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个性与个性表达

第四节　生活个性与个性表达

歌坛众多明星中，长得帅，演唱中拖音和颤音尤其明显。你首先想到的是谁？答案是刘德华。时尚另类，吐词特快而且模糊，你首先想到的是谁？自然是周杰伦。沙哑的声音，特性的胡子。你首先想到的是谁？对，是杨坤。因为他们的声音在众多歌星中尤为独特，换言之，是因为他们极富个性的音质。有的人虽只见过一面却能给人留下长久的回忆，而有的人尽管长期相处却未能在别人心里掀起波澜。可见，个体个性在人际交往上发挥着作用。天性热情好胜的人常常抢占流行前沿，一身迷你裙或是牛仔服，而天性含蓄矜持的人则相对保守，常常是中山装纽扣粒粒紧扣，正襟危坐。可见，个体个性在服饰穿着上有所体现。个体在人际交往、服饰穿着等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独特个性，即生活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没有个性的人。而这种个性又必然通过一些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作家作为社会群体中特殊的个体，其个性主要通过艺术作品来体现。这种表露渗透在作家作品中的个性称之为作品风格。风格作为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特征，其形成因素极其复杂。中国古代文论家在考察风格的成因时，认为文学风格与作家的生命精神密切相关，特别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这一内在因素对风格的制约，尤其注重文学风格同作家生命精神的联系。这种生命精神、创作个性也就是作家的人格。

其实，用人格来说明风格，在中国和外国都是通例。如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如其人”，法国布封所说的“风格就是人”等。“文类乎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人心不同，文体各异”等命题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即作品风格与作家本人的生命精神相一致，与作家本人的创作个性相一致。

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文学典型不仅具有形象的独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而且还具有性格的丰富性、变化性，甚至多极对立的二重组合性。作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受到社会关系网与历史合力网的制约，文学典型的性格有时要远比作家的个性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将呈现与作家本人的创作个性相悖的作品风格。

总言之，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若没有辩证的风格观，只看到作家人格、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而看不到其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无论对文学创作还是对文学批评都是极为不利的。

生活化语文课堂教学，就是力求从作家生活个性与作品个性表达的辩证关系的角度去解读作品、感悟文学。

一、文如其人与知人论世（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一致性）

1.生活个性与作品风格

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创造者，人类情感空间的构建者，其表达是与生活的感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说，作家进行创作，主要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生命、生活、人生的感觉，把他对生命与生活的感觉用形象的方式感动读者，丰富读者对生命与生活的感觉，使读者对人生能够产生敏锐、细腻而又充满意味的感悟。

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它必然要带上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色彩。作家具有什么样的创作个性，都直接来源于作家个化性的生活体验，包括具体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生活经历、思维性格、艺术趣味等。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分析、评价不同，其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以及语言的运用也就各不相同。可以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其生活个性的鲜明印记，体现了其创作风格。美国苏珊·桑塔格曾评论：“风格是艺术家意志的签名。”

“诗品出于人品”，作家创作时，其思想品格、道德品格、精神品格等要素表现于作品之中，从而构成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如苏轼《答张文潜书》评其弟之文云：“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辙清淡自守的人生态度，使其文表现出汪洋淡泊的风格特点，而这种汪洋淡泊的风格根源于苏辙清淡自守的生命态度。张戒《岁寒堂诗话》论李杜诗云：“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是说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忠君明义，品格正直，这种人品思想使其诗呈现出“雄而正”的风格特点。李白“喜任侠，喜神仙”，自由不拘，性格放逸，这种生命态度则使“其诗豪而逸”。

作品有风格，但对风格的评述，无所谓优劣，而是在于风格之间的区别，在于作品各自的风格特征。例如《水浒传》与《红楼梦》，前者大刀阔斧，后者温馨文秀。我们就不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两者有不同的风格个性。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就读者来说，风格欣赏是从个人喜好出发的。再如，浪漫主义的李白和现实主义的杜甫，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我们也不能说李白杜甫或婉约豪放中谁的品味更高一些。他们各有各的创作风格，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欣赏者也各有各的定位。

2.体验个性化与表达个性化

余秋雨先生说过，写作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表达与沟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与生活道路。生活实践对于作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积累，而且也使他们具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个性化体验为作家用自由之笔，写自我之境，抒自得之情，表自觉之意提供了客观条件。

曹雪芹出生于受康熙皇帝宠幸的贵族家庭，几代人家世显赫，生活优裕。但是，由于曹雪芹父辈的曹頫解送织物进北京时骚扰驿站，苛索银两，被山东巡府参奏，雍正皇帝降旨将曹頫免职，并查封其家产，从此家道衰落。曹雪芹随遭罪之家由繁华的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日渐艰苦困顿的生活。往昔的锦衣玉食已成梦幻，如今成了“举家食粥酒常赊”。这种不平常的生活经历，使曹雪芹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并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重大的影响。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生活都是自己“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都是自己的切身体验。

