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直觉的本质规定

现代哲学由三大思潮构成：一是生命哲学思潮；一是现象学思潮；一是分析哲学思潮。分析哲学思潮由逻辑实证主义所掀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思想的巨流。分析哲学思潮虽然产生许多的流派，诸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由此而深化出来的逻辑语义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批判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等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反对形而上学，抛弃传统哲学对思维与存在之关系这一研究主题，把哲学的基本任务定位为对科学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图消除语言运用的歧义性和模糊性，阐明语言的自明意义。分析哲学的努力目标，其实不在语言的自明性，而在于通过对语言分析或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澄清思维和认知之间的混乱关系。从而解决哲学上的论争，清除哲学传统中的各种错误。但无论语言分析或逻辑分析，对于澄清哲学思想到底具有多大的可能性作用，分析哲学并没有弄清楚。分析哲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盲目地抛弃哲学存在的根本理由，忽视哲学始终不能只单纯地归结为语言分析或逻辑分析（虽然分析之于哲学异常重要，但它始终不是哲学的全部或者说哲学本身）。因为哲学始终无可避免地面对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即人如何存在的问题既涉及人的存在的可能性问题，更要涉及人事实上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将可能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把哲学引向世界和宇宙，从而产生本体论拷问；第二个问题把哲学引向人的存在境遇与命运，从而不得不追踪人性与神性之内在关系；第三个问题把哲学引向历史之途，不得不考察实然存在如何命运地展开其应然生存而最终无可逃避地踏上必然存在之苦难道路。不仅如此，哲学更要回答人如何看待世界和如何看待生命与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之为认识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是现代生命哲学与分析哲学进行分庭抗礼的“据点”。自近代科学革命开始，人文世界里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思想思潮，一种思想思潮以科学为满足，极力追求思想的精确性，追求如同几何学那样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潮以分析哲学为代表，他们把哲学看成是对语义的澄清，因而开辟出一条对纯形式的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道路。这种思想思潮之所以具有如此的自信与乐观，是因为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即机械论世界——为他们奠定了底气：世界是一个机械和谐的秩序世界，它本身就是自明的，它的无机的运动本身就是精确的。世界的混沌无序，最终源于人的认识和观念的混乱，或者说源于人对世界命名的语言的歧义性，而唯一能够解决这一语言歧义和认识、观念混乱的途径，只能是科学，因为科学本身追求客观、严格和精确性。人们对科学的客观、严谨、精确的主观想象，又为分析哲学平添了盲目和勇敢。另一种与之相抗衡的思想思潮，则不以科学为满足，认为在科学知识之外，人生尚另有其意义与价值，这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这一思想思潮以生命哲学为代表，他们把哲学思维看成是生命的活动，虽然它不能给人以知识，却能深入人的内部阐明生命存在的意义。因而，在生命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或者说不只是理论思维，而且还是并且首先是心灵的活动。现象学思潮似乎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或者说是糅和分析哲学和生命哲学而企图开辟出一条新道路来。这就是现象学一方面追求哲学应该成为“最高的”和“严密的科学”，使之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努力于通过“意向性”（即意识的基本结构）而达向先验存在的生活世界本身。或者说，现象学企图通过意向性问题而切入现象的探讨，从而开辟出通向先验意识所构造起来的生活世界的道路，以此来构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使其能够真正成为一切科学的坚实基础。现象学的这一努力，是把自己限定在认识论之域，而无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基问题，即人如何存在的问题。具体地讲，人的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和人事实上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将可能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并不在现象学的视域之中，现象学的这一单向度的认识论道路，同样源于对哲学的科学化的盲目。

生命哲学与现象学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强调直觉的重要性。生命哲学赋予生命的本质以本体地位，认为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动力：生命的本质就是运动、变化，就是生生不息、自强不已。生命的生生不息、自强不已的展开方向就是生命超越，因而，生命是自己创造自己。“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创造。正如画家的天才在他创造的作品的影响下形成，改变或变化，同样，我们的每一种状态在其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改变我们本身，它是我们刚刚形成的新形式。因此，有理由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我们之所是，但是，还应该补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34]使我们能够连续不断地创造自己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因为生命具有创造自己的冲动，即生命冲动（élan vial）。生命冲动，既是生命的内力，又是生命的灵魂，它才是创造的本原与最终的动力，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真正创造者：生命冲动是万生之源。在柏格森看来，宇宙世界及其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都是这种神秘力量的派生物。生命冲动的绵延不已则形成了生命之流，生命之流总是朝向顺行和逆转两个方向运动：生命之流朝向顺行方向紧缩、凝聚而喷发，则产生一切生命形式；生命之流朝向逆转方向扩张、松弛而坠落，则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形式。由此，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生物与非生物、生命与物质，都是生命冲动的产物，并因为生命冲动的绵延之流而得到维系和相互贯通。

