨的对比中，反映的却是更多朝褐猿方向发展的性状。根据作者的研究，亚洲大陆所发现的西瓦猿（包括“拉玛猿”，实为西瓦猿的雌性个体在内），应为朝向褐猿方向发展的一群古猿。作者在研究华南褐猿牙齿化石时曾指出“史前时期褐猿如此广泛分布，它们的祖先类型应生存在亚洲大陆，应该到印巴和华南地区去寻找它们的祖先”。现在这些趋向褐猿发展的代表性化石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为什么要忽视它们的存在呢？故此，关于云南古猿的分类，依作者之见，仍保留Sivapithous yunnanensis不变，代表着朝向褐猿发展的一群古猿。开远、禄丰和元谋的古猿只是不同的亚种，代表着时间和进化程度上的亚种级差异，即：
Sivapithecus yunnanensis keiyuanenszs
Sivapithecus yunnanensis lu fengensis
Sivapithecus yunnanensis yuanmounensis
所谓“拉玛猿”仅是同种属中的雌性个体。至于“东方人”，并不成立，可并入时代与之相近、形态亦与之相近的云南西瓦猿元谋亚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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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元谋人”发现三十周年纪念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18—32，203—227。
《穷究元谋人，我的元谋盆地人类考古学研究30年纪》，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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