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

从历史时期来说，关于中国开放抑或闭关自守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清代。清史研究是西方汉学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更有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说。新清史的“新”主要在于它挑战传统的“满人汉化”观点，认为满洲统治者进关后并非单纯的汉化或儒化，而是多元化，并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类似的扩张倾向。明代的中国版图是满人统治的这个新帝国的最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满洲统治者成功地将许多现在叫做“少数民族”的地区和人民也纳入大清帝国，在让他们享有一定的自主和保留族裔身份认同的同时，成为新帝国的一部分，与成为统治者的满族和在人数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共处一国。同时满洲人也处处精心地保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族裔认同。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政策行为往往是背着汉族官员做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多元而非满汉双元的帝国。所以有些清史学者坚持认为清史应从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或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1644年建都北京是清的重大扩张，此后特别是在18世纪又大大扩大了疆界。^[12]

清王朝的开疆拓土最明显当然是在康熙朝，但在国力式微的19世纪甚至到了行将崩溃的20世纪初，这种企图和行动也未停止。如左宗棠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征新疆，不仅是镇压回民起义，更是抵制沙俄蚕食，控制中亚地区。在左宗棠的几次奏请下，清政府在国势日弱的情况下，尚于1886年成立新疆省，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满洲方面，面对俄国的野心，清政府先是放松了汉人不得到满洲定居的规定，1860年后让汉人大批移民黑龙江流域，到了1887年整个满洲都对汉人开放，不仅禁令废除，事实上还鼓励汉人移民满洲，以此遏制俄国南下满洲，用心十分明显。到了20世纪初，则更将满洲划为东北三省。^[13]

这些研究认为清代的中国能拓疆扩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军事技术力量仍处于较强地位。甚至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到了我们一般所说的“落后挨打”的境地，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仍不可小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在其近作《自我主张：中国的科技，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 1990，2005）中指出，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力量明显优于日本。清朝海军有65艘战舰，在世界上排名第八，日本仅其半数，只有32艘，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一。中国的海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在装甲、火炮、吨位等质量上也优于日本，因此当时西方绝大部分观察家都看好中国。就是日本内部，虽然一般报章杂志小说等狂热鼓吹战争，但上层知情人士如当时著名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1835—1901）等也发出谨慎的告言，告诫民众不可轻敌。艾尔曼认为，中国的失败并非败于军事和技术力量的不足，而是败于内部的不合作、组织的不善，以及官员的腐败。^[14]

这种认为帝国晚期中国军事力量仍不弱的看法也体现在明史研究上。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石康（Kenneth M.Swope）在其新著《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1592-1598，2009）中指出，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意在控制中国，并进一步控制亚洲，与20世纪日本的东亚战争相同，故应称为历史上第一次东亚大战。明朝政府深知日本的战略意图，故派重兵援朝，使丰臣秀吉这场以“龙头”开始、历时多年的征战，最终不得不以“蛇尾”结束，退出东亚大陆，战争不了了之。石康认为万历皇帝远非一般认为的那样昏庸、不理政事，而是深明大势，在外交和军事上从容对付日本的有见识、有担当的皇帝，而明朝的军事能力，仍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诸国。^[15]在另一项关于明清战争的研究中，石康更明确指出明政府绝非一个孤立、消极、无竞争性的政权，明朝的失败不是因为技术的短缺或是西方一般认为的传统中国有反军事创新的文化缺陷，而主要是败于内部的私斗和党争。^[16]

关于明末中国军事能力的最新研究是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欧阳泰（Tonio Andrade）刚出版的《失去的殖民地：未经叙述的中国首次大胜西方的故事》（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2011）。该书用了大量中文和荷兰文的原始资料，论证郑成功是如何击败当时西方的海上首霸荷兰。欧阳泰说他在开始这项研究前就是对“中国落后论”持异议的修正派，而这项研究更加深了中国在16、17世纪并不落后于欧洲的观点。欧阳泰指出荷兰虽然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碉堡和大型航船建造技术，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智慧却处处高荷兰人一等。国姓爷（郑成功在台湾和海外更知名的名字，英文作Koxinga）的战船虽然比荷兰人的小，却能以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包抄围攻、因敌制胜等战略战术处处使荷兰人处于被动。而且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也早有了解。早在15世纪初的明代永乐年间，中央政府就有火器部门专门研究西方的大炮。所以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虽然日军装备精良，明神宗派去援朝的中国大炮却更胜一筹，使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处处提防明军的大炮。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17世纪中下期，中国人在制造大炮方面仍与欧洲人不相上下。据当时参战的欧洲人回忆，中国人在使用枪炮的效率上在世界上少有匹敌，而且“中国人对什么东西看上一次就能回过头去制造了”。^[17]

