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元性

二、文化的多元性

在这些问题上的哲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证成或辩护了降低抽象层面的合理性。关于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的十分抽象的方法论争论(methodological disputes)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普遍性的人权身上(比较Bell 2001)。

另一种降低抽象层面的方法是从相对主义的哲学转向对多元主义的较少雄心勃勃的反省。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密切相关。一个多元主义论者接受了相对主义论者的论题，亦即没有普遍地决定着最佳道德意见(optimalmoral opinion)和法律解释的单独的、强有力的(Herculean)合理性。同时，他还承认(concedes)道德一致(moral agreement)和法律解释的一致在一个单独的道德或者法律文化中是可行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它自己的合理性标准。而且，每一种文化——无论被如何限定(delimited)——都将怀有(harbour)一种对其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而言特有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没有可以支持所有文化的唯一正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之间的人们是可以相互交流的。让我们引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有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和秉性(temperaments)的多元性，所以存在一种理想的多元性。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论者；我不会说“我喜欢咖啡加牛奶，而你不喜欢；我喜欢仁慈，而你喜欢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而那是不能超越或者统一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我的确相信存在一种人们能够寻找并且正在寻找的价值的多元性，这些价值是互不相同的。没有无限(infinity)的价值:人类价值的数量，亦即那些我能够追求的保持我的人之外表(semblance)和人之个性的价值，都是有限的——我们说74，或者也许是122，再或者是26，反正是有限的，无论它可能是什么。而价值造成的区别在于:如果一个人追求这些价值中的一种，我尽管没有追求，但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追求或者在他的情势中这一价值可能是怎样的——对我而言，这会是一种促使我去追求的因素。因此价值是人类理解(human understanding)的可能性。(Berlin 1998)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设想了(envisaged)一种不同传统的代表之间的超越文化的对话(cross-cultural dialogue)。与其争论其观点的普遍有效性，泰勒建议对话者们接受一种其信念可能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这样，每一个对话者就能够了解另一个对话者的“道德世界”(moral universe)。在此，我将引入Aulis Aarnio根据我的理论阐发的一种理论。如下的引用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解释:

任何价值陈述都属于在某种程度上被很多人分享的一部确定的价值法典。这一价值法典自身是不是相对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假定普遍的价值陈述和原则总是有一种表面性的(prima-facie)特性。表面性的价值命题(propositions)不仅要求普遍性，而且能够在如下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是普遍有效的:第一，它们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个人的随意喜好(free preferences)；第二，尽管它们受到文化的限制(culturebound)，仍然存在一些所有文化都共同具有的价值。但是，这种表面性的命题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在任何特殊情形下的一种道德判断。它们仅仅是一种——权衡的而非其他的——评价程序(evaluation procedure)的起点。而且，最终的(语境上的、周虑一切的)评价必然是与某种文化相关的，而且实际上是与个人偏好相关的。在主张价值的普遍性时，人们看到了问题的第一面。而在支持相对主义时，人们仅仅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Aarnio and Peczenik 1996，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