作家的个性化体验形成了作家的作品风格，而这种独特的作品风格又必将通过作家的个性化表达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鲁迅的作品充满敏锐的观察力，语言犀利、旁征博引、层层剥笋中一语中的，充满中国式的含蓄、尖锐的讽刺和严峻的激情。他曾说他是“听将令”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鲜明地体现了他个人的决绝个性，他作品中所浸淫的那份沉郁与冷静，那份执著与犀利，那份尖锐与深刻，无不清晰地烙上了鲁迅个人的生命印记。鲁迅就是鲁迅，鲁迅的作品表达极富个性，体现的都是他个人的洞见，是他个人对时代、对生活的感觉与认知，是鲁迅独特的生命情绪与生命体验，彰显了鲁迅如烈火般燃烧、如洪水般冲决的生命状态。

同理，陶潜的静穆自然、李白的飘逸空灵、杜甫的沉郁顿挫，既是其对生命个性化体验的结果，更是其个性化表达的标志，是其生命情绪的彰显，是其个性特质的张扬。

读李白的诗，如果不了解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你将难以感受他的豪放不羁；读杜甫的诗，如果不知道他的现实主义写法，你就难以领悟他的忧国忧民；“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因贬谪遭弃而有感于琵琶女潦倒身世，顿生同病相怜之慨内心悲怨的白居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则又是失意于官场，被赐金放还而心怀激愤的李太白……中国文学作品，无论是大好山河的热情赞扬，还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无一不是其个性化体验的真实反映。

因此，面对一篇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一致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是借助“知人论世”来解读欣赏。所谓“知人”，就是了解和理解作家在社会个体意义上的“人”，包括他的生活经历、政治遭遇等，以及在文学创作意义上的“人”，包括个性气质、审美情趣等。鉴赏《前赤壁赋》，如果不了解“乌台诗案”和流放黄州为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读者怎么能理解苏轼在主客对话中对人生挫折苦闷的超脱和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哲学渗透？所谓“论世”，就是兼顾作家所生活的社会在政治上的治乱、经济上的兴衰，乃至文化风气、风俗习惯等。阅读《记念刘和珍君》，如果不了解“3·18”惨案，读者又怎能与鲁迅先生深广的忧愤产生共鸣？

以老舍、郁达夫和林语堂笔下的“北平”为例。

老舍的《想北平》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都以极真挚和细腻的笔触抒写了对古都北平的爱，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但是，细细品味，两人对北平这个古老都市的体会和感受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文如其人”的视角借助“知人论世”的方法加以比较。

首先，两篇散文切入点不同。郁达夫出生于江南，他对北平有一种外乡人似的新鲜好奇，因为南方的秋“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气”，所以他“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想饱尝这故都的秋味，可以说，他是以赏玩家的身份欣赏北平的，“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里一坐”，就这样悠然惬意地开始欣赏北平。郁达夫喜欢故都北平，是在与其他城市做了比较之后得出的，是出于北平的氛围与他的喜好、他的心境相吻合的情况下的喜欢。因而在《故都的秋》中重点表现的是作者欣赏的那种秋姿秋态秋声秋实秋意，选取的是北平最平常的民居、平常的牵牛花、无声无息落满一地的槐树的花蕊、叫声凄切的寒蝉以及“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亲切、那么富有地方特色。作品中拿南国之秋与北国之秋来做比，意在突出北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可见《故都的秋》重在“秋”。而老舍生在北平，长在北平，他对北平的那份情愫已不能仅仅用喜欢来描绘，简直就是热爱。由他来写北平，那份热爱是从血脉里流出的。正如他自己所写的一样：“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他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北平血脉相连，由他来写北平，不会像郁达夫那样带着观赏者与风景之间的间隔感，北平在老舍眼里呈现出来的也不是客观的风景，而是与“我心灵相黏合的”物我交融的记忆，“每个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个思念中有个北平”。他不是客观地冷静地观赏，他完全是用心在倾诉。作品中将列为欧洲四大名都的伦敦、巴黎、罗马和堪司坦丁堡拿来做北平的配角，越发突出了北平复杂而又没有边际的特点。文中还特意拿了令人产生隔阂的美国橘子来和新鲜上市的带有浓厚自然气息的黑枣、柿子作比，将北平人特有的那份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想北平》重在“想”。

