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

在孔子之前，老子开创了道家学派，其以自我发展的生涯发展思想初露端倪。孔子之后，一些儒者士人不愿卷入各种具体的纷争，宁愿选择贫居不仕的生活方式，对于富贵爵禄没有什么欲望，甚至抱有鄙薄的心态，然而对个人的品性修养却抱有极高的期望。他们面对诸侯贵族，没有半点钦羡与卑怯的心理。在战国前期，这些士人多来自儒家学派，到了战国中后期，他们与道家信徒及一些游士合流成为所谓的“人格派”——遂性率真任自然；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超然物外，恬淡怡乐。他们的生涯发展思想独树一帜，其代表是庄子提出的混沌生涯发展模型。

一、道家学说的生涯探索

道家学说的生涯探索主要体现在老子的《老子》与庄子的《庄子》一书中。老子对生涯的探索，主要是提出知人、胜人与自知、自胜的思想；庄子对生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无为”思想及“梦”文化为背景的混沌生涯发展模型的建构。

（一）老子的知人、自知、胜人、自胜思想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创始祖，其所著《道德经》寥寥五千言，但内容博大精深，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老子在书中提出的人生法则，对生涯发展理论的建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道家一反儒家“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为追求长生积极同自然作斗争，提出了力争自己掌握人生命运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老子西升经》）。道家的这种主体性原则，是在自我中找到了生涯发展的真谛。老子认为人立于天地之间，人的独立性问题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每个生涯个体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个体不能抵挡外界的荣华富贵的诱惑而失去本真的我。因此老子大讲“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第三十八章》）。力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主张守住朴素本真，不为外物欲望所诱惑。这对儒家所追求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的价值趋向是最直接的纠正——由物欲横流回归到素朴自然的道的怀抱之中。因此，个体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状态，就必须首先开启个体自我的心灵，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三十三章》）这段话的大意是：善于了解别人的人是明智的，善于了解自己的人是最智慧的。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只要有力量就可以了，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最强大的。知足的人才能富有，努力不懈的人才最有志向。不丧失根基的人才能长久，身死而不朽的人才最长寿。老子认为：生涯个体不仅要“知人”与“胜人”，而且还要“自知”与“自胜”，价值判断上“自知”优于“胜人”。“知人”与“胜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理，而自知与自胜则是处理个体心灵归属而走向“天人合一”的重要法门。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言：“强调自知、自胜，这是关于存在个体健康发展以及维护自然和谐局面的金科玉律。”^[23]只有懂得“自知”与“自胜”的生涯个体，才能守住朴素本真，不为外物欲望所诱惑；才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我，才能理性地认识外在的生涯环境；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生涯个体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真正做到“无欲则刚”。

二、以“道”为基础的“无为”生涯发展思想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让生涯个体无所作为，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要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人的思想行为要顺应宇宙的规律，在遵循宇宙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人的作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无为”是从属于自然的，是达到自然的途径。道的本性是自然，自然就是没有外在强迫与压力，同时也没有内在的求索，就是自然而然。老子的无为思想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老子认为“无为”便是无私，不争先，置身度外，因为无私，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的。如老子曰：“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其二，老子认为“无为”便是事成后不占有，不自恃，不居功，因为不居功，其功劳不会失去。如老子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其三，老子认为“无为”就要功成身退，这是天道。如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第九章》）其四，老子认为“无为”就是不争，不争便能取胜而又没有祸害。如老子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第七十三章》）“夫唯不争，故无忧”（《老子·第八章》）。其五，老子认为“无为”就是知足，知止，这样便长满足，可以长久。如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六，老子认为“无为”就是没有自己的私心，以百姓心为心。如老子曰：“故知足之足常足。”（《老子·第四十六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最后，老子认为通往“无为”的路径必然要采取的处世态度是“俭”与“啬”。如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第六十七章》）“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老子·第五十九章》）。因此老子主张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减少浪费和消耗，从而达到“无为”的境界状态。通观老子的“无为”思想，其核心要义是积极的不做事，即“为无为，事无事”（《老子·第六十三章》）；同时“无为”也是一种恬淡、清静与俭约的生活，一种对于功名利禄的超越态度。

