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生存论功能

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论及19世纪时指出：“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3]“世间经常有许多人把毕生精力都贡献到思想的某几个领域中。……但直到19世纪人们才完全意识地认识到知识在其一切部门中专业化的力量，找到了培养专家的方法，认识了知识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了抽象知识和技术进步相连系的方法，并且也看到了技术进步的无限前程。这一切事情，直到19世纪（主要是德国人）才彻底地做到了。”^[4]怀特海的这两段文字，揭示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具体的，即在人类文明史上，19世纪是一个发明的世纪。然而，这个发明的世纪的所有发明，最终都必须归功于方法。方法创造了发明，方法推动了发明，方法革新了发明。19世纪的伟大，在于其源源不断的发明铸造起了现代文明的大厦；然而，19世纪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发明，却是对方法的发明。因为发明了方法，才以方法为动力发明出一切能够发明的东西。

第二个事实是一般的，即方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功用：方法是发明的动力、工具、武装，方法更是创造的不竭源泉、最终力量、最高智慧。不仅仅是19世纪，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进步都源于方法。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胜利，仍然可以窥视到方法的原动力功能，经验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和科学方法论，机械唯物论者霍布斯的分析综合方法论，唯理主义者笛卡儿的普遍数学方法论，古典物理学家牛顿的机械力学方法论……这些方法构成了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真正标志。哪怕就是古希腊哲学，同样是以经验理性方法的发现和运用而推动哲学的真正诞生和发展。比如，古希腊前期的自然哲学诞生的首要条件，恰恰是以这样一种方法的诞生和运用为其根本标志，即当以具体的事物为认知基点、以已有的经验为视角、以自然世界为视野所形成的经验理性方法，在泰勒斯的头脑中生成时，哲学才开始了他的稚气勃勃的童年。后来，因为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不懈努力，一种全新的方法诞生了，由此带动一种“以人事为中心”的哲学运动的产生，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哲学派别和哲学大师才相继产生。这即是以人为认知出发点、以超越具体经验的观念为视角、以人际关系和城邦生活为认知视野所形成的观念理性方法，才构成了智者以降的哲学繁荣的真正动力，

人总是生活在现象世界中，以感觉经验为应对现象世界的基本行为准则。哲学所能为人们提供的是超越感觉经验而上升为理性生活的智慧。因为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象世界，之所以获得整体上的关联，产生神性的风貌，全在于现象世界背后伫立着一个本质化的本体世界。哲学的功能就是超越感觉现象的束缚，进入本体世界去探究和把握世界的本质与神性法则。这恰恰需要方法才能实现，因为方法的最大功用就是它能从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现象、行动、事件中找到其内在的联系，将他们贯穿起来而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人重获其世界性存在和整体性生存的正确路径，这更是从相对独立而又感性流动的现象世界中获得关联性和发现规律性的根本前提。

方法的如上功能，使方法本身成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