其次，面对有着非常丰富人文自然景观的北平城，两篇散文所选取的景也不同。在外乡人眼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古迹是北平的动人之处。但对老舍而言，“我的北平”是融入血肉和情感中的，是如同母亲一般的北平，越是平常越显出情感之深，因为这看似平常的一草一木，一院一落，花果蔬菜，若不是真正的老北京，是难以体会这当中所蕴含的北京文化的。而郁达夫是一位敏感多情的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为了谋生，他辗转千里，颠沛流离，饱受人生的愁苦与哀痛，他的心已被一种“悲凉”的情愫充斥，即便是面对他所喜爱和眷恋的北平的秋景时，他也是带着一种沉静寡淡的心境。所以，既然是欣赏风景，他选择的都是符合自己审美情趣的景物。不是恢宏的皇家宫殿园林、优美的名胜古迹，也不是热闹的前门，他选择的是“一椽破屋”、“蓝色的牵牛花”、秋槐落蕊、秋蝉残鸣、都市闲人、胜日秋果这些“清、静、悲凉”，但却投合他心境的景物。《故都的秋》景物切合心境，《想北平》景物平凡朴实。

再者，在具体的写景过程中，两篇散文的手法也是不同的。郁达夫将欣赏风景时种种美的感觉细腻地描绘出来，使读者也跟着他欣赏这一幅幅古都的秋的美丽画卷。这些画卷中他着上了碧绿、蓝、灰、青、淡绿、微黄等清新淡雅的冷色调，尽管没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鲜艳夺目，没有“吹落黄花满地金”的金黄灿烂，但它们带来的视觉享受并不逊色。然后，作者又摒弃了皇城人海的热闹喧哗，敏感地捕捉到了“青天下驯鸽的飞声”、“秋蝉衰弱的残声”，都市闲人的“缓慢悠闲的声调”，再加上“淅沥索落”的雨声，这些独特的音响合奏出一曲新“秋声赋”，秋的悲凉此时是阵阵袭来，故都独特的秋味就更浓了。然而，郁达夫仍不放弃寻觅，他踏上“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的落蕊，感受着那“一点极细微极柔软的触觉”。而老舍只是平铺直叙了一些寻常的山水、草木、街景和院落，却也写得情趣盎然。老舍的确是把北平融入到自己的血里，北平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个地方，他对北平的感受是直达心灵深处的，即便是不起眼、寻常之景，在他心中也是至宝，如数家珍一般地介绍给读者。《故都的秋》调动各种感官捕捉北平清新淡雅的秋色；《想北平》平铺直叙北平的安适、自由、自然的情趣。

如果再与林语堂的《动人的北平》比较，我们又将得到不同的收获。《动人的北平》开篇总写北平的特点，作者以“品格”名之：“老成”、“豪爽”、“宽大”、“包容”。与这些“品格”相配的是它的“魁梧”的形象。接下来集中描绘新与旧、雅与俗相杂共容，体现“包容”；以“一株古木老树”之喻，体现“老成”。文章描写了当时北平种种自然的、文化的和生活的各种景象，写出了北平的独特“性格”和它的“动人”之处。这动人之处不仅在于描写了身居北平所见景象，还在于写出了一种情怀、情调、情韵。作者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故土与西方文化新壤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具有多方面的优雅情怀，表现在文章中即有对本国历史的崇敬、对故都文化的热爱、对故都包容新旧事物的喜悦、对故都平民百姓的亲和。可见他既不是一个全然保守的仕人，又不是一个全然革新的新人，而是一个保持中和的、包容的态度倾向的文化人。为什么在当时千万人眼里再也寻常不过的北平城市和百姓生活，进入《动人的北平》后会变得如此美丽动人？当时当地的美丽动人自然是首要前提，但作者超常独到的审美眼光更功不可没，即使最平常的人、最平常的物、最平常的事在林语堂眼里都是审美的对象。说到底，作者写的不只是客观外物，更是写自己的内在感受，写一种审美的心境，写一种心灵的镜像。

作家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从某个角度上说，“文如其人”是“恒理”。作为方法论，“知人论世”说则正确地指明了通向理解、把握文学作品的两个视角。清人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二、言为心声与生活面具（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矛盾性）

1.艺术伪装，美化自我

刘勰全力论证了“表里必符”的观念，对“文如其人”进行了传统的发挥。但在实际文学创作中，由于某些作家人格的两重化、作品伪饰等复杂因素，风格与人格有时并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是常有的。正如清代学者纪昀在评论刘勰“表里必符”的命题时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万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也。”钱钟书认为，“就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文可以饰伪，因而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

