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日本兴起“手机小说”，迷恋者说，只用一只手就可以灵活操作，比读真正的书更有乐趣。不言而喻，其乐趣不在小说，而在手机。手机作为时尚用品，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手机使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
流行文化出于时尚的本性，必然盛行不良的仿效，不良的跟风。罗列数则表现如下：
“年仅4岁的玛拉·奥尔姆斯蒂德如今是纽约最热门的抽象派画家。不久前，纽约一家画廊专门为她举办了画展。玛拉画画时，喜欢使用颜色鲜艳的涂料，在大块的帆布上或涂或溅或擦，在不经意间就创作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崇拜者说她是个绘画天才，而批评者则说她不过是在玩耍，并不知道自己在画些什么。一开始，买她画的人并不知道她的年龄。到后来，人们买她的画却大都是因为她的年龄。”[39]买画的并非为了画，而是因为作画者的年龄，这其实已经是一种从众行为了。
童书越魔幻越俏。自从《哈利·波特》畅销之后，几乎所有的童书都走上了魔幻之路。
“《记忆的证明》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女导演杨阳居然让韩国演员尹太煜、裴秀彬扮演八路军战士。韩国明星并非万能。他们之所以能够走红，是由于他们在韩剧中扮演了合适的、令人喜爱的角色，得到了观众认可。但他们在中国电视剧中的表现却未必成功，因为角色并不适合他们。许多观众认为他们演得不像中国人，装假的痕迹很明显。”[40]
一些主持人的“转型”让观众受不了，如文清，以前是一个知性女主持的形象，现在主持《音画时尚》，动不动就连喊带蹦地“哇噻”，伸出象征胜利的“剪刀手”，做激情澎湃状。这属于跟风行为，其根源也在于商业利益。
中国电视上百个频道，全天候播出，栏目丰富，但栏目雷同、内容雷同，甚至主持人的风格都似曾相识，于是，我们能做的只是品味着“千台一面”的艰涩。用一句话概述中国电视的这一现状：一张豪华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数百个盘子，但盘子里却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菜。无个性、无才气的人制作出的精神产品，将会造就出更多的无个性、无才气的受众。
《好一朵茉莉花》唱遍全国，重要的演出场合都少不了它。一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有一定的限度，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应该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不要过于偏重某一首歌或某一种艺术形式，不要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看效果地滥用。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演出中，《好一朵茉莉花》的演奏是一大败笔。这其实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某首歌曲曾被外国作曲家采用，我们自己也就大肆渲染。一个民族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自信心，那才真正是一种悲哀。
靳尚谊说：“我画油画，越画越觉得油画
嗦，没意思。中国画太棒了，很简洁，表现力强，看起来心情舒服、清新。”他认为西方的油画发展已经到了极致，“所以他们现在前沿的艺术不再是画，而是搞装置和观念艺术，成了活动”[41]。2006年9月21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位“行为艺术家”的举动：他叫工人为他打制了一个大木笼子，以表示他对城市生活的感受。活动开始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大厅里，作者表白他离不了烟酒，他点了一根烟请爱抽烟的人帮他抽完，又开了一瓶酒喝了一口，请爱喝酒的人替他把这瓶酒喝完。之后，他和一位女伴钻进一个木笼子里，请这次活动的策划人把木笼子锁上，声称他要在笼子里呆若干时间，并且表示和女伴不会有任何身体接触，最后表示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昏暗的大厅里有十几个人围观，估计除了朋友就是记者。其实，对于城市生活，恩格斯早已论述过城市人的生活状态，本书也引了吉普赛人对城市生活不自由的感想，笔者在小说《丁三、老史和驴文化》中也有过表述。即使这位“行为艺术家”有新的想法，也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故弄玄虚。没有新意、而只是在形式上的模仿只能是哗众取宠。
中华文化有自己的底蕴，王蒙举例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果按照西方的文化标准，这里面缺少了统计学和逻辑学推理，但其中饱含了中国人的智慧感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如此优美的意境，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内涵还会像现在这样美好吗？“中华文化对世界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这些年我们的文化丢弃的太多了，被毁灭的让人心痛。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优秀的文化精萃，对把握不准的采取适度的保守态度，不要轻易抛弃我们的文化。”[42]时尚之所以容易淹没个性，其根子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追随模仿，正如李瑞环所说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必须注意保持特色，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融入世界而把自己的好东西给弄丢了弄没了，也就是说改革、改进、改善都可以，但是不能改行、变种。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众传媒的“煽情”反而会导致“无情”，因为它造成对人的情感生活的抽空，从而加速了生命的抽象化、无个性化。情感是个体的生命体验，因此，所有文化艺术中的概念化、逻辑化、程式化，注定了是人的情感生命的死敌。生命价值、情感生活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体验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中国人的生活绝不是西方人生活的翻版，因此我们才感受到生命是有情的、有意义的，而不是无意义的复制品。如果我们不能坚守个性，流行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强大功能很容易就把我们变成精神上的“克隆人”。这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早已经历过了的：
“从实际上看，人变得空虚并被异化了：继伞兵服之后，穿黑色皮茄克的阿飞日趋时髦，他们的权力意志表明精神的贫乏和道德的无能。这种实质的丧失有时要波及人的创造活动。他不能再说出‘我思故我在’，他不再有说这样的话的语言了。尤奈斯库的戏剧《蔑视》中的对话就是一个证明。他再也不会说话了，因为他再也不会思考了。他受到各方面的进攻：他受到各种图象的进攻，这些图象不给他任何空闲去思考；他受到各种印刷品的进攻，这些印刷品使他不必再去思考；他受到神话的进攻，这些神话打消了他思考的勇气。他把思考的任务交给了别人，交给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他愿把他们当作有本领的人。这是当事人甘心情愿玩弄的戏法。因此，艾立克·韦伊会这样说，不是推理而是暴力将要进行统治。暴力将用各种形式，包括最野蛮和最无耻的形式进行统治，从巫术到肉刑，从宣传到核武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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