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论纲

“文化多元”论纲

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从文化一元走向文化多元。我这里使用的是人类学、文化学通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泛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承传、借取、享用种种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结果，涵盖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趣味、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心理结构、家族结构、社会组织制度等等。

现在恐怕没有人否认十年以来国民的社会生活，从文化表层的衣、食、住、行活动和工具、器物，到文化中层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制度，到文化内核的风俗、心理、宗教、科学、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等，所发生的由单一走向多样的深刻变化。然而，理论界却鲜有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总结中国近十年的文化变异的。本文试图以这样一个视角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建树多元、开放、宽容的现代文化意识的问题。

一、文化的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多元并存和多样统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和规律

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文化的本质看人类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种的繁衍）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本质即是“人化”。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观点，文化的实质可以看作是对象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的真正的内涵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是人的需要、能力（体力、智力、技能）、性欲、情感、审美、意志和交往形式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全部丰富性、多样性、完整性。至于人们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文化的形式外壳。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一个是“人化的文化观”，一个是“多元的文化观”。马克思认为，人在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对象世界的同时，创造了自己，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对象世界的生产和人的自我发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古代，不管处在怎样的狭隘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因此，稚气的古代的观点显得崇高得多。如果抛弃资产阶级异化，抛掉狭隘的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本质的理论，说明了人的内在本质的发挥，人的全面性的再生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多样性的内在根据。

其次，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审视人类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如前所述，文化发生在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互动之中。人类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状况。就其发生的源头来说。考古学的新发现已经驳斥了关于人类文明或中华文明的“一元发生”、“单元辐射”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持论者怀疑人类的创造能力，夸大文化传播的功能，否定相同的发明会在两地同时发生。事实上，史前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遍布亚、非、欧、美各地；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生、发展的文明至少包括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它们虽然并没有同外界隔离，却是土生土长的，一开始就有各自的特殊风格和个性特征。以埃及或其他地中海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唯一源头或正宗、中心的论点，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完全不相符合。从发生学上看，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地域、性别、族群、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与这些条件的差异有关。中华文化自身的发生，也不是一源而是多源的。过去我们常以华北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源头，我国考古学近二十年来的最大贡献，是逐步对这个一元中心向外辐射的理论作出修正，探明域内独立的文化源流系统，除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外，还有黄淮下游山东文化系统和长江下游江南文化系统，此外还有不少区域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心，如黄河上游、东南沿海、长江中游、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等等。它们之间虽有相互采借，却各具特色，相对独立，尔后才融会成多样统一的中华文明。我们必须打破那种以埃及一地中海文明为世界文化正宗的文化观，打破那种以黄河中游中原文化为中华文化正源的文化观。

世界文化的多源发生，说明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创造文化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各人种、种族和民族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创造文化的能力。由于他们同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又具有不同的体质特征和心理特征；由于他们生活在生态环境大体相当的同一星球中，而直接面对的自然又是各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因此，他们创造的文化既有普同的一面，又有差异的一面。具有不同的体质和心理特征的各民族的祖先，在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的活动中，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宗教，有着不同的生存体验，从而导致各民族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童年时代、不同的发展路向和不同的个性特征。

再次，从文化发展观的角度审视人类文明发展道踟的多样性。人类学中的早期进化学派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普遍的单线进化论，即把人类文明看作是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直线递进的观点和忽视文化要素传播、把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割裂开来等弊端，遭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历史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人类学家的批判和修正。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又出现了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批评上述各派，从高层次上回归到泰勒、摩尔根的进化论。他们强调了在一般情况下的“单线进化”和在特殊情况下的“多线进化”，注意不同文化中进化的并行现象，认识文化进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层次的文化在社会整合中形成的特殊社会形态的多向、多线进化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或文化除了有“一般进化”外，还有由于适应环境而不断多样化的“特殊进化”。“特殊进化”可能涵盖跳跃、退化、曲折、交叉、互渗。没有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过程中的特定的文化适应性变异，即没有多向或多线的“特殊进化”，就不可能存在“一般进化”。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化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偏失，其中之一即是把社会发展简单化地归约为“五种生产方式”的直线递进模式。实际上，马克思晚年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笔记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不应当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不同类型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单一的模式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马克思区分了欧洲和亚洲的生产方式、农村公社，区分了这两个地区文化历史的类型，并且提出了在特殊历史环境里，通过革命，东方社会在农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单线进化论和对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简单、线性理解，必须加以扬弃。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该地区、该民族社会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当然，马克思晚年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主要依据于早期进化学派的学术成果，此后，人类学的成果非常丰富，却没有引起马恩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研究还是相当贫乏的。

