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化解危机

资本和资金是经济机体的血液，血液大量流失了，经济机体就会枯萎，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第一波货币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已经流失了将近6000亿美元，几乎等于当年的贸易顺差总额。还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在手中，2015年吸引外资的规模依旧超过1200亿美元，眼下看应对有余，但美元走强的力度持续加大，引发的资本流失预期动力提升，问题也就显得严峻起来。

应当说，第一波冲击造成的外汇资本资金流出压力在2016年第一季度末已经缓解消化，但并不意味后来风平浪静。美联储再次升息不确定的只是时间、次数与力度。更何况加息战打的是心理战，围堵的猎物是应声奔突的资本，无本的买卖，为什么不加呢?

对于这样的阵势，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看得很清楚。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文章《中国的三难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国面临国际经济学中经典的三元悖论，即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满足以下三个目标中的两个:(1)固定的汇率;(2)独立的货币政策;(3)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这就是说，三者只居其二，不可全得。这确乎是一个“魔咒”，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打破过。在这个“魔咒”里，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主权，是无须讨论的，剩下的两个选择哪个呢?这就又回到“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古老命题上，而且是二律背反中的不可兼得。要么实行固定对美元低汇率，提高人民币的币值，让切汇者无利可图，或者说让私人资本失去换汇保值的动力和必要，从而断了资本大规模流失的后路。要么任由国际资本和货币自由流动，在避险冲动和选择中面临的必然是国际资本大量流出。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看似庞大，即以2015年的流出速度，五年之内即可告罄。即便是每年还有近6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但在变化中也有不确定性，一旦抵不住有可能出现的社会雪崩效应，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也就会演变为事实。

应当说，货币避险是私人及公司财富的合理要求，追求高收益也是合理要求，面对这些合理但又从根本上损伤国家发展利益的货币异动，究竟是要前者还是要后者，这是一种两难抉择。

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包括可自由兑换和不可自由兑换下的固定汇率，而不是既自由兑换又趋向浮动的汇率，无疑会牺牲前一段推进金融改革的努力。同时，人民币已经加入一篮子货币，后者是对它的一种刚性走向要求。如果选择前者，那就要承受国际资本规模流出的后果，这对正在进入经济调整期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阻击。

在伯南克的推理结论中，“如果其他情况不改变，那么中国最终将拥有很少的外汇储备，不再愿意或不再能够大量买入人民币。在那一刻，人民币将贬值，很可能大幅贬值。这就是中国眼下的三元悖论:想要利用货币政策来管理国内需求并同时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那么它也许无法将汇率固定在目前水平上”。

由此，他开出了两个方子或者是提出两种选择:一是“现在就让人民币贬值”，“如果贬值幅度足够大，不存在未来进一步贬值的预期，那么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压力将得到化解，汇率大概会进入新的均衡”。二是“停止或扭转放宽资本流动限制的进程”。但他带着警告的口吻说，放宽资本流动是“实现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目标的一个前提条件”，只要中国在贸易投资保持开放，“资本控制可能根本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选择只有第一种。他还提出了第三张方子，是替代性的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说中国已经开始运用了，那就是扩大财政赤字和支出。但这其实是汇率变化引起资本流向变化本身之外的另一回事，就货币与资本问题而言，他认为他的判断已是确乎不移的了。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他那篇关于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文章里，也从面上涉及了这些问题，认为新兴市场面临全球经济疲软、资本外流、投资前景黯淡和货币贬值，但对如何解决，并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办法。他更多地强调，“2016年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勇敢地面对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

真的就只有贬值一条路可走，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了吗?答案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绝对不是无计可施。

首先要看到，中国目前仍在金融改革市场化的半路上。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那一套理论未必完全可以套用，那个“三律背反”或者“两难选择”也未必契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实际。中国货币加入一篮子货币，就自然会遵循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规则，加快金融改革步伐，这是国际货币对等的权利。但伯南克的分析前提是，一方面要以国际储备的要求来要求人民币，另一方面却是把人民币当成寻常货币或篮外货币看。那么，这种要求中的二律背反必定带来相应的另一种对于选择的选择，如同进入青春成长期的少年，即便快要成人，都拥有不可无视的成长过渡权利，在中国已定的完全解除资本管制的五年后，中国不会食言，但在五年内，运用什么策略达到这个目标，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不是好选择，那不仅牺牲了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三十年，也大幅剥夺了中国人继续改善生活的权利。

一次性大幅贬值更不是好选择，因为那不仅不能有效地停止跨国资本流出，反而会造成社会更集中的避险反应，加大流失规模，进一步缩减了操作空间，后果更为严重。

而且，一种已经严重贬值的货币且不说它本身的货币含金量和市场价值完全不符，也会在信用度受损中丧失国际储备货币事实上的意义和地位。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大幅贬值的人民币并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因此，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弊大利小，如果有什么利的话，仅仅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就进出口总额来讲，还是有点半斤八两的意思。出口额的高低取决于高附加值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只能一往无前地去升级，尽快确立新的外贸优势。这无疑是个挑战，但必须面对。

