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1917年以后，毛泽东很快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的秋天他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武装夺取政权；1937年冬天他在处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7年他带领中央纵队转战陕北进行解放战争，陕北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1957年秋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工业农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在戎马倥偬、铁血交织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在著作和谈话中引用《老子》的名言，似乎再没有听到看见毛泽东品读《老子》的故事。又过了两年，到了1959年，毛泽东自己开列一份书单，一次提到《老子》的书十几种，似乎是对四十余年他于《老子》书默默无闻的一种补偿。据为他管理过图书、后来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先生回忆：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南方视察，外出前他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在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第一批是马列著作和他自己的选集，第二批是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主要有：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无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19页）

从品读《老子》的角度仔细研究这个书单，有两个特点十分鲜明：

（一）这是一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点到名字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有十六人：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冯友兰、荀子、韩非子、张载、耶方斯、穆勒、米丁、尤金、艾思奇、杨献珍；点到具体书名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有十一部：《史的一无论》《艺术论》《中国哲学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老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概要》《大众哲学》；点到人名，没点书名，但明确说带了其著作的有九人：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艾思奇及其他著作、杨献珍的哲学著作；还有两种著作点到书名，是资料书或论文集：《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逻辑学论文选集》。这些人，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巅峰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些书亦是古今经典，中外名著。《老子》一书名列其中，那么十分显然，毛泽东在选书时，在潜意识中，是把它视为哲学名著的。在十六位古今中外哲学、社会学家中，老子无疑位居第一，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大师。

（二）《老子》的书最多。“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这里“关于《老子》的书”，指的是研究《老子》的书。别的哲学书，毛泽东只带了原著；而《老子》书，毛泽东却带了研究它的著作“十几种”。这种现象在外出带书中是少见的。这说明了毛泽东对《老子》一书哲学价值的看重，对品读《老子》兴趣浓厚，也说明他对研究《老子》的著作很偏爱。

这里也有一点令今天的读者有些遗憾，就是这个书单只是笼统地记载了一句“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并没有详细开列十几种书的书目，不能使人们具体看到毛泽东品读《老子》的全部风貌。不过，这也有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可以把新中国前十年（1949—1959）出版的“关于《老子》的书”书目列出来，把民国时期出版的《老子》书目列出来，就可以大体上了解毛泽东外出所带之《老子》书有哪些：

《老子校诂》，马叙伦著。此书原名《老子覈诂》，1924年出版。中华书局1956年出作者修订本。

《老子正诂》，高亨著。1943年开明书店排印本。1956年10月中华书局据其原纸型重印。作者改正个别错字，并在前面加写《重印老子正诂的说明》。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杨兴顺著，杨超译。科学出版社1957年5月版。作者是苏联汉学家。本书1950年在莫斯科出版，1956年由杨超译成中文时，作者有补写和多处修改。

《老子译话》，杨柳桥著。古籍出版社1958年2月版。本书译文前有《引言》，译文后有《附录》。附录是作者写于1957年9月的论文《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吗？》。

《老子校释》，朱谦之著。中华书局1957年版。

……

列举这些“《老子》的书”，并不是凭主观猜测。在本书后面一些章节就会看到，这些书的大部分，毛泽东藏书中都有；在他的读书实践中，也偶尔涉及这些书。这就是明证。

毛泽东外出为什么带这些书？这只要了解一下这一阶段他的读书生活就会明白：他是为着从哲学高度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而选书，而读书。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重点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8年夏，北戴河会议前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做了批注。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里还提到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接着召开的武昌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给与会人员。他还在会上讲话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意在纠“左”，在毛泽东7月3日所拟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要求“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还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虽然因为批彭老总使会议转向，没有真读，但到八届八中全会前一天的8月15日，他又向各位同志写了《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哲学小词典》第三版，一本便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要求“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已六十六岁的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组织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和个人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与全党同志思考、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是哲学大师，谈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问题，往往从哲学角度切入。20世纪50年代末他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中涉及不少哲学思想，这与他喜欢阅读包括《老子》在内的大量哲学著作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