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死境的生产状况

对于当代人类来讲，如修建三峡工程那样破坏地球生态的行为，其最直接的也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生活富裕的方式来解决或消解淡化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但人类的这种愚蠢的行为，虽然可以见到某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最终以层累的方式把人类自己推向了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的悬崖，这种世界化的存在风险和全球化的生存危机又反过来以一种更为暴虐的方式，把人类沉醉于其中的经济狂热运动，推向了死境化的经济危机的深渊。在这个深渊里，人们再也看不到传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运行状态，即人们再也看不到经济的低谷之后一定会复苏，而迎来新一轮经济的高峰值期。进入21世纪的经济危机就如同进入绝经期的女人，再也无法感受到心血来潮的兴奋状态，只有时不再来的抑郁苦闷与无尽的人生悲伤和感叹。这就是当前人类的经济状况，这更是人类未来的经济状况。从实质方面讲，用“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等概念来描述当前以及未来人类经济，已经是过时的语言。因为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出现经济低迷，实质上就是当代以及未来整个人类经济的本来状态，即人类经济要么是低增长的，要么是负增长的。这种低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人类经济发展到当代所出现的必然状态，但人类对经济的预期还仍然顽固地持守过去那套模式，并仍然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去开发市场、去理财、去消费生产、去预算增长、去设计就业与福利、去支付政府行动和政治蓝图，自然就会闹出无穷的笑话和困境。今天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财政悬崖，就业难，生存竞争日益加剧，生存无望感、世界末日感全球化流行，局部性战争不断、各种冲突风起云涌等等，都是这种旧有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所导演出来的人类闹剧。

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这是当代人类经济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在当前，把持国家行动和市场走向的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投机家们，之所以还持守旧有的认知模式和行动模式，是因为他们并不清楚这种趋势形成的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换位思考和自我反思，仍然是沿着过去的老路子来努力改变现状。具体来讲，就是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悬崖、就业困难等等都是暂时的，只要着手一揽子经济振兴计划，只要经济复苏，新一轮经济高增长就会出现，这时一切问题都将解决。

这就是当前全球政治家们的基本应对思路，政治家们的这一思路，更多地来源于经济学家们和企业巨头们的怂恿、鼓吹。经济学家们只看到市场，企业巨头们只看到经济利益，政治家将经济学家和企业巨头看成是实际的救星，希望通过实施经济学家们的经济振兴计划和企业巨头们的更大经济财富的创造，而拯救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政治家与政客们希望通过振兴经济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美好愿望和实际的操作，都没有考虑到有限性这个问题。

有限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对政治家们的治国救世来讲，最重要的有限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能力的有限性这一事实。经济对于国家政治治理来讲是一种能力，经济对于解决人的生存来讲，也是一种能力。经济的这些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富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政治强权所制造形成的任何问题。因为对于人来讲，其生存当然需要经济的高增长、物质财富的丰裕，但这只能解决人的生存的一部分问题，并且只能解决人的生存的物质基础问题，人的生存的权利问题、精神问题、情感问题、心灵问题、美学问题等等内容，是经济不能解决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经济能力体现出它的绝对的有限性。对社会来讲，诚然需要经济为其奠定基础，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丰裕，只能使社会在整体上贫不贫困，却不能解决社会中人人的丰裕、人人的富有问题。比如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发展到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富有了，并且富有了的人们涌动起出国移民潮，大多数人却仍然处于穷困或半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社会财富的丰裕，更不能解决人道问题、自由问题、平等问题、公正问题、人权问题、做人的尊严问题、财富分配问题、生存正义问题。比如截止2012年6月，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且数据还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9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并且专家们还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现金交易和灰色收入，实际差距应该超过这个数据。但在另一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2012年6月1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有两个重要信息引来全球注目：一是美国的百万富翁一年缩水了12.9万户。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全球处于经济衰落、金融危机之中。让世界感到奇怪的是，同时在全球经济衰落、金融危机的处境下，这一年中国却涌现出了648个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家庭，由此使中国的超级富豪家庭的总数排名全球第5位。在中国，财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家庭，比2011年多了110户，增长20%。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评论说：“这一点很值得注意，2009年中国在富豪人数榜上还是第13位，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这样的跳跃。”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这样的跳跃”，恰恰由另一组数据为其提供了解读其秘密的思路：在中国3000多个财富超过1亿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户有各种政治背景、权力背景。比例如此之高，让人触目惊心。在一个社会中，当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其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的市场拼搏与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恰恰揭示了经济能力在另一个方面的有限性，即从根本上讲，在人道、自由、公正、人权、尊严、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财富分配公正等方面，经济能力本身是无能为力的。那种企图通过发展、增长经济来解决各种诸如人道、自由、平等、公正、人权、尊严、财富分配公正等社会问题、矛盾的想法和做法，要么是一种政治上的天真，要么就是有意在掩盖什么并放纵什么。

