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生成的当代境遇

罗素指出：“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它无疑地是出自热爱家乡与躲避危险的愿望，因而我们便发现生命面临着灾难的人，这种追求也就来得最强烈。”^[7]罗素所论哲学家何以追问哲学的深层动因，恰恰也是时代哲学创发性生成的根本动因。因为，热爱家乡、躲避危险、消除灾难，这是每一个人的本能愿望，亦是每一个时代的基本任务。然而，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热爱故乡的方式，更面临不同的存在危险和生存灾难，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躲避危险和消除灾难的方式与方法，并由此孕育生成不同于任何时代的哲学及其引领当代人类谋求更好生存发展的哲学方法。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存在境遇，有别于任何时代。当代人类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风险与灾难，却是前所未有的。从整体上讲，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境遇及其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风险与灾难，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三个方面，这即是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转型发展。

首先，世界风险社会构成当代境遇的整体状貌。

“世界风险”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他认为自苏联解体而导致两级世界消解后，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生生不息的世界迈进。^[8]世界风险既是指风险的世界化、全球化，更指风险的普遍化、日常生活化和持久化。在当代进程中，具有世界化、全球化和普遍化、日常生活化、持久化的风险，主要敞开为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消解、精神荒废。在当代社会，价值消解、精神荒废最直接地源于三维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交错敞开，这就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向敞开所形成的错综复杂态势，最终从整体上解构着过去那种相对单一的价值体系，但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能够引领当代人类获得整体性解救的普世价值导向系统。

概论之，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但它却并没有以此消灭农业文明。直到今天，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并存。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开始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方向发展，由此形成后现代社会。与此同时，占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穷国家，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方向发展。这两种发展在其方向上呈前后相续态势，但其起点、目标、重心等方面却不一样：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其动机是环保革命，环保革命的起点是工业文明，是健全的宪政、完善的法治、发达的经济和平等的福利社会，其最终的目标是创建后现代社会，即创建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社会，这个社会就是以生境为本质规定的生境社会，因而其重心是重建人与天调的存在关系和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世界。对落后国家来讲，其动机是工业革命，其起点是农业文明，是集权专制政治、人治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不平等的剥夺、压迫和暴力充斥的社会，其直接目标是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因而其重心是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实现小康。

从上图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追求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追求虽然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性，但由于动机、目标以及所为之努力的重心不同，因而其道路与方法也就截然不同。相对地讲，前者更多地采用生境政治学的方法，后者更多地采用国家政治学的方法。由起点、目标、重心、方法各不相同，最终导致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发达国家，现代性消解，成为不可抗拒的精神革命潮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思潮兴起。然而，现代性被消解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此出现了价值空位、精神荒废的社会现象的普遍化。在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建设运动背后同样汹涌着精神革命运动，这场隐蔽在经济建设、物质渴望背后的精神革命运动所指向的，既是前现代（即农业文明）价值体系，也包括现代（即工业）主义。因为要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实现小康，必须消解前现代价值体系。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是在发达国家由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方向转移这一宏大视域和当代平台上展开的，因而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不得不考虑后现代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这一维度，不得不被迫接受后现代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方向的规训，不得不以生境社会、生境文明为最终发展目标。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方面要自觉地肩负起消解前现代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代文明的潮流而本能地解构现代性。在本来就缺乏价值自觉和精神自觉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所肩负的这种双重的解构，恰恰是本能地以经济增长、物质渴望为推动力，由此形成现代意识、后现代价值的普遍缺失，这种价值缺失的普遍性，构成了世界风险的本质性方面。

二是人口日益膨胀、贫困普遍化和为摆脱贫困的非理性冲动成为世界性潮流。

在相对的意义上，世界是无限的，但在绝对尺度上，世界始终是有限度的。世界的限度性决定了地球是一个有限的星球，包括空间的有限和资源的有限，这一双重有限性决定了地球所容纳的生命是绝对有限的。2011年10月31日凌晨前2分钟，当丹妮卡·卡马乔在菲律宾降生时，全球人口达到70亿。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表明：现在世界人口每年新增7800万，按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世界可能会突破百亿。这种速度的人口剧增，必然导致人类赖以栖身的地球难以重负。

