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品读《老子》，也喜欢与研究《老子》的学者交往。他与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就有十几年的交往史。
高亨（1900—1986年），吉林双阳人。著名先秦文史研究专家、文字训诂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导师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自1927年到1945年，曾在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等多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1945年，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私立东北中正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初被选为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1953年8月起，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6月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3年11月，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便与毛泽东有了一段交往。会议临结束的11月16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的一个客厅里，小范围接见了高亨以及范文澜、蒙文通、陈望道、冯友兰、刘大年、周予同等与会学者。毛泽东依次与学者们握手，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旁给毛泽东做介绍。
当毛泽东和高亨握手时，亲切而又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哲学的还是研究文学的？”
高亨回答说：“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我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学得都不好。”
毛主席似乎兴致很高，继续说，他读过我父亲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注：可能是指父亲写的《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古经通说》等），并对我父亲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又说了些鼓励的话，让父亲极为振奋。（高英：《父亲高亨与毛主席的一段往事》，《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5—460页）
接见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一起合影留念。高亨回到济南，向全家讲述当时的情形，依然兴奋不已。
此后不久，高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崇敬之感，并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墨经校诠》《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文字形义学概论》《周易杂论》一同寄请中宣部周扬转呈毛泽东，请求指正。
1963年12月，在新年来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主席诗词》，其中，除收入了早已发表的二十七首诗词外，还第一次正式刊登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卜算子·咏梅》等十首新诗词。为此，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笔谈中，高亨认为，毛泽东的诗词，精奇宏丽，气象万千，达到诗词的高度成就。高亨有感而发，赋词一首《水调歌头》，词云：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埽除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新春将至，高亨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新禧的短函寄呈毛泽东。
1964年3月下旬，一封由毛泽东亲笔写给高亨的信，寄到了山东大学。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的签名——“毛泽东”足有三个核桃般大小。信上写道：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
敬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高亨收到信后，惊喜万分，乐得跳了起来，感动得几乎落泪。
毛泽东给高亨写了一封亲笔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山大校园。信封上，毛泽东手书的“山东大学”几个字，后经排列组合，形成了现在的山东大学的校牌和校徽。高亨的《水调歌头》在1964年《文史哲》第一期上发表后，曾广为传诵。
毛泽东在回信上提到“寄书”，即指高亨曾经给他寄《诸子新笺》《墨经校诠》《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等书的事情。毛泽东评价高亨的书是“高文典册”，并表示“很爱读”，不仅仅是出于客气和谦虚，表明他珍视文史工作者的学术成果，也表明他对“关于《老子》的书”十分珍爱。
自从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每逢佳节，高亨都要给毛泽东写信问候起居、祝福健康，有时还会将自己写的七言绝句、古诗等寄给他。
狂澜横扫的“文化大革命”，使山东大学的许多领导和老教授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迫害，高亨也未能幸免。然而，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文革”过程中也对不少知名学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他们解放出来，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高亨便是其中之一。
1967年，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高亨被“借调”到北京，实际上是被保护了起来，使得他在那样一种不适宜进行学术研究的年代，仍然能够潜心于自己热衷的文史研究工作。“文革”期间，高亨出版了《商君书注译》一书，并对其他的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高亨寄给毛泽东的书，毛泽东需要时就翻阅。有关材料记载，1973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待友人。谈到健康状况时，他用手指了一下放在身边沙发扶手上的高亨《诸子新笺》一书的封皮，说：“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由此可以看出，高亨的书，毛泽东还是读过的。
1974年，高亨还下功夫研究了帛书本《老子》，与池曦朝合作撰写了《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的学术论文。这样的论文，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可谓凤毛麟角。尽管文中有类如“儒法斗争”等提法的时代印迹，但基本上是学术论文。
高亨与池羲朝在论文导言中写道：“1972年1至4月，发掘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3年11月至1974年年初，又发掘了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从三号汉墓中，获得了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其中更值得重视的是一批帛书。这批帛书有十二万多字，大部分是失传了一二千年的古籍，一部分并非佚书如《老子》《易经》等，相当完整而同今本有一定的出入，可供研究参考之用。这些发现，为文物发现史写出了新的篇章，为古代文献学做出了新的贡献，为研究古代历史，尤其是法家、兵家、道家等思想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篇论文讨论了六个问题：
（一）帛书《老子》的抄写年代。
（二）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三）帛书《老子》不分章。
（四）帛书《老子》甲、乙本是两种不同的传本。
（五）帛书《老子》可以订正今本章次文字之误。
（六）帛书《老子》多用借字。
高亨与池羲朝在论文结尾写道：“《老子》……以全书来说，帛书本多胜于今本。我们今后整理《老子》书……用帛书本校勘今本，判别今本的正与误，用帛书本研读今本，审定旧注的是与非，从而给《老子》思想做出正确的评价。现在有帛书《老子》，大有助于我们重读《老子》书，评价《老子》思想，这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9—128页）
论文发表于1974年第十一期《文物》杂志。年初帛书《老子》刚刚出土面世，年底研究论文就在杂志上刊发，可见高亨用力之大，用工之殷。1976年，该文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一书时，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这篇论文是“文革”期间《老子》研究最具学术特点和学术水准的学术著作，尤其对帛书《老子》的研究，可谓开山之作。
1974年，高亨在撰写研究帛书《老子》论文的同时，又写作了《老子注译》的书稿。这部著作1980年出版。高亨的学生华钟彦在《校后记》中写道：“高先生这部稿本，写成于1974年。”“高亨先生是我最钦敬的老师，曾写过《老子正诂》一书，于1930年出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甲、乙本以后，高先生为了供广大群众参考，又写出《老子注译》一书，重新修整旧注释，又增加译文和分析两部分，特别在卷首写了‘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这主要是重新考订的老子传，论证了老子的真正姓名不是李耳，而是老聃。我们相信，此书的问世，无论对初学者或对爱好研究者，都会有所帮助。”（高亨著、华钟彦校：《老子注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170页）“文革”一结束，在1978年和1979年短短的两年中，高亨就修订出版了《老子注译》《诗经今注》和《周易古经今注》等著作。
应该说，在特殊年代，高亨先生借助帛书《老子》出土的有利条件，在“老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无不与毛泽东给他创造的环境和对他学术研究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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