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的博爱观念

在孔子创立的儒学体系之中，“仁”是核心范畴，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对于“仁”的含义，孔子曾对不同弟子的提问作了不同的回答（参见《论语》）。在这些不同的回答之中，孔子都肯定了“仁”的基本内涵：“爱人”。康有为秉承孔子以“仁”为“爱”的本义并进而作出推衍，他把“仁”看成是充塞于宇宙天地之间的人类伦理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是宇宙及人类、万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总和，将“仁”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对传统的“仁”学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和重建，赋予“仁”以近代价值意义，由“仁”转出“自由”“平等”“博爱”，从而把“仁”学思想由传统引向近代。

在《自编年谱》中总括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康有为自称“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元”即是造起天地的浩浩元气。他认为“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春秋董氏学》）。但在借用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电”“以太”等概念对传统的“元气”加以解释时，他又把“元”与“仁”、与“不忍人之心”联系起来，“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即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夫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人之心生，为万化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由此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人与天同本于“元”，“元”显现于人，就是人性、人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就是宇宙万有存在之根据。这样，元与以太、与电、与仁、与不忍人之心统而为一，作为本体的“元”等同于“以感通为本性”的“仁”，“造起天地”的元气被赋予“仁”的性质，作为道德概念的“仁”已被提升成为具有本体意义的范畴。

“仁”是康有为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也是其最高范畴。从“仁”本论的哲学理念出发，他吸纳西学中的“博爱”观念，对传统儒家的仁爱观念加以重新解释，从中推补出其独特的“博爱”思想。对于西学中倡导的“博爱”观念，康有为直接把它归依于“仁”，明确提出：“仁者，博爱。”（《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仁”为体，“博爱”为用；“博爱”即是人本“仁”而具有的德性，是“仁”在现实中的发用流行。但是西方的博爱思想渊源于对上帝、对世人的善、爱，在理论上没有差等，而儒家的“仁爱”则容纳、包含在“礼”的规约之中，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而达于“泛爱众”的推己及人的过程，有远近亲疏之分和等差之别。对于二者的差异，康有为将“仁”道的推行与进化论结合，从他的新仁学的观点，给予了合理解释：“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然爱力者甚大，无所不爱，从何而起？孔子之道分三等，亲亲、仁民、爱物，而道本于身，施由亲始，故爱亲为最大焉……盖仁者无所不爱，而行之不能无断限”（《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儒家的博爱是一个不间断的实行过程，是由“孝弟为始，亲亲为大”、由家、国渐至“泛爱天下”的不断推展，与西方以上帝为根据而宣扬“博爱”的空洞理论相比，儒家的“博爱”观更合乎人伦之常情，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康有为还把“仁”的推及过程同他的“三世说”结合起来，形成“仁”的进化序列，从另一个方面论证和阐明其博爱思想。他认为，“仁”的具体展现形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进化发展过程就是“仁”不断扩充、不断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他说：“孔子立三世之法，据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为进退大小。”（《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他说：三世义是孔子的根本大义，而三世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仁”道不断展开的过程，是“仁”不断接近其目标的过程。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爱有差等”将会被“爱无差等”所取代，到了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远近大小如一，也就实现了“爱无差等”、泛爱天下万物的“仁”的目标。康有为将“亲亲”“仁民”“爱物”分别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匹配，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爱有差等”转化成了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爱有差等”，西学中的“博爱”成了“仁”道在“升平世”中展现的具体形态，成为“仁”道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在康有为的新仁学体系之中，“仁”与博爱、与自主平等紧密相连、融会贯通。康从本体论推出他的人性论，又由人性观点推出了孔教中的人人平等之说，“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不独人有之，禽兽有之，草木亦有之……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康有为全集》第一卷）。既然人类皆本于元气而生，皆具有“仁”性，那么在自然本质上人与人之间当是平等而相近，都有同样的人性、气质、欲求和权利。皇帝与平民、君子与野人并没有先天的差异和不平等。正是在这种自然人性论的意义上，康有为从“仁”引申出了近代意义上的“天赋人权”类型的平等思想，“盖人人皆天所生，无分贵贱，生命平等，人身平等”。“人人性善，文王亦不过性善，故文王与人平等相同……凡人亦可自立为圣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人人皆独立平等，皆可自立为圣人，则人人皆可自由自主，独立发展。“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为人所加，是六极之弱而无刚德，天演听之，人理则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压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论语注》）在康有为的视野之中，近代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之说并非新奇之论，而是早已包含在孔教之中的浅说，是“仁”本有之含义；倡导呼吁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行，也不是谄媚于西方，废祖宗之法而不顾，而是对传统的回归，对孔子真义的发扬。虽然康一再宣称博爱思想是本孔子之意而来，自由、平等观念也是孔孟儒家的原有之意，但是建立在西方进化论和平等观基础上的康氏的“自由、平等、博爱”已与孔孟儒家的“仁爱”思想有了根本不同，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为“仁”注入了近代民主主义的内容，其“仁学”已明显呈现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精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