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死境的社会生态

与地球生态的死境化和社会生产的死境化态势相映成趣的是社会生态的死境化，因为地球生态的死境化和社会生产的死境化态势形成的直接动力因恰恰是社会生态的死境化，并且地球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死境化态势又反过来推动社会生态死境化的迅速扩张。

这里的“社会生态”既指国际社会生态，也指国家社会生态，是此二者的整合表述。从整体上讲，生成当代社会生态死境化态势的主要因素有三：

首先是集权主义。

集权主义既是导致社会生态死境化的根本因素，也是推动地球生态死境化和社会生产死境化的最强劲的推动力。集权主义主要展开为三个维度，文化集权主义、经济集权主义和政治集权主义。

文化集权主义实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文化专制主义的集中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曾经批判的文化思想新闻出版的严格审查制度，这种审查制度往往违背一个国家的人权宪法，即以取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思想自由权利为代价；二是社会舆论和传媒完全由政府掌控，强制取消人的社会知情权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约权；三是国民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教育从根本上违背人性，使教育非人性化和工具主义化，教育内容只有单一片面的知识教化和技能训练。

文化集权主义实施需要其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政治集权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基础，而且首先是人的存在和生存的基础。从统治角度看，对社会和人的最好的掌控方式，就是将整个社会的经济掌控起来，剥夺人的经济权利，无论是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一旦丧失独立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能力，必然俯首帖耳于集权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所以经济集权成为历史上任何形态的集权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经济集权主义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资源集权主义，即整个国家资源、社会资源由政府掌控，尤其是自然资源、地球资源、土地资源等均由政府操控进行配置。人一旦丧失资源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就丧失了生存的根与本，成为飘浮之物。比如农民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政府以及与政府勾结的商人、企业，都可以任意地运用各种方式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二是市场垄断。在经济集权主义的社会，市场垄断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市场资源垄断和价格垄断。在经济集权的国家，要建立中央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垄断市场和经济的社会工具，所以，政府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是需要与央企、国企共同运作来完成。三是社会分配集权主义，包括劳动初次分配、社会再分配，包括社会的基本福利、保障分配，都以权力意志为准则。经济集权主义造就了经济的特权主义，造就了不劳而获，造就了官商结合，更造就了通过社会化的洗钱方式而迅速暴富的富豪阶层，当然也造就了以权贵为主体的豪强们的海外移民潮。

客观地看，文化集权和经济集权不过是政治集权的两种手段与方式。在人类政治史上，一切形式的集权主义的实质都是政治集权主义。政治集权主义首先规定权力的来源，它要么把权力规定为天赋、神授，要么将权力假想为由历史决定或革命造就。政治集权主义指向政治生活就是强权主义，即强权就是真理：谁有权，或谁权大，谁就是真理。集权主义的实质所指就是剥夺，剥夺生命权，剥夺人权，剥夺国家主权，剥夺一切可以剥夺和想剥夺的一切，包括经济权力、文化权力、教育权力，甚至恋爱婚姻权力。

政治集权主义表现在经济市场领域，就是不断向经济市场领域蚕食其自由性，包括其自由空间和自由方式。这种蚕食经济市场自由的集权，既可用传统方式，也可用现代方式。传统方式就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或接管市场，前者如放任自由经济市场接受政府干预，后者如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代方式就是运用和开发新技术来控制市场，使市场掌控在政治强权的手中。在现代工业化向深度和广度领域进军的过程中，技术成为集权主义温和地却是全面得心应手地施展拳脚的最佳方式，这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支持、鼓动并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因为技术是经济和市场的动力，政府支持、鼓动、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实质地构成了政治集权的有效方式。二是政府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来实现集权，比如现代的网络技术，极大地缩小了空间、缩短了时间，对市场的监测和控制不仅无孔不入，而且获得了立体效果。

政治集权主义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人的自由程度降低，甚至可以达到任意地消灭人的任何形式的自由的效果。二是政治权力稳固性弱化。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治的自身存在，因而，不断强化的集权主义政治谋求解决如上两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发展经济，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因为这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引导社会发展经济，激发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这个过程，也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由关怀、权利追求转向对经济关注、收益提高和对财富增长的关怀方向。这确实可以见到普遍成效。因而，为了持续地、长久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收益、财富梦想的道路，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刺激经济，就是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追求经济持续高增长，保持经济的高增长速度，根本前提就是资源有充分的保证或资源的充裕。所以向自然开战，向地球进军，向土地要财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构成人们生活的主题和人生的目的。