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的源头、童年时代，许多偶然因素，包括民族迁徙、战争、宗教活动、商业贸易等在内的文化交流、借取、融会，使得各文明发展道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存体验和古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迥然不同，对尔后中西文化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模式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西方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走着破裂式、突变性的道路，而东方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走着连续式、渐进性的道路。没有脱离特殊的普遍，脱离殊相的共相，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道路就在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不同发展道路的各文明之中。

第四，从文化存在论和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人类文化生存样态的多样性。从历时态考察，世界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是多元的；从共时态考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在每一时刻都是千姿百态的。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取决于文化的时代变迁，而且取决于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集团性，取决于多元的本土文化与多元的外来文化、多元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现代文化结合的复杂性。最近几年的文化大讨论，有一种化约主义的倾向，即笼统地、图式化地比较东西文化。实际上，所谓西方文化（或称基督教文化系统、希腊罗马文化系统）非常复杂，不仅历史变迁，而且共时样态，都是多元的。鸡犬相闻的德国与法国，西欧与北欧，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艺术风格，甚至哲学特性，迥然有异。在文化讨论中，儒家文化的攻之者和辩之者，都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看成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这也是有悖于文化史的。事实上，从地域来说，中国南北文化，中国的荆楚、巴蜀、吴越、岭南、燕齐、邹鲁、秦陇、三晋等文化区的特点可以说一直保留到今天；从民族来说，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即使是华夏族、汉民族的文化也是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即使撇开民俗文化，只谈精英文化，或者只谈汉民族精英文化，其基因至少有阴阳、儒、墨、道、法、名、兵、农诸家，各家又有不同流派；即使谈儒家文化，各时代、各地区，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文化的多元并存还表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学养或知识结构、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传统的选择、诠释有着极大的差别。传统是有选择地保留的历史，是不同时空的文化主体不断参与的历史。多元的传统与多元的现代文化的结合，是多点、多线、多面的结合，没有什么体用、本末、形质的分别。任何时空的文化的多样，它们的偶然性、盲目性，彼此矛盾、碰撞，同时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需要。

