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分野

儒家学派的分野

孟轲与荀况：儒家学派的分野

一、孟轲及其思想理念

孟轲，鲁国邹地人，从小接受儒学熏陶和教育，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者。他母亲大概出身书香门第，对他寄予厚望，可能受孔子“德不孤，必有邻”的启发，重视学习环境，为了让孟轲专心致志好好学习，她曾三次搬家。孟轲还不好好学习，她就把布机上正在编织的布割断，教育儿子学习不能半途而废，激起了儿子奋发攻读的志气。于是“孟母三迁”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孟子受业于子思弟子。学成后，曾先后游说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虽能言善辩，但都被认为是迂阔的空谈而不得任用。于是他像孔子一样，退而作《孟子》七篇，记录了自己游说的经历和言论。孟子在儒家有仅次于孔子的崇高威望，被后人称为“亚圣”。孟子传承了孔子思想理念，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扬：

一是提倡仁义的道德观念。孔子提倡仁，孟子强调“仁者无敌”，给“仁”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当梁襄王问到什么人能定天下时，他坚定地回答：“不嗜杀者能一之。”认为只有不滥杀无辜的仁者才能统一天下。当问到利时，他回答：“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虽只在“仁”后增添了一个“义”字，就把“仁者爱人”的爱心变成行动。按“义”的含义，“义者宜也”，从山东水泊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大聚义，到现今层出不穷的见义勇为的英雄，说明义的感召力至今犹存，并在发扬光大。

二是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进一步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尊敬自己家的老人，推广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家的小孩，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小孩。如果尊老爱幼蔚然成风，社会上人与人就可以和谐相处了。

三是家有恒产的治国理念。当梁惠王提出“愿夫子辅吾志”时，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意即假如人民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就不会有牢固的道德观念。并说一旦没有了道德观念，什么歪门邪道的事都会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众有维持生计的产业。现在民家的产业，上不能养老，下不能育小，丰年终身受苦，凶年不免死亡。救死还顾不上，哪有闲暇讲究礼仪呢!孟子于是勾画了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认为只要做到老者锦衣肉食、百姓不饥不寒，就可以“定天下”了。

儒家学派注重道德建设，孟子更是突出的代表，但其治国理念却失于空泛，未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孟子擅长论辩，但在同其他学派论战中多失之偏颇。如对墨子的兼爱说，他武断地说：“墨子兼爱，是无君也。”拿国君压人，似有扣大帽子之嫌。又如在批判农家的《许行》篇中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立场显而易见。而另一位同出儒家的荀子，却弥补了儒家学说的这些缺失，成就在孟子之上。

二、荀况及其思想理念

荀况，赵国人。五十岁时才到齐国游学，因德高望重，三次成为齐王酒宴上的祭酒。后受人毁谤不得齐王重用，就离齐至楚，时任楚相的春申君安排他担任兰陵县令。春申君死后荀况也丢了官，就在兰陵安家落户，潜心著述，完成了数十万言的《荀子》一书。荀况打破了儒家学派的局限，悉心研究儒、墨、道各家学说的得失，形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系统理论。《荀子》32篇，不能一一评介，仅就其与传统儒家学说相异处略呈己见。

一是独到的治学见解。孔子强调“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不失为经验之谈。荀子提倡“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更着重于攀登。如“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达到“山高人为峰”的境界。牛顿谈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巨人看得更远。比牛顿早一千多年的荀况就有了类似的独到见解，所以他能“青出于蓝”，比传统的儒家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

二是另类的人性思考。孔、孟都认为人性本善，之前的老子更主张回复“婴儿”状态。墨子认为人如一块白布，“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而荀况则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他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又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我们在此不必参与人性之争，只就其强调后天教育、主张绳墨磨砺，认为是颇有道理的。

三是前瞻的治国理念。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孟子强调言必称尧舜，重在道德建设。荀子继承了儒家思想，也谈修身、重礼乐、论荣辱，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他虽也回顾往昔，但更多的是向前看。荀子提出信义立国、以理正国、以法治国的理念。他还提出爱民利民的君道、利君安下的臣道，强调“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把治国责任归于君主，认为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政治清明。

四是裕民的富国思想。荀况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就是做到“节用以礼”，用礼来节制官员的开支;“裕民以政”，执行富民政策;“臧其余”，把富足有余的部分贮藏起来，达到富国的目的。为了裕民富国，他进一步提出合理分配的问题：“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认为天下的根本利益在于分配，君主是总管分配的枢纽。只有“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减轻农民和商人的税赋，才能做到“下富则上富”，不能采取“伐本竭源”即杀鸡取卵的掠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