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

一、财富的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

财富生产不同于价值创造，它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讲劳动价值论时作过明确阐述，并且引用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作为重要诠释；对于混淆价值创造与财富生产的观点，也做过严厉的批判。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哥达纲领》中所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并以此作为价值分配原则的前提的观点，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是“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2]这就是说，只有在劳动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财富。因此，“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3]

然而，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还是应当作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之所以批驳拉萨尔之流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旨在说明财富的生产不能离开物，而不是要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马克思的财富创造论和劳动价值论所强调的恰恰是劳动而非物，因为人和物虽然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物无论多么重要，在生产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们不能老是指望从自然物中去获取新的财富。只有通过劳动实际地改造对象世界，才能真正“激活”物，使物产生对于人的新价值，变为人们的现实财富。所以，劳动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4]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都不是靠自然的恩赐，而是靠人们的劳动、改造而获得的。只要切实面对现实，这一事实是不难理解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就具体阐述过这一点：“那些最不容易出产财富的地区现在是最富庶的。北美洲的国家比南美富，南美的国家远比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富，这里居住着南欧移民。两大陆由北到南人力资源的分层化，基本上影响了现代的贸易方向；但这种影响是自身作用，而不是最终原因。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财富是由人口的特性，并非由自然的恩赐所支配。”^[5]

马克思无疑把劳动作为财富的尺度，但又在不同地方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其他尺度。如把“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已不再表现为像以前那样包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而是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样，“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6]又如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随着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消除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7]再如把“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要求个人的社会自由和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因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8]

马克思关于财富尺度的表述虽然很多，但从总体上来看，财富的尺度主要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动尺度，一类是人的发展尺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等尺度均可归为人的发展尺度)。这两类尺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分别地看，尤其是联系特定对象看，这些尺度均不难理解，而要联系起来从统一的历史观来加以考察的话，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需要作出新的理论阐释。特别是在今天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遇到了新的挑战，劳动尺度的理论还能否成立，有否当代价值？如何准确地理解和实际处理好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的关系？这些都是财富论研究中必须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

不容否认，马克思主要是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历史条件来提出两种尺度问题的，而且强调的重点和研究的旨向也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排除两种尺度的内在关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两种尺度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人的发展尺度总是以劳动尺度为前提和基础的。人作为一种社会“积极存在物”，其存在的方式最后要反映到活动的时间上，时间的分配与使用反映着人的存在状况与发展程度。由于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用于维持自然生命或肉体生存的时间多了，用于自身发展的时间就必然减少。如果人们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从事谋生的活动，那就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发展或“人的积极存在”总是以实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尽量减少和节约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9]如何节约劳动时间？这不是靠人为的缩短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靠“禁欲”所能实现的，而是以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为前提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条件下，财富的尺度只能限定于直接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意味着财富的多少；要想创造更多的财富，只能是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财富的创造才不主要依赖劳动时间，而是更多地依靠科学与知识，相应地，衡量财富的尺度也必然是人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起码前提和必要条件，离开了财富的劳动尺度，就无从谈及人的发展尺度。没有劳动尺度的奠基，人的发展尺度根本无法确立起来。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财富尺度问题时，也从来没有离开劳动尺度抽象地谈论人的发展尺度，后者就是从前者自然引申出来的。

但是，人的发展尺度又不是劳动尺度的简单延伸或一般推论，而是在新的高度上提升和丰富了劳动尺度。人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劳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0]人的发展之所以能够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原因就在于它导致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大革命，首先，人的发展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和关键。在现代生产方式条件下，脑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素质特别是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至生产力的任何一次重大发展都是由科技和知识的重大突破引起的。这样，人的发展便大大扩展和改变了原有劳动的内涵。其次，人的发展又会引起劳动要素的重组和整个生产力结构的变革。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最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文化的重大进步上，而这种重大进步必然影响到各种劳动要素的深刻变革，进而引起劳动要素的重组。劳动要素的重组又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至引起生产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变革，使生产力得到总体提升。再次，人的发展意味着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变、交往活动的扩展、观念的更新和能力的增强等，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社会环境的改变，从而有利于清除生产发展的各种障碍，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比如，观念的变革会形成创新探索的良好氛围，能力的增强会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审美情趣的升华会引发、刺激劳动创造的新的兴趣……所有这些，都会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的发展所引起的这些新变化，无疑使劳动尺度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现实的劳动生产力，而且其本身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以实现。一方面，体现人的发展的才能、技术、知识、方法等，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离开了劳动，离开了自由活动的基本条件，这些要素无法形成。另一方面，发展程度高的行为主体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创造财富的作用，只具备很高的素质、能力而不去从事复杂劳动，不可能创造任何财富，谁也不可能在想象中创造财富。今天，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直接劳动时间确实减少了，而创造的财富却比以前大为增加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上述那些新要素代替了劳动的结果，而是拥有这些新要素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劳动的结果。这些新要素的增多只是造成了简单劳动的贬值和复杂劳动的增值，根本不可能使“劳动”创造财富的作用消失，相反，使得复杂劳动创造财富的作用比以前更大。^[11]因此，人的发展尺度也是在劳动中实现和发挥作用的。

显然，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并不是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两种尺度，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内在地贯通在一起的。总体说来，马克思的财富尺度观就是建立在劳动观基础之上的，是从统一的劳动观来考虑问题并以此为基点的。按照这样的基本观点，人的发展尺度并不是完全游离于劳动之外的另外一种尺度，似乎只有劳动尺度才讲劳动，而人的发展尺度则与劳动无涉，其实后者也是在劳动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关键是要对马克思的劳动观予以全面的理解。应当承认，马克思在阐述劳动价值论以及其他劳动理论问题时，出于典型分析的需要，较多分析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即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而对其他形式的劳动论述较少。但是，这不表明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只是指直接的生产劳动或体力劳动，而无其他方面的内容。为此，应当注意马克思关于总体劳动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一般劳动过程时，首先考察了生产劳动的最基本的形式，说明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而在具体考察社会生产过程时则又认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12]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3]这就是说，不仅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是劳动，就是那些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也是劳动；不仅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这样，在财富的度量上，作为劳动尺度的劳动时间，主要是就其直接的生产劳动而言的；而作为人的发展尺度的主要内容，如知识、能力、技术等，则是就其脑力劳动而言的。因此，人的发展尺度并不是与劳动对立的，不能一讲人的发展尺度就似乎是要贬低或否定劳动，应当用总体劳动观对人的发展尺度做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当然，这并不是要马克思抹煞人的发展尺度的丰富内涵，更不是要使两种尺度强求一致，而是旨在说明，不能离开马克思的总体劳动观来抽象地谈论人的发展尺度，应该从这一尺度的背后看到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谈到两种尺度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常常涉及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劳动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分别反映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人只有先生存，然后才能发展；同样，只有先讲劳动尺度，然后才能讲人的发展尺度。这样的看法原则上没有错，但在理解上还需力求全面、准确。这里必须注意到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人不同于动物，其生存离不开发展。对于正常状态的人来说，如果不求得发展，就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假如他的发展受到种种社会限制的话，其生存就不过是一句空话。人正是在发展中不断求得生存的。因此，生存与发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相应地，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也是不能完全割裂的。离开劳动尺度抽象地讲人的发展尺度固然不对，而离开人的发展尺度也很难透彻地说清劳动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