整个世界是生命冲动绵延之流的产物，而生命冲动的绵延之流则构成了时间。柏格森对时间的看待，亦没有超出他之前的哲学思维一体认的两分传统，他把时间两分为纯粹时间和物理时间。在柏格森看来，纯粹时间支撑起了有机的生命世界，使生命世界的运动、变化、连续性成为绝对；物理时间支撑起了无机的物质世界，使物质世界静止、间断性成为相对。纯粹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关系，是生命之流与有形事物之间的关系；纯粹时间与物理时间之间的对立，亦表征为有机生命世界与无机物理世界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就是静止与运动、间断性与连续性、固定与变化、稳定性与可变性、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对立。

从时间出发并根据纯粹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各自特征而展开认知，就形成两种认识视野和方法：理智与直觉。理智可以把握相对静止、稳定、不变的物理世界及其物理事物，因为“按照我们的理智的自然倾向，它一方面是借凝固的知觉来进行活动，另一方面又借稳定的概念来进行活动。它从不动的东西出发，把运动只感知和表达为一种不动性的函项。它利用现成的概念，并且竭力企图好像在网中一样在这些概念中去把握住实在（它在其中通过）的某种东西”^[35]。“理智的自然倾向”即是静止的抽象分析。分析的方法，就是从部分到整体或者从整体到部分、从运动到静止的几何学方法或逻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典型的理智分析的方法；理智所涉及的对象或者能够分析的对象，只能是空间化的事物。所以，理智（包括它的最典型的形式科学）始终摆脱不了机械论、目的论与严格因果决定论。

与此相反，直觉则能够指向生命世界，或者说对生命冲动的绵延之流的认知，只能通过直觉才获得可能。“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36]也就是说，直觉就是通过对感性和理智的超越而进入内心的体验，使在这种内心的体验中实现心灵与理智的交融、主体与对象的融合，从而把握生命的绵延之流。所以，直觉是“能够朝向事物的内在生命的真实的运动”^[37]。

现象学运动在现代哲学运动中最为波澜壮阔。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中，现象学的影响比分析哲学越来越大，其原因颇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现象学所提供的哲学方法，比分析哲学更适合于这个生态整体化的当代世界之趋势。现象学的努力目标是重新拯救哲学，使之成为“最高的”和“最严密的科学”，即达到比科学更精确的科学：现象学就是要把哲学创建成“科学的科学”，或者说使之成为描述绝对真理之科学。现象学为实现此一目标的努力方向，却必须首先创构出不同于它之前的所有哲学传统的全新哲学方法。

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自古希腊以来，由于其认知关注的对象由“以自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之后，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问题最终为主体与客观、认识与对象之关系问题所取代。换言之，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被转换成了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哲学主题的这一转换确立与发展进程，抵达康德那里，对有关于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之关系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三种解决方案并提供了与此相对应的三种哲学方法：经验归纳的陈述方法，观念演绎分析的陈述方法和先验综合判断的陈述方法。相对地看，经验归纳的陈述方法和观念演绎分析的陈述方法，为分析哲学所继承与发展；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陈述方法，为现象学所批判性地继承。康德的理性批判把世界予以两分，即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对康德来讲，本体世界可以思想，而现象世界可以认识；然而，可以思想的对象却并不一定是可以认识的对象。理解这一点，对了解康德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在传统哲学看来，认识起于感觉经验而必须通过分析而达成。然而在康德看来，分析性认识与知识的任何进步都没有关系，因为纯粹的知识来源于纯粹的认识，唯有达向先验领域，纯粹的认识才成为可能。因而，在康德那里，先天综合判断成为认识的最高形式，也是最好的方法。但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认识，只关注了认识的形式，却抛弃了认识的内容。因而，胡塞尔也如同康德一样，为确保认识的形式的先天性，必须为确保认识的内容也是先天性的而努力。由此，现象学必须努力创构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哲学方法传统的新哲学方法，这就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那里受到启发，认为要认识寓于主体意识内的对象，那么认识主体首先应该从他现有的知识的具体形式和他所熟悉的理论框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意识的内容用括弧划出来悬搁在一边，然后充分发挥心理机能的意动功能，即意向性、活动性、整体性功能，进行现象学的还原，然后通过直觉而直接把握对象本质。所以胡塞尔宣称，唯有在纯直观框架内的那种关于本质的现象学，才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这种哲学方法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描述现象的方法。

