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危机的方法论要求

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是人类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遭遇的。因为有信史以来，人类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都是区域性的，国家范围内的和局部的。而当代人类所遭遇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却是世界化的、全球化的。化解这种世界化存在风险和全球性生存危机，不仅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新的哲学思想的重建，需要哲学方法的导航。这种全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却已伴随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而生成。

世界风险播种生态化综合新哲学方法　概括地讲，世界风险是指风险的世界化、全球化，进一步讲，世界风险意指风险的普遍化、日常生活化和持续扩张化。这种日常生活化和持续扩张化的世界风险敞开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全球范围内的价值消解、精神荒废。具体地讲，价值消解是动因，精神荒废是结果。因为价值全面消解，才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精神荒废。客观地看，20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价值消解，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达到成熟状态而走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社会，现代主义价值观被消解，而后现代价值体系又尚未得到明确的建立，在消解与重建之间出现空档，因而，社会精神荒废必然出现。二是更多的贫穷国家在20世纪后期以来逐渐获得觉醒而追求现代文明，即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这一展开过程既面临摆脱传统的重负，又遭遇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进程：有意识地摆脱传统重负，这是对支撑农业文明之价值体系的消解；遭遇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进程，无可逃避地要消解现代主义价值体系而吁求后现代主义。由此两个方面的夹击，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社会化的精神荒废。这种价值消解、精神荒废状况，必然播种下化解世界风险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方法，即生态化综合方法。

形成世界风险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恰恰是70亿人口造成的地球压力风险和因生存资源匮乏所带动起来的、并且是不断以野性方式而释放因生存空间争夺所带来的风险。前一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地球承载力下降，地球自净力丧失，由此形成地球生态链条断裂，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失律，灾疫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后一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海洋争夺、太空开发、核军备竞赛，区域矛盾日益激烈、局部战争连续不断并不断扩散，最终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人类处于自我毁灭的悬崖上。为避免毁灭悬崖，人类必须寻求全新的理性智慧，因而，生态化综合方法应运而生。

生态危机孕育生态化综合新哲学方法　客观地看，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生态危机，比如地球生态链断裂、物种多样性丧失，自然失律、地球失律、气候失律以及灾疫失律等等，主要不是自然力造成，而是人力造成。“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4]因为“尽管表面看来是大自然独立的现象，但若从本质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世界在起作用，而形成了异常变化的几个原因……有必要严肃考虑人类行为对自然运行、自然界的协调所产生的影响，严格限制那些哪怕很微小的孕育着危险的行为”^[5]。所以，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6]。这种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自然失律、地球失律、气候失律和灾疫失律，同时还因此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失律，人心失律，道德失范，美德消隐，暴力日益社会化和全球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社会化，更表现为国家社会秩序和国际社会秩序不断遭遇解构，表现为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家文化和人类文化不断遭遇解构，这种解构不仅仅源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的被迫消解，更来源于网络的社会化和手机的网络化所形成的对文化的消解，因为这种消解再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民众阶层向精英阶层的全面腐蚀，这种腐蚀填平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界限，即网络社会化和手机网络化，使文化精英沦为大众，使大众成为文化的氓民。因为网络社会化和手机网络化，使求知感官化，学习浅表化，知识碎片化。更因为网络社会化和手机网络化，使工作与休闲、学习与娱乐丧失界线，使道德与无德没有区别，使诚实与虚假、正直与非义丧失界线。

无疑，网络社会化和手机网络化已经开始了对文化的全面解构，但这还仅仅是当代社会解构文化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当代文化的解构还面临着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突出的展现，一是在国际生活中，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解构着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文化。二是在国家层面，文化霸权主义主要体现在偏离人性要求的政治文化始终在无声息地解构着公民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

如上种种生态危机，事实上从另一个方面将人类推向了毁灭的悬崖。与此同时，这种将人类存在推向毁灭悬崖的生态危机，又在以一种“破”的方式孕育着新的确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恰恰是生态化综合方法也在其全面破坏的过程中得到艰难的孕育。

社会转型需要新哲学方法　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此两种毁灭性的力量一旦形成合力，自然滋生出人类力求自我拯救的内在智慧，并开辟出自我拯救的道路，这就是全面探索社会转型发展。从整体观之，时至目前，这种社会转型发展的自发探索展开为如下方面：首先，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打破了孤立主义，消解和弱化着民族主义，推动当代人类开始自觉突破封闭循环式的地缘主义生存格局，探索开放的、多元整合式的全球生态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格局。其次，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将引导人类重建理性，回归理性，并以此推动人类逐渐获得理性的和限度生存的自觉，反思“理性为自己立法”和“智性为自然立法”的人类立法观，重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存在观念，向灾疫学习，向自然学习，学习善待自然、善待地球，并尝试重建新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重建生境，开辟新的文明。具体地讲，就是要从根本上构建低碳化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努力恢复失律的自然和气候，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对地球生境和人类社会生境的重建，重建生境文明。这一全方位的努力行动及所展开的过程，迫切需要哲学思想的导航和实践方法的引导。这种哲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不能从过去的已有智慧中提取，而是必须走向自觉的重建，在以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社会转型发展三者所共生的当代境遇中重建。因为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社会转型发展所构成的当代“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的程式，硬塞到明天世界的胚胎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