政治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的性本能几乎无法限制，而食物资源又是人的生存所必须。对人类生存来讲，食物供应只能呈算术级数增加，因为有限的土地够为人类提供的食物资源的供应是相对固定的；由于人的性欲没有限制，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却是照几何级数增加。由此使人类生存始终处于土地生产食物的有限能力与两性激情支持人口增长的无限能力之间的冲突之中。马尔萨斯认为，在这两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与无限的人口生产能力之间较量的结果表明，人类只能通过对人口生产施加强硬的和经常性的节制，才能使二者达向平衡。但在事实上，节制人口并不能解决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问题，当土地的有限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时，人类必然启动自身的潜能和力量来开发食物资源渠道，即征服和改造地球、掠夺自然资源。这样一来，地球不得不迫承受人类的蹂躏。另一方面，不仅仅是性欲的无法制节，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生命的存活率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这诸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人类不断解决食物资源的过程，却不能节制人口的增长，因为虽然“人口的终极制约来自于粮食短缺，粮食一旦增加，人口就会有相应的增加，直到人均食物水平回落到生存水准，在该点上，不再有人口增长”^[9]。人口越是增长，地球承受人类征服、改造和掠夺的压力就越大。其次，无论人类怎样发挥自己的潜力去改造土地、征服地球和掠夺自然，土地、地球、自然本身始终是有限的。受制于这种有限性，人类生产食物和其它资源的能力，始终不会满足人类的需要。土地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与人口生产能力的无限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必然导致穷困的产生。穷困并不能通过救济制度来消灭，因为救济制度的最终物质源泉是土地，是地球，是自然。当土地、地球、自然最终不能承受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庞大人口时，它必然以违反自身本性的方式律动，由此土地、地球、自然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所以，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导致了资源掠夺，形成了地球资源压力，使有限的地球资源与暴增的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被强行打破；而且也导致了地球环境压力，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越快、人口越密集的地区，地球承载力越是超负荷，其自然生态净化力就越是被削弱，由此两个方面形成环境生态因无法承受其压力而遭受破坏，丧失承载力和自净化力的自然环境生态，必然导致灾疫爆发的频率更大、烈度越强。

三是不断滋生与扩张的财富争夺、资源争夺，导致全球范围内多边关系紧张和连绵不断的区域性战争。尤其是今天，人口的暴涨，石化燃料和地下能源日益枯竭，向海洋和太空开发新的生存空间，争夺新的能源，正在急剧地演变集聚形成更新的和更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开发太空、争夺海洋生存权，都必须以军事武装力量为后盾甚至为前卫形式。因而，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经在事实上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性军备竞赛，最终因为利益的争夺而爆发全球性战争，将不可避免。

其次，不断扩张和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构成当代境遇的实质状况。

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10]因为我们为了优裕的物质条件，为了更舒适的物质生活，而不顾一切地并且是源源不断制造着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这种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主要展开为自然环境生态危机、社会环境生态危机和文化环境生态危机。

自然环境生态危机集中表现为自然失律、地球失律、气候失律，最后导致灾疫失律，其具体表征就是地球承载力丧失，自然再生力和康复力弱化，各种灾疫日益全球化和日益生活化。

社会环境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自净力丧失，即人心失律，道德失范，美德消隐，暴力日益社会化和全球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剧增，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社会化。

社会环境生态危机的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人心失律、道德失范、美德消隐、暴力日益社会化，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处于全面的消解进程中，它具体表现为社会信用危机的普遍形成。信用是市场的基石，亦是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保障。信用危机的普遍出现，必然消解市场，推动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使其连续统化。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其纵深敞开，一方面来源于信用基石的崩塌，另一方面来源于市场本身的不景气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市场不景气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所形成的低增长或零增长，直接源于资源日益枯竭，资源开发成本上升，资源运用成本不断提高。所以这一切又形成一个不断裂变的连续统，加速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导致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和国家社会的安全危机，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安全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因为当前这种竭尽全力的经济发展而所有缓解或消除，而是越加大发展经济、追求增长的力度和速度，就越是加重这种连续统的生存危机。