眼前的问题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还处在前期阶段，除了几个重大的装备制造行业，很多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升级刚刚开始，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外贸下行的局面，外贸下行又会影响到经济增速，影响到贸易的较大顺差状态，相应影响到包括外汇储备增减在内的经济全局，而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升级的自我挑战。例如，2016年2月，中国资本外流缓解，但出口的美元值下降了25%，贸易顺差较上月少了50%，这里虽有春节长假的因素，但仍须注意。

但也要看到，在渐进的产业升级中，中国出现了更多的具有高性价比的中高档产品，这是微观产品结构与经济宏观发展速度相呼应的产业进化特征。这些产品更适应大多数新兴市场的需求，因此也具有现实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可以在努力保持传统贸易优势和扩大高技术产品优势的同时，开拓新的市场，使外贸更加多元化，而“一带一路”启动的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化对接的市场机遇，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在地利和人和上多做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外贸并不是一种优势尽失的自由落体，它暂时的失速是弯道超车必然发生的一种减速现象，具有一过性的特点。

那么，在资本外流的问题上，又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别客气，也别充“大头”，中国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刚刚跨入人民币国际化的门槛，目前的金融监管经验并不足，既然计划着五年之内取消全部资本项目监管，那么在五年之内就有为调整监管“姿势”做各种技术准备的机会，包括在各种金融进退节奏里演练前进的步伐，而不是一味地提前去冲刺。五年应该足够了，五年后中国经济是不一样的，五年后它的经济免疫能力会增强不少，五年后更知道国际储备货币应当是什么样子，五年后美联储也未必会有第一国际储备货币自顾自的多种机会，五年后人民币完全可以全球自由流通。时间还是最好的良药。

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的可控性，许多机构都有同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主要并不是来自中国金融面临的风险，而是因为系统仍带有过渡中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事实上提供了缓冲。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因为中国的债务负担激增，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但他们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中国的货币系统是封闭的，金融缓冲遭到破坏的过程也是渐进的。那么如何利用这种现状，化被动为主动，应当是决策的出发点。

对于特定时段相对的“资本管制”，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是颇为赞成的。黑田东彦认为，日本在资本问题上受拖累最多，历史感受也最深，明白没有相应的实际措施去驯服不知何时暴跳的这只“下山虎”。拉加德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中讲，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局势的一个新的常态，需要有好的宏观政策和对市场的监控，“需要有更系统的方式去捕捉某一个国家的政策溢出效应”。目前“并非背靠着墙无退路”，已有一些工具来编织金融体系的安全网，确保不会再“背靠着墙”。她还说，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但需要在可持续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来避免颠簸”。她用“以身作则”和“人心齐泰山移”结束了她的话。

战略与策略是统一的，但又居于不同的层次，因此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在策略上灵活处置。例如，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在货币流通市场化中，资本项下的放开，排在最后，但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未必仍是最后一个“堡垒”，可以提早拿掉。从现实市场动态来看，汇率变化引起的避险信号有可能引起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紊乱，而伯南克的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心理基础上的。因此，在人民币相对保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在一个时段对某些情况下的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和外汇交易做一些弹性调节，比如出台俗称的“托宾税”即征收外汇交易税，还是有必要的。有些跨国银行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也会减少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但“托宾税”并不会原样复制，较早放开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可以将投资者的行为与投机者的行为甄别开来。

此外，对国内企业来自国内银行跨国资金的跨国并购也要纳入管理，对一些重复的和意义不大风险较大的项目要科学论证加强指导，适当减少目前已占外汇储备近四分之一数量的借款净额，防止国内建设中曾经大量出现的一哄而上现象再现在跨国并购中。美国这样的投资自由国家都有外国投资委员会那样的准安全“审查机构”，中国怎么就不能在事关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上多一道“防火墙”?金融安全是中国未来几年的头等大事，丝毫忽视不得。

人们注意到，中国央行的管理干预技巧发生了变化，从直接即时干预转向了依赖外汇远期市场的预测管理。与此同时，在继续以美元为计价统计数据外，还推出以特别提款权为单位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金融数据，并积极研究在中国发行特别提款权计价计值债券的可行性。

中国强调对金融和跨国资本的相对监管是不是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倒退，甚至是与“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不一致呢?这两者不仅不能混为一谈，相反地，“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包括中国的金融改革、资本流动打开了更宽阔的空间。

首先，“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但不意味着这里没有双边规则和多边规则，仅仅是一个初级的大市场。这些双边规则和多边规则就是经济战略伙伴关系下的多个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带一路”的大门永远为建立互谅互信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者全部敞开，包括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更加紧密的多种经济合作形式，暂时没有建立互谅互信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者，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可依，也就在技术层次上会出现某些环节上的“短路”。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带一路”的空间足够大，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和非洲、拉丁美洲，已经在为多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廓清道路。在门外说话，莫如在门里长谈。

其次，人民币正在国际化，“一带一路”同样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长袖善舞的宽阔舞台。与人民币建立本币互换关系的币种已有30多个，俄罗斯还率先与中国达成了以人民币为贸易计价单位的协议。既然是这样，必然希望人民币能够在市场上有比较出色的表现，也希望自身的本币同时也有出色的表现，这为人民币作为更合格的国际储备货币注入了活力，也给人民币币值与汇率带来稳定性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未来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既可能不是单独的一个美国，也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中国，而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国家。“人心齐泰山移”，只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共同发展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已经越来越失效的单调的货币把戏也就不能再构成对别国经济的直接与间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