二是资源的有限性。这里的“资源”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即当一个社会的资源被一些人过多地占有时，另一些人却只能处于资源的匮乏状态，因而其生活只能沦为贫困。二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因为在地球资源结构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开发一分就少一分，最终将耗尽。另一部分是可再生的，但其再生能力却需要时间、条件做保证，当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速度大大超过其再生速度，并且当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大破坏了可再生资源再生的起码条件时，资源都会处于枯竭状态。基于如上两个方面的资源的有限性的制约，在当前以及未来，全球化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悬崖，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殊态；低经济增长或负增长，也将成为常态，而不是殊态。其根本原因有四：

第一，贫富太悬殊，这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阶层与阶层、个人与个人、职业与职业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不能缩小，而且将进一步扩大。这是造成全球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悬崖常态化的重要因素。

第二，地球资源匮乏。今天，在地球上，无论是地表资源还是地下资源，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已接近枯竭。但人类对高物质生活享受的欲望却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近30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唤醒了所有的国家和每个人，经济大发展、资源大开发的竞争，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剩无几的地表资源和地下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把目光转移到了海洋和太空。相对地讲，地表资源开发所耗费的成本是最低的，当由地表资源开发转向地下资源开发时，其经济成本就高了许多。而开发地下资源，越是浅度的资源开发，其成本就越低；相反，越是向深度进军的资源开发，所耗费的成本就越高。而从地下转向太空和海洋，资源开发的成本更是高出许多倍。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越是向深度开发资源、向太空和海洋开发资源，其技术要求越高。而越是开发尖端性生产科技，其所付出的科技开发成本就越高。人类经济的生产的实质是追求剩余价值，即追求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全部成本之后的剩余价值。然而，对任何一种以具体材料和具体对象来展开生产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值始终是可以度量的，并且只能是有限度的，经济生产的成本大，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少。面对这种有限度的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其生产成本越高，其剩余价值就越低。因而，在人类的未来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想达到过去的高增长状态，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因为越往后走，经济发展中所支付的技术成本、资源成本和生产成本将会更大。这是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常态化的根本的制约因素。

第三，土地问题。土地是人类生存资源中的最大资源，也是最根本的资源，所以土地问题成为一切的焦点和瓶颈。人类未来经济发展的低增长常态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口太多与土地资源日趋缩小或消耗太过之间所形成的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导致。

土地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成为全球安全危机的焦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战争，大都由此而引发。美国每年花巨大的军费开支去维护和保障他的国家安全，说到实处，仍然是保障他的国土的绝对的安全。只是美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美国的做法是把国土安全的保障防线建立在离本土距离甚远的他国，而其他国家只是在本国的疆十上建立国土安全的防线而已。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东海、南海之争，实际上是土地资源之争。为了钓鱼岛这一块小小的岛土的主权，日本和中国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开支，并且还将付出更大的成本开支，甚至包括流血与战争，或将不可避免。二是国内的土地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问题，同是一块地，三年前一亩地价值是100万，三年后一亩地价值可能会增长到500万甚至1000万或者2000万。土地使用的成本，有时不仅以几何原理增长，可能有时还超过了几何原理而无度增长。这将大大地制约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使经济发展的低增长或无增长常态化。

第四，人口问题。今天世界上已经有70亿人口，估计在未来30年内，地球人口将突破100亿。人口爆炸性膨胀，带来各种各样的地球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的高增长事实上变得不可能。比如，人口暴涨，涉及居住、用水、卫生、健康等系列问题，这些为解决最低生活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将大大地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如，污染问题，这是人口爆涨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治理污染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经济发展不可能避开这一成本。再比如，我们可以在没有人烟或人烟稀少的任何地方开矿建厂，但当遍地人口密集时，要新建工厂就涉及到人的生存安全成本，比如用水安全、空气安全、环境安全的成本支付问题。

如上四个因素交织生成，错综复杂地展开，将人类单向度地追求高经济增长的冲动、决策、计划网进其中，形成人类经济生产的死境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