在当代进程中，无论从全球化层面观，还是从国家层面看，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资源危机、安全危机等等生成的最终根源，还在于人类文化进入了自我解构的全方位状态。

人类文化的自我解构，在图像文化的形成之时就已经出现；人类文化自我解构的加速，其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恰恰是网络技术。因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人的日常生活网络化，另一方面使人的日常生活手机化。换言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快速促进了通讯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其赤裸的动机就是最大化地赢利。而真正的最大化的赢利方式，就是人人消费和人人时刻消费。手机网络化或网络手机化，就实现了人人消费和人人时刻消费的梦想，使人人消费和人人时刻消费变成了现实。

网络手机化和手机网络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解构力主要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形成人的不在场性，这种不在场性使虚伪、作假、非诚念、非他者性等等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成普遍的现实和日常的生活状态。二是工作与休息不分、上班与下班不分、公与私不分。也就说，只要你愿意，你可能在任何的场所、场合做私事、干私活，玩游戏。三是求知感官化，学习浅表化，知识碎片化。因为手机网络化和网络手机化，彻底地解构了人类积累起来的真正的求知方式和真正的学习方式，网络手机的图像化、感官化、游戏化，使人们难以静下心来读书，构建知识体系，探求真知与生成思想。四是人的生活更加自我中心化和自闭化。在手机网络化和网络手机化的时代，几乎每一分钟空闲时间都属于手机，几乎每个人的心灵和情感都被网络所牵动。手机成为人的日常生活须臾不能离的东西，它替代了交流，替代了亲情，替代了友情，替代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它成了人的唯一和全部。正是这四个方面的手机化生活潮流，使文化走向了全面消解，文化精神、文化思想、文化智慧，越来越沦为了无人问津的奢侈品。

手机网络化和网络手机化，仅仅是解构文化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当代文化的解构还面临着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突出的展现，一是在国际生活中，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解构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二是在国家层面，文化霸权主义主要体现在偏离人性要求的政治文化始终在无声息地解构着公民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传统。

其三，基于未来对现实的召唤而图谋社会转型发展，构成了突围当代境遇的实质方向。

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必然引发人类的自救激情，并基于未来召唤而探索全面消解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在这条自发探索的道路上，社会转型发展其及所敞开的方向，逐渐获得了全球性共识。

从整体上讲，社会转型发展已经初步轮廓出自身的方向、态势与蓝图：首先，社会转型发展就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向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现代化方向转型，具体地讲，就是向低碳化、简朴化、生境化方向转型发展。其次，社会转型发展必须突破封闭循环式的地缘主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格局，转向全面探索和开辟开放的、多元整合式的全球生境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格局。其三，社会转型发展必须重建人类生存发展的竞—适模式，即必须将由地球资源开拓型的硬实力竞争转向文化资源创造型的软实力竞争。其四，社会转型发展必须以人人生存、健康、幸福为主题，为此而必须全面抑制污染，推动高碳社会向低碳社会的转型，实现社会生活的低碳化。因而，社会转型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最现实、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社会的低碳化生存问题；二是必须全面根治自然失律、地球失律和气候失律，以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其五，社会转型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确立生存是根本、是起点、是目的的存在理念，发展只能是全面地保障生存和更好的生存为要务。因而，整个当代社会必须彻底扭转“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片面主张和破坏环境生态的错误观念，必须将“发展才是硬道理”转向“生存才是硬道理”，从自觉超越“可持续发展”模式而探索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

总的来讲，社会转型发展必须肩负起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的重任，化解战争和资源争夺危机，推动低碳化生存，恢复失律的自然和气候，根治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重建生境、创建生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