胡塞尔所说的“现象”，不是唯物论所讲的客观事物的表象或客观的经验事实，也不是唯心论所讲的感觉材料，而是指能够呈现在人们“直接经验”中的一切内容。在现象学那里，“现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它必须是本质的：现象即是本质，本质亦即现象；二是必须能被直观到，即当我们在直观中所把握到事物那不变的、必然的、最一般的特征，就是现象。基于这两个条件要求，现象学方法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经验的，而只能是直觉的。现象学方法是一种直觉方法，这种直觉方法要求，只能在运用它的过程中才能阐明它自己，也唯有在运用它的时候才能促使它本身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现象学方法始终是一种过程中的方法，一种动态中的生成论方法，一种融进了认知主体的个性内容的方法，一种未定型的和未完成的、并且始终处于期待状态的方法。

现象学的直觉方法，既适合于个别现象的考察，也适合于对一般本质的考察，同时还适合于理解本质的联系。在现象学那里，考察个别现象，要运用到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分析和现象学描述：“现象学直观实际上是要从专注于现象的某一点开始而生发开来的自由联想，直到对这一现象的一切可能的方面、性质和形态都获得清晰的观念，它不仅起综合作用，而且强调自由的想象。现象学分析是把呈现于直观中的各种观念加以分类的过程。……现象学描述即使用分析中获得的概念、名称对直观内容进行描述，也要在语言中把思想观念明确化、固定化。”^[38]考察个别现象的目的就是获得对它的一般意义的理解，由于意义本身就是事物的一般性本质，所以对现象的意义的理解，同样需要直观才能达到。因而，考察个别现象的一般意义而考察一般本质，也就是考察以现象学描述所使用的概念和语言为对象，理解其意义，这种对意义的理解，同样需要直觉才能达成。不仅仅如此，理解意义的过程，必然要达向对本质联系的理解，所谓“本质联系”就是概念与概念间的联系，对概念与概念间的联系的把握，亦是一个直觉的过程，这种直觉在胡塞尔那里称之为“范畴直观”（categorical intuition）。

现象学之特别强调直觉方法，是在于唯有直觉才能达向事物本身。所以，运用直觉方法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而诉诸事物本身。但是，胡塞尔所讲的“事物本身”，并非客观存在之事实或事物，而是指认识所能够达向的一切可能的东西，它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存在的或不存在的等等东西。所以，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诉诸事情本身”，就是指诉诸意识活动及其意识活动所构成的对象性存在本身，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唯有意识的存在（Bewusst-sein）才是绝对的，因为唯有在意识中存在才实际存在的假定。”（Q.劳尔）诉诸事物本身，就是以直观的方式而还原（包括现象还原、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于事物的意识构成本身，展示被（语言、概念、观念、信念等等）蒙蔽了的意义，还事物以其意识地构成存在的真面目。

概括地讲，无论是生命哲学还是现象学，都发现直觉方法是直接抵达事物、诉诸事物本身的方法。生命哲学和现象学对直觉方法的关注和对直觉方法功能的发现，恰恰蕴含了把握统合直觉本质的潜在路径，即统合直觉的本质蕴含在生命自身之中，蕴含在事物本身之中。从根本上讲，诉诸生命本身、诉诸事物本身、诉诸世界本身，这是对生命、事物、世界本质、法则、规律的直观把握的便捷方法。而直观把握生命、事物、世界的便捷方法，客观地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取向，一是认知论层面的取向，一是本体论层面的取向。生命哲学和现象所各自关注和启动的直觉方法，均是认知论意义的；而生态化综合之统合直觉方法所诉诸的，恰恰是本体论意义的。任何认知论的探讨和思考，都从不同角度、并采取不同的方式，敞开自身达向本体直观的潜在路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意欲抛开已成模式的观念和固化的思想而超越认知论局限与遮蔽而开启本体论的路向，以诉诸生命、事物、世界本身的方式而直观生命、事物、世界的本质，必须启动的方法，就是统合直觉方法。换言之，生态化综合之统合直觉方法的本质规定，既不是感觉经验论的，也不是理性认知论的，而是先验统合的本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