南宋诗人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儒家学者，但生活中的他却是个“一根筋”，不但敢和皇帝较劲儿，还爱和自己较劲儿，最后因较劲儿气死。可是，当你读他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或“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等诗句时，你怎能看出他是个爱“较劲儿”的人呢？“闲客清宵抚玉琴，露凉新月在高林。凭君洗净松风耳，无限人间郑卫音。”这诗作何等的清雅、超然，但有谁能想到这是出自明朝的大奸佞严嵩之手呢？晋代诗人潘岳曾写作《闲居赋》，似有隐逸之志。但据《晋书》记载，此公“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明朝末年，阮大铖的《燕子笺》极尽昆曲之美，令江南士人如痴如醉。而生活中的阮大铖却结党营私，投机钻营，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无赖文人，为士林所不齿。“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读这诗颇有陶意柳味，而实际诗作者既远谬陶渊明出世的境界，又大悖柳宗元愤世的情怀，此人乃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也。

“文”有时不“如其人”，“言”有时并不“为心声”。立身谨重，文章放荡者有之；文章谨重，立身放荡者亦有之。究其原因，在于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

2.艺术表达，折射自我

“文”是否“如其人”，“言”是否“为心声”，关键在于作家作品是否表达了真实生活中的真实自我。

朱自清就是艺术表达真实生活的明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现实面前，朱自清明白“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两条路他都不愿走，他不满黑暗现实，但对革命力量又缺乏认识，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那里走’这个问题，只要有些余暇，它就来盘踞心头，挥也挥不去”。于是他只有暂时逃避现实，这是当时朱自清的真实生活。写于此时的《荷塘月色》整篇文章始终弥漫着作者这种迷惘的心理。作品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开头，既揭全文之旨，又奠定了整篇感情色调。写小路的“静”，写月色朦胧的“静”，反衬自己的“心里颇不宁静”。淡淡的月光，薄薄的青雾，像牛乳中洗过了似的花叶，隐隐约约的远山，斑驳稀疏的树影，淡淡的云，微微的风，缕缕清香，这些都是轻淡的。“蛙声”、“蝉声”的衬托，“酣眠”、“小睡”的比喻，情态也交融在一个“淡”字上。“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这种“独处的妙处”，反映了朱自清企图超脱现实的心情。作者还由眼前的荷花，联想到古诗中描绘的江南采莲的热闹场面，思古是为了当今，朱自清为什么“惦着江南”？他在写《荷塘月色》之后两个月，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胡涂’一样‘难得’，特别是‘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的感受。”在白色恐怖的年头，作者深感世态炎凉，因而特别向往过去在南方生活的“人生味”。“惦着南方”，同样反映了朱自清不满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情绪。

《背影》的主题设置是一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内容——亲情。作者围绕“背影”铺陈其事，四次点题，虚实并用，疏密有致。作品开头说“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有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只用一句简笔就点破了“背影”题旨。接着荡开文笔，从回家奔丧写起，祖母的亡故，家庭的亏空，光景的惨淡，父亲的赋闲，有条不紊而又要言不烦。其中再三强调父亲忍住失母的悲痛劝慰儿子，为“背影”的出现涂上了悲凄的抒情底色。接着通过父亲过铁道，攀月台，买桔子这一情节，着力刻画父亲的背影，把抒情推向高潮。这是第二次提到背影。最精彩、最动人的还是买橘子的白描叙事。作者只是把父亲怎样走到铁道边探身爬下月台，怎样手脚并用攀登那边月台，以及买橘子怎样艰难地抱运回来这一系列动作，老老实实地勾画出来，用繁笔细腻的刻画，写得委曲婉转。父亲离开车站时，“父亲的背影混入来往的人里”，只虚带一句，文字很简，但父亲黯然分别悄然离去的悲酸惆怅之情已包含其中。文章的最后，又一次地让父亲的背影在“我”晶莹的泪光中映现——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由生离的悲伤发展到死别的预感，感情越发深沉真挚。成功的情感设置和艺术营造，还在于文中一种微微感伤的忏悔，这种忏悔的情感是在不同层面展开的。首先是因为“我”的少不更事，尽管父亲经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和正面临着人生困境的考验，但是“我”并不能真正地理解父亲，在父亲与脚夫讲价钱时，“我那时真是聪明的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太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结尾处，朱自清以懊悔的语调说：“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其次，当父亲蹒跚着去为“我”买橘子时，“我”并没有拒绝，这是当惯了少爷、不能替父分忧的表现，等看到父亲艰难的背影，才使“我”良心发现流下了眼泪，开始体谅父亲。但是，要弥补这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刻为时已晚。第三，当“我”已经开始为父分忧时，“我”却不能真正地改善父亲的人生境遇，“父亲老境却如此颓唐”，常常“情郁于中”，自叹“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