以上四点是我们提出“多元文化观”的理论和历史的根据。总之，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色彩和特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以多维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历史视野省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要求。文化发展的统一是多样的统一，这种统一绝不是统一到一个模式中去。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存在总是非重复的、暂时的、偶然的、杂多的。不同时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永远是生动、丰富的。世界文化或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走向，愈趋于统一，同时愈趋向多元；愈背离传统，同时愈从高层次上回归传统。“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就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生态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商品生产新秩序的现代化工程，意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如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等，并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或租赁承包经营等等，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一元模式。由此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意识的多样化。目前，沿海与内地，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利益集团和具有不同政治地位、文化素养的各色人等，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或追求，发生了裂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和各阶层人民政治见解的多样性。宗教也在发展着。从世界文化的趋势来看，从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关切来看，宗教意识和宗教活动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人们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觉醒，出现了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不同的政治派别。我们应当力求创造一种能够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学术流派，以致不同的政治见解的制度环境，不能人为地制造紧张状态和压力。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多种声音的社会，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多种声音共存的环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多种审美趣味、多种知识层次和复杂文化背景的并存，使几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都拥有自己的欣赏者。例如，从古老的律诗、绝句到现代朦胧诗，从交响乐到摇滚乐，从扭秧歌到霹雳舞，都有自己的知音。不同层次的人们精神生活有不同的需求。同一层次的人们的消遣、娱乐方式也各不相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外来各种文化的涌入，引起中外各种文化的撞击、渗透，给国内各族人民的道德价值标准、思维行为方式和审美情趣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总起来说，带来了活力，使我们大开眼界，汲取各国人民优秀、丰富的文化，活跃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与我国国民性格与生活中的阴暗面相结合，可能产生一些有害的后果。但是，对于开放、引进，大可不必有什么“戒备心理”，只有在开放、引进的过程中，比较、鉴别、消化、吸收，选择、重构，才能繁荣、丰富中华文化。无论对于外来的或是民俗的文化，“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抑制有害的，打击犯罪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就涉及到文化生态的问题。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必须保持生态的平衡，人类生活的文化环境同样也必须保持生态上的平衡，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整体、系统的观点考察人的体质与精神的发展、人口生产、自然居住条件、亲属结构、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技术的开发、城乡的关系等等，是文化生态学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本质应当是尊重、保障劳动者的思想自由和合法的经济利益、政治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公民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不应当人为地设置禁区。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容、题材、主题（课题）、方法、观点及成果的发表，都不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包括公民议政、研政、审政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开放度、自由度，是衡量民主政治的标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使公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关心人，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的消费需求。

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多元，就是承认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人们经济利益要求的特殊性，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乃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这才能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才可能达到各民族人民生活幸福和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的目的。运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经济动作模式、一种思想意识和思考方式、一种舆论，禁止多样的风格、多种学派、势必破坏文化生态平衡。

我国古代哲人史伯、晏婴早在周代就提出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认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他们明确地主张“和”（诸差异、诸杂多、诸对立因素的统一）而反对“同”（简单的同一）。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先秦哲学正是在不同思想的辩论、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崇其所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可见，举一废百，唯我独尊、割断联系、排斥一切是错误的，反辩证法的，破坏生态的。1957年前后，我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元，致使文化繁荣变成文化贫困，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言路开放变成“舆论一律”，思想自由变成思想禁锢，多种经济成分变成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模式，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与、制衡变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其间的惨痛教训，值得认真记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化才开始全面复兴，走向多元。

文化的生态共荣是由人的类本质所决定的。人类的统一性和人种、种族、民族及不同时空条件下社会各集团、各层次人们的差异性是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人类在丰富多样的活动中创造出五彩缤纷的对象世界，同时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发展了文化存在的个性形式。同时，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中，蕴藏着人类解决现代危机的多重启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生态共荣，表现了对各民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尊重，表现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尊重，即对人的存在、欲望、需要、情感、审美、意志、才能和人性发展的尊重。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相互调适、生态共荣的问题。使一端膨胀、另一端萎缩是不可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对现代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与束缚的批判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珍视。

三、建树多元、宽容、开放的现代文化意识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有它的基本的实业基础，同时有它的基本的制度结构和价值意识结构。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两大拦路虎：一是几十年来照搬苏联模式、推行教条主义所引起的体制结构上的毛病，二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引起的意识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的弊病。我们不仅面临着“球籍”危机，而且面临着“意识”危机。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还不够完善，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由于若干年来我们没有重视对公民的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忽视甚至禁止公民的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缺乏主体性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文化意识和独立人格建树的机制，使得人的素质下降，人们的价值意识结构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淡薄、贫弱的公民意识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奴隶性格和思想的惰怠与官僚机构的低效运转，给现代化造成了重重障碍。几十年政治生活中不规矩的事情和近几年经济生活中的无秩序的现象，反映了这场意识危机的深重。