前已述及，儒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强调生涯个体在生涯奋斗过程中要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强调刚劲有为、积极进取。不过儒家似乎也关注并赞成“无为”的思想，如“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这里所说的“无为”是他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不是一种原则与方法。他虽然赞美无为之治，却没有如老子那样认真系统地讨论这种境界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论：“无论谁讲无为，都必然是针对常规之为或过分之为作减法，都是要减少付出、代价和冲突，达到比常规之为更好的效果。这一点应该是无为最基本的含义。”^[24]

所以，道家老子以“无为”为基础的生涯发展思想所强调的，是要生涯个体懂得尊重与珍惜生命的情怀，老子教导我们要以“无为”的观念来做事，用“不言”的观念来教化人。在生涯历程中，要有一种心态：成功并非你想做就能做成功的，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了也无关紧要。要求生涯个体懂得对生活的享受，懂得从忙碌的奋斗中寻求一片闲适与宁静。

三、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

庄子生活的时代，战乱频仍，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各国统治者都试图变法革新，招揽人才，这为士人获取功名利禄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当时“游士无宗国”，士人自由流动与竞争，由“士”而“仕”，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生涯地震”（Career-quakes）^[25]；这必然造成战国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和文化繁荣的局面。同时，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的人类自相残杀的严酷现象，给一些士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使他们忧惧不安。

庄子自身的经历让他感受到命运的无常，生涯的非线性发展，恰如“人生若梦”。《庄子》里的很多寓言故事都说明了生涯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如《人间世》云：“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繲，足以糊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一般认为支离疏之所以能够逃匿兵役徭役，获得政府的赈济，谓“无用之大用”是也。然而，这个“无用”的代言人，不正说明了庄子生涯发展思想的混沌性吗？

庄子在肯定生涯的混沌性的同时，也认为个体的生涯发展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那就是道。因此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认为，生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它是动态的、开放的，也是适应性的，是个体甚至人类自身的“分形（Fractal）”。用现代术语来说，庄子生涯发展思想的落脚点在于“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因此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可以用Y＝F[X1（t），X2（t），X3（t），X4（t），…，Xn（t）]^[26]这个非线性数学模型来揭示，这一数学语言十分贴切地体现了生涯发展的混沌性，说明在随机性中蕴涵着规律和有序，当系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既不是完全确定的，又不是完全随机的形态时，我们称它处于“混沌态”。庄子的混沌生涯发展思想是对儒家生涯理论之线性的、静态的、还原论的和因果决定论的批判与超越。所以庄子的混沌生涯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涯发展模型，对今天的生涯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四、儒道互补视阈下的隐者生涯发展思想

在传统中国，隐士是一个备受尊崇的特殊人群，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中外不同社会群体的关注。隐士和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什么人能称之为隐士呢？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就指出：“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有学者指出，所谓隐士，“是以‘隐’作为最典型的身份标识”。“‘隐’存在多重理解，包含着太多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评判等无法测量也无法权衡的因素，充满了不确定性”^[27]。据史书记载：“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汉书·岑彭传》）《晋书》设有《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事实上，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期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等。隐逸，本身就是一种对政治的疏远或逃避的态度。在奴隶制向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转型历程中，与之相应的那套君权独大的统治结构，无法吸纳在思想上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生活情趣上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迥异于世俗之众的隐逸群体。隐士既是隐居不仕之人，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同时又是拥有知识与道艺的优秀士人。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庄子》中记录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这些都说明，在先秦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文化中都有丰富的隐逸思想，儒道两家的出仕和隐逸的生涯发展思想，根植于士人的血液之中，成为调节其进退出处的依据所在。其背后蕴含了士人对道德的坚守、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及对社会的批判。

先秦隐逸思想既带有深刻的审时态度，体现出士人在生涯发展方面灵活、开放的心态，又含有借隐逸之生涯发展以避祸存身，或持守道德人格，或追求个体自由等内涵。而且，先秦隐逸之生涯发展思想已逐渐分离为以儒、道两家为主的两种路径。