再回到如何评估满洲王朝的汉化问题。其实这并非刚出现的学术热点，罗友枝（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这两位都当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在十几年前就对此有过辩论。罗友枝在1996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上宣读的会长报告（Presidential Address）中，提出清朝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汉化，而是多元化。^[18]不久何炳棣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学刊上发文抨击罗友枝的观点。^[19]此后罗友枝出版了《最后的帝皇：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2001），全面阐述她的观点。^[20]罗何辩论的意义在于它更新和充实了传统史观。虽然这样的论争很难有定论，新出版的著作大都倾向从民族多元的视角观察清史；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亚洲研究学刊》这样的期刊上载文讨论，新清史影响大增。新清史强调把有清一代放入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则更符合目前学界把国别史放入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global history）中去研究的大趋势。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清史新作就是以新清史的一些基本观点立论和铺述的。

罗威廉是美国有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也是西方中国史学界修正学派的一员主将。他的两册《汉口》，特别是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69- 1889，1984）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讨论的点火之作。罗威廉在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大清》（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一书是他多年研究清史集大成之作。西方习惯于称明清时期为“中国帝国晚期”，但这个“中国帝国晚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定，有时可上溯到宋元时期。罗威廉则主张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转折期为中国的“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与欧洲的近代早期并驾齐驱。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称清代为中国的近代早期，但远没有“中国帝国晚期”这个说法流行。^[21]罗威廉指出，17世纪中至20世纪初在欧亚大陆出现的大清帝国绝非西方人长期认为的内向的、固步自封的天朝。恰恰相反，清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清朝既与以前的朝代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也与清以后的政权迥然不同，但是今天我们称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和社会，却是在清朝版图上建立起来的，并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22]清朝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多民族帝国，原来生活在以汉人统治的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大致认同了清王朝。即使在国力日衰的19世纪后期，清政府尚能收复新疆。辛亥革命后，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中国反而面临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分崩离析的新形势：如外蒙独立，西藏离乱，新疆割据，满洲建国等。

这本书的研究工作始于美国“新清史”学派发展的初期，这一学派不仅为研究清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在与同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研究视角的互动中，逐渐对“中国”（“China”）和“中国人”（“the Chinese”）的内在意蕴重新加以关注。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的成名作《昧晦之鉴：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也译作《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认同》），用了大量汉文、满文和韩文档案资料，分析“中国”（any“Chinese”state）与“中国人”（the “Chinese”people）在定义上的差别，被称为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问题的标志性著作。例如她分析清末梁启超和章炳麟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基地的辩论，前者强调在皇权（emperorship）下的民族大同，主张延续大清帝国；后者鼓吹以民族革命推翻满族统治，甚至引日本和朝鲜人为“同族”而视统治中国260余年、很大程度上已汉化的满人为“异族”。柯娇燕认为到19世纪为止，把中国凝为一体的不是儒教的大同思想（Confucian universalism），而是皇权，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足以凝聚清帝国留下来的“中国”，所以梁章之争各执一词，最后仍成“昧晦之鉴”，而推翻帝制后的中国最终以新的共产主义式的大同（the new universalism of communism）才得以大致维持清帝国的版图。^[23]

柯娇燕、萧凤霞（Helen F.Siu）和苏堂栋（Donald Sutton）等还共同编辑了一部由十二位清史专家撰写的论文集《边缘上的帝国：近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族群与边疆》（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 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2006），指出在所有文化和种族多元的帝国中，只有中国历经现代国家（modern statehood）的洗礼和20世纪的剧变而未分崩离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的政策能够促使文化多元与同化齐头并进（simultaneously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assimilation），而共产党建政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清朝的民族政策。过去时代是团结在皇帝的旗帜（emperorship）下，现在则代之以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自治区制度以及树立少数民族的模范人物（诸如蒙古族的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和维吾尔族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与清朝的国策似曾相识。^[24]此外如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Elliott）也是新清史的一员健将。他的近作《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以满文档案作基本材料，强调八旗制度在清朝奠定和长期统治中国中的重要性，认为满族能以一个开化伊始的少数民族统治一个文明悠久、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几近三个世纪，并能一直保持满族的族群凝聚力，八旗制度是其关键。^[25]欧立德最近还出版了一部比较通俗的乾隆传记，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18世纪的中国，将乾隆皇帝形容成一个“世界性的人物”（Man of the World）。^[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