因此，急务是进行文化新启蒙，优化社会心理，培养公民意识，改造国民的思维、行为方式，肯定多元的价值，提倡个人独立思考，并逐步形成群体的、全民族的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凝练新的凝聚力。这是改革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现代文化意识，包括怀疑批判、探讨争鸣、求实务实、科学理性的精神；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市场观念、公平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开拓进取观念。现代文化意识又是一种多元、开放、宽容的文化意识，与封闭、愚昧、平庸、褊狭、单一、陈腐完全不同。现代文化意识包含群体的自我批判精神，自觉反省几千年的老传统与几十年的新传统的偏弊，克服民族自大（华夏中心、中国中心）和“唯我独革”的狭隘性，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文化意识又是与殖民地心态、民族自卑感格格不入的意识，是在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识。现代文化意识还包含超前意识，即充分考虑全民族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不囿于眼前功利，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文化的价值和自然生态平衡，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考虑后工业化的问题，革除科技理性过分膨胀带来的异化、疏离、困惑、人性的肢解和环境的污染。

我们提倡多元文化观，是为了改造国民畸形的思维方式。过去，斑斓绚丽的色彩被我们过滤得只剩下“蓝蚂蚁”、“红海洋”、“八个样板戏”。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变成“单向思维”和好坏二元对立的模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要么革命要么反动，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生动丰富、多姿多彩的世界判然成为两截。一直到现在，保守与改革、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似乎壁垒分明、反差强烈。这种定势效应经过多少代政治伦理功能的强化，已形成了社会性的集体无意识。实际上，这种认知结构吞没了真实，篡改、剪裁、歪曲了活生生、多样化的生活。

新老传统的“一元论式”、“单向思维”导致了许多无序的行为或全民族的集体越轨。例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例如从湖南农民运动到红卫兵运动的“矫枉过正”逻辑，例如一边倒、一窝蜂式的全民批胡风、胡适、梁漱溟等，全民办钢铁、全民闹“文革”、全民评《水浒》、全民“经商热”等等。政治、经济生活的无序与思维方式的“单打一”有密切的关系。这恰恰是一种“国粹”！举一个例子，西方有科学的地位，同时允许反科学与伪科学相比较而存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却把科学尊崇到迷信的地步，一讲科学就要罪民俗、罪宗教、其实科学与宗教与民俗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他们要树立科学的唯一权威，然而科学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怀疑权威。

现代文化意识是多元价值意识，健康的文化心态是开放、宽容的心态。宽容非常重要。不仅对外来文化的吸取融合，而且对本土文化的创造转化，不仅对现实社会的各种不同声音，而且对历史存在过的各种文化现象，都需要有“汉唐气魄”，兼容并包。宽容的心态、宽松的环境，才使我们有树立多维参照系的可能。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心理，对西方传入的衣饰、歌舞、各种流派的学说大张挞伐；或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厌恶情绪，整体式、全盘性地反传统，甚至对我们几千年民族精神象征的黄河、长城、龙等等也不能宽容，与自由主义精神和现代文化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提倡多元文化观，就是希望少一些排他性、少一些形式主义、情绪化的东西和僵硬、单维的思考方式。

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多元的。北欧、西欧、苏联、东欧，北美、南美，日本、东亚，都有适合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现代化的发展不能理解为单纯的求富模式。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异常复杂、包容多层次、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急功近利，求强求富，很可能欲速不达。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只不过排除其僵死的成分，使传统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也是多元的。目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打破了过去的苏联模式，求得了多样的发展。从苏联、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吸取养分是很有必要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多元化，舆论、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化是这场改革的主要表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多元的。由于人们所处时代不同，由于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千姿百态的。国际共运的一个中心、一种模式早已不复存在。人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西欧、北美许多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杜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代，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诠释，在现代文明背景下重建马克思主义，包括允许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存在。

文化多元是人的多重本质的表现，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后继者，一些教条主义的诠释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种褊狭的、封闭的、排他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使之贫乏化、简单化，这是很有害的。例如，在这些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是不讲人与文化，不讲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生命力的成分的阉割。

多元文化观、多维文化视野的建树有赖于知识精英的群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发展。知识分子不仅要参与，同时要超越；或者说，有的人要参与，有的人要超越。需要有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门家。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知识分子有道义、有责任直面现实；作为专门家，又必须保持艺术至上、真理至上的追求。知识分子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繁荣。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