儒家之生涯发展思想对“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其隐逸之生涯发展思想主要在言论层面且带有权宜性，侧重于隐逸以持守道德人格。如《论语》中的隐士，往往是因外界社会不符合“邦有道”的前提而选择隐逸之生涯发展，具有隐居以待志的隐逸目的性，期盼能够实现“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因此表现出安贫乐道、独善其身的隐逸生涯形态。士人之隐遁，曲折含蓄地表达了对时局怨怼、对君主和政府的不满的情绪，间接暗示“邦无道”。隐者一方面将隐逸作为宣泄的方式，也以此明哲保身，甚至借助隐士的社会声望，来提升自己的道德名声，从而使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得到完美的展示与体现。这种理想境界在孔子对颜回的赞许中得到体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道家之生涯发展思想是在汲取了隐士和隐逸文化的思想营养后才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道家对“时”的把握无望，才将隐逸落实到现实人生，侧重于隐逸以追求个体自由。道家隐逸思想的实质在“适性”之生涯发展，它是道家隐士生涯的最高人生追求。道家所适之性即自然本真之天性，其指导思想在“法自然”，反对一切与自然本真之旨相悖逆的人为教化观念。适性的反面即为“失性”，失性者须“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庄子·缮性》）。适性的生涯发展思想基本原则是张扬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命精神，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然而然地生存与发展。道家认为，自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后，理想的万物适性的“至德之世”被文明社会所取代，在文明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唯有以隐逸的方式去追求个人适性。道家隐逸之生涯发展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有无为、适欲、不役于物、绝仁弃义、尚简齐物等方面，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探讨如何才能达到适性的生涯发展。

儒、道两家的隐逸之生涯发展思想也是互为表里、具有互补性的一面。对于大多数士人的生涯发展来说，“仕”是出路、而“隐”是退路，二者互相起伏消长。出仕可以施展抱负之时，自然是以儒家经邦治国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不得意退隐之时，也尽可用道家的“无为自然”以保全自己。道家的隐逸之生涯发展思想以其“道”为中心主张无为，鄙视世俗社会的有为。在现实生活中，它往往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却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或许就是《易经》所言之“遁世无闷”，它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取消问题。人的一生中有些问题是难以解决，但却是可以取消的。道家的这种生涯发展精神，迎合了历代不少士人既不愿意与乱世随波逐流，又无能力改变之的无可奈何的心态，为这些士人寻求出路时提供了一条独特的处世路径，即道家之隐。进一步而言，在其退隐之时，以儒家“隐居求志，蓄养而待”为目的，以道家的一些修身养性的方法手段为内容。没有志向的隐居，无异于逃避。有志向，有经世的情怀，如果更能加以对道家智慧的感悟，则更会使隐逸生活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为以后的复出奠下坚实的基础。

儒道互补视阈下的中国隐士的人生准则，可以总结为如下三条^[28]：孔子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庄子的“逍遥自由，远祸保身”。

最后，儒道互补视阈下的中国隐士的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29]：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功成不居，退让明志；乐山乐水，悠闲适意。

【注释】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30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5页。

[3]付文科：《孔子生涯发展思想初探》，《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第104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5]叶林生等：《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6]傅佩荣：《易经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7]傅佩荣：《易经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8]李秋丽、王贻社：《生存与境遇——论〈周易〉“时”的智慧》，《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第61页。

[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0][日]涩泽荣一：《人生十论——〈论语）中的处世之道》，王中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11]吴鼎：《辅导原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98页。

[12]王世明：《孔子思想钩沉》，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4页。

[13]洪云、吴沙：《生涯观的儒家文化本位思想研究》，《心理学探新》2011年第5期，第399页。

[14]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15]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页。

[16]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7]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4页。

[18]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9]塞缪尔·H.奥西普等：《生涯发展理论》（第四版），顾雪英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1页。

[20]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79页。

[21]生涯觉察就是用整体性、终生性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历程，并对其形成关怀与辨识的能力。

[22]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在探索动机推动下，对于自我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环境进行探索，形成一定技能，获得相应的认知和情感反馈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自我的发展和整合。

[23]刘笑敢：《老子古今》（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24]刘笑敢：《老子古今》（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

[25]ReardonLenz，SamponPeterson：《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侯志瑾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6]典型的非线性规划模型，Y的变化非常复杂，随着变量X1（t），X2（t），X3（t），X4（t），…，Xn（t）不同变量的迭代而结果千差万别，即混沌理论中著名的蝴蝶效应：混沌系统原初状态的细微变化通过迭代演算，能造成系统状态结果的巨大改变，即所谓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27]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8]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28页。

[29]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第129—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