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社会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然而，礼的理论的真正祖师乃是继往开来的大师孔子。孔子根据西周时代的礼制，集春秋时礼学之大成，进一步将礼的观念发展到极致。这样便出现了以礼正心，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等观念。蔡尚思先生曰：“孔子以前，虽有关于礼的理论，但还是零乱而不成体系的。所以，我认为周公是礼的制度的祖师，孔子是礼的理论的祖师。若论先后，周公为先；若论轻重，孔子为重。”[1]孔子之礼，“援仁入礼”[2]，开启了礼学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向，一是内圣的，一是外王的，退可以自修，进可以经世。孟子注重礼的内向性，援义入礼，使礼变成一种道德修养；荀子走的是外王的道路，援法入礼，注重经世治国，礼则成为“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北宋时期，佛道二教流行，儒家传统的礼教受到冲击，北宋诸儒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道等关系的阐述，借鉴佛道思维模式，把礼上升到人性、天理的层面，企图为儒家之礼找到更为坚实的本体论依据。这个路向总的趋势倾向于孟子的内圣之学，由此促成了孟子的升格运动。而李觏之礼，独辟蹊径，沿着孔子、荀子一路，借鉴孟子，以超越之礼为根本，试图建立体用合一、内外统一的礼学体系，用礼来贯通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乐、刑、政四政，以礼来统合儒学的内外之道，凸显了儒家外王的思想取向。实际上，儒家学说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必定要将其理想客观化、现实化。客观化和现实化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个人成圣成贤，即凡即圣，“知行合一”，提升道德境界；另一个面向是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展开，李觏的礼论像荀子一样，在理论的基本架构上表现的用心即是紧紧围绕后一面向而展开。人伦日用中有道，政治社会中也有道。前者只能独善其身，后者才能兼善天下。“独善”和“兼善”统一的基础是“仁”还是“礼”？李觏认为是“礼”，没有“礼”，“仁”不能独存。这就是李觏重礼的真正用心。
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北宋诸儒，眼光开放，兴趣横逸”，他们所开出的儒学规模涉及范围有“政事治平之学，经史博古之学，文章子集之学”，所追求的目标是“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他们“多贵于独寻遗经，戛戛然自造一家之言”[3]。李觏思想基本属于“政事治平之学”，他的学术特点主要在于经世致用，所著文章都与时代息息相关。“修齐治平”本是儒家思想应有之意，都可以在原始儒家“礼”学思想下展开。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李觏思想的时代特征，从他诸多的政论中，追寻儒家之基本精神，以及李觏对儒家思想的新发明，便发现李觏的礼论最具特色，也是李觏哲学思想的核心。
《礼论》是李觏的早期作品，可以说是李觏后来全部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自认为他的《礼论》七篇，“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之遗志，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4]。北宋名臣余靖对此评论道：“所示《礼论》七篇，推进礼经，准的世教，派仁义，赞刑政，岂止独步江表，校声明于后俊哉？”[5]韦政通先生说，李觏是继荀子之后，“儒学复兴初期，第一个使礼占一重要地位的人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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