其次是技术化生存。

所谓技术化生存，是指人的日常生活完全被技术本身所主宰、所垄断、所牵引，人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地存在和生活，人的身体能力，体力能力，甚至是智力能力和情感能力，被削弱和降到最弱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完全丧失了，比如，在过去，我们可以徒步行走几十里，这是常态，现在的人们几乎走不了路了，或者已经丧失了徒步走路的能力，出行要完全靠汽车，尤其是网络技术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之后，人的生活离不开技术。人成为技术的奴隶。

技术化生存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构成了一种统治模式。在技术化生存模式中，人的各种权利因此而日益遭受侵犯与剥夺，人的自由越来越成为问题。1955年7月15日，包括量子力学创始人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著名的《迈瑙宣言》。在该宣言中，他们通过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指出：“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2]这个完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既由科技主义所推动，也被科技主义思维—认知模式、情感—表达模式所规范。客观地看，科技主义体现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把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并使科学服从技术的要求。二是技术成为科学的动力，科学为技术服务，并通过为技术服务而服务经济和政治。三是科技万能论。科技万能论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首先，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因为技术进步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才是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动力；其次，把科学定位为是创造绝对真理的方式，并要求一切认知、一切思考、一切判断和决策，都必须以科学为准则，科学既是思想认知的出发点，又是思想认知的目标，更是思想认知的最终标准和最高法则。由于这三个特征的导向，使科技主义获得了实利主义的性质规定。科技主义因市场垄断和政治集权合谋而产生，因而它必须全面服务经济和政治，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或政治保障的需要。因为从本质上讲，科技主义既是一种垄断主义，也是一种集权主义。作为前者，科技主义指向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的垄断，首先且最终是资源的垄断，因为只有当垄断资源时，才有资格和实力垄断产业。科技主义对资源进行垄断的突出表征是对自然的垄断，即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经济的资源市场，看成是为人类经济发展所任意开发、运用和调配的资源场所。正是这种性质的垄断主义，才导致了人类对经济市场的发展无视自然界的生态运动，才形成了人类追求持续经济增长而违背自然的自身存在法则与运动规律。但科技主义指向市场垄断的最终动力，却在于它的集权主义本质：作为后者，科技主义指向政治生活。从政治利益集团论，权力的稳固与牢靠，需要以经济为后盾；从国家方面论，国家的强大，同样需要以经济为基础。因而，发展经济，增长财富，提升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恰恰是政治作为的集中表现。所以，政治必须通过科技主义而实现现代集权，并且必须将其现代集权指向经济和市场，实现全面垄断。

其三是实利主义追求。

集权主义来去无阻、横行于世，需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并且集权主义也总是从两个方面努力来保证集权畅通无阻、横行于世。一是造就技术化生存的模式，包括生活模式、认知模式和情感表达模式。在这一造就活动进程中，科技主义充当了急先锋。二是造就实利主义生存冲动、向往和价值导向。因为只有当人们都趋附实利，都本能地煽旺追逐实利的热望与激情，并一往无前地行进于追逐之途乐而不得其返时，集权主义才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历史地看，实利主义已经全面构成人类实现物质幸福论目的的基本战略和价值导向。实利主义的整体价值导向战略，是全面实施傲慢的物质主义行动纲领，并不折不扣地推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

实利主义生存是以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为目标，以傲慢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追求唯经济主义。唯经济主义，“用路易斯·杜蒙特的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这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另一个假设，反映在人是经济动物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信条中。当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因而，实利主义宣扬经济万能论，认为“‘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假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生产值是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3]。唯经济主义追求物质幸福论。物质幸福论的具体享用方式，就是消费主义、感官主义和性肉主义。所以在唯经济主义时代，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甚至文学艺术都是围绕消费主义、感官主义和性肉主义三者而展开，形成了科技万能、经济万能、金钱万能的庸俗社会和庸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