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教士

西学的最早传入，是伴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在中国传播西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传教士，首推利玛窦。他在华28年(1583—1610年)，把西方的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相关知识介绍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知识介绍到西方。他来华之初，就给万历皇帝献上自己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向中国人展示了完全不同于《禹贡》体系和“天圆地方”观念的新世界。正是利玛窦等人，使中国人看到了经史子集以外的另一种知识体系，也给西方人展示了一种十分陌生的另一种生活和文明。明代有不少官员士绅改宗天主教，原因之一就是西学的吸引力，其中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延筠。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耶稣会士一方面在华传播宗教神学，另一方面传播自然科学。传教士译介的天文、舆地、数学、物理、医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著作达数百种，“西学”的名称即由此得来。明代通过传教士传入的西学著作，较有影响的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李之藻与利玛窦合撰的《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等。

清朝立国后，传教士依然在对华传播西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人物有担任钦天监的汤若望和南怀仁，他们以传教士身份主持中国官方的天文历算;还有传播几何学的张诚、白晋等人，使西学继续东渐，连康熙皇帝也跟随白晋学过一些西学。然而由于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Ⅺ)于1704年发布禁令，不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引起中国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其后雍正皇帝针对耶稣会颁布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限制。

鸦片战争前夕，新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来自英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他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由他翻译为汉语的《新旧约全书》，同时也把中国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等书翻译为英文，先后编写了英文的《通用汉语之法》《中文英译》《中文会话及凡例》《华英词典》，撰写了不少介绍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普及读物。1815年，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主要介绍基督教义，穿插介绍西方历史国情、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这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目的是在华侨子弟中培养中国的教牧人员，该校以中英文双语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鸦片战争后，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56年停办。除了办学，马礼逊还在澳门、广州开办过医院。鉴于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2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由于雍正时期的禁令，传教士来华受阻，他们主要在南洋活动。马礼逊之后到1842年前，英美等国陆续来到南洋与中国的传教士共61人。包括米怜、麦都思、杨威廉、粦为仁、雅裨理、裨治文、郭实腊、柯大卫、戴尔、吉德、崔理时等人。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年)是马礼逊的助手，协助马礼逊管理英华书院，有中英文著作24种;麦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年)在东南亚传教近20年，鸦片战争后到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自号墨海老人，有中英文和马来文著作90多种;杨威廉(William Young)是麦都思的助手，1844年以后在福建厦门传教，后来迁居澳大利亚，在华侨中传教;雅裨理(Dayid Abeel，1804—1846年)是美国来华的首批传教士，1829年与裨治文一起受命来中国传教，1830年到广州，后转赴东南亚，1839年，回国后的雅裨理再度来华，先在澳门，后到厦门，与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交往，徐写《瀛环志略》，从雅裨理处获得大量信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与雅裨理结伴来华，1830年到澳门，转到广州，1832年在广州创办英文《中国丛报》，先后到南京、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传教，有中英文著作9种;粦为仁(William Dean，1807—1895年)也是美国传教士，1834年到新加坡，1842年到香港传教，有中英文著作9种;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德国人，受荷兰传道会派遣，1826年到爪哇传教，活动于东南亚各地，1851年于香港去世，有中、英、日、德文著作70余种;柯大卫(David Collie)来华后，在英华书院任教，为中文教习兼图书馆馆长，后任英华书院院长，有中英文著作11种;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年)，1827年至槟榔屿，1835年定居马六甲，他创制了中文活版铅字印刷，代替木刻雕版，在印制传教文献上有其贡献;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年)，1824年到马六甲传教，后来担任英华书院中文教习和院长，有中英文著作12种;崔理时(Ira Tracy)，1832年来华当牧师，先后在广州和新加坡传教，创立了那里的印刷所，有中文著作2种。这些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例如，编写《劝世良言》的梁发，就是米怜施洗入教的，梁发的这一小册子，成为洪秀全了解基督教的启蒙读物^[1]。

在传教士传播西学过程中，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印刷所起了重要作用。印刷所不仅出版书籍，而且出版杂志。主要杂志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米怜主办，梁发协助，木版雕印，月刊，初印500册，3年后增至1000册，面向华侨免费发行，1821年停刊，共出刊80多期。刊物封面有孔子语录“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表达杂志主旨，主要内容为传教，兼载社会新闻和各地风俗，其中有关科学普及的篇目，有《月食》《论行星》《论侍星》《论地为行星》《论彗星》《论静星》《天球说》等西方天文学知识的通俗介绍;地理方面的篇目，有《论有罗巴列国》《论亚西亚列国》《论亚非利加列国》《论亚默利加列国》等世界地理国情的介绍。《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在巴达维亚创刊，1826年停刊，麦都思主办，它继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言称“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宗旨和内容都直接延续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天下新闻》，182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月刊，翌年停刊，吉德主办，内容具有综合性，新闻、科学、历史、宗教无所不有，是第一份用活字版印刷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在广州创刊，翌年迁至新加坡，1838年9月停刊，郭实腊主办，初印600册，后加印300册。各卷封面引用中国圣贤语录，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等。行文全为语体，近似说书。其内容除传教外，史地科技广有涉及。它连载了郭实腊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犹太国史》，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介绍世界国别知识，改译“佛朗机”为“法兰西”从该杂志始。该刊在介绍蒸汽机时，有简单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说明，附图示意，盛赞道:“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汽，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或用力推船推车，至大至工，不藉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为。甚为可奇可赞!”《东西洋考》曾被带到中国沿海，传至内地，成为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信息来源。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时就曾多次征引这一杂志。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活动中心由南洋转移到中国沿海和内地。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大量传教士被中国的洋务机构聘用，从事教习和翻译活动。清朝在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为了适应洋务需要，同治元年(1862年)，经奕、李鸿章、曾国藩奏请，在总理衙门下设同文馆(即翻译馆)，先设英文馆，后逐步增设俄文、法文、德文、日文诸馆，1869年起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任总教习，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从此开创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和官办翻译事业。随后，上海、广州也设立了性质类似的广方言馆。此后的30年中，同文馆翻译图书近200部，主要是外交和史地政法类图书。中国最早的《万国公法》(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是由丁韪良翻译的。他还著有《格物入门》《西学考略》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也在40年中翻译出图书近200部，出任该馆编译的傅兰雅(John Fryer)，除译书外还主办了按月出版的期刊《格致汇编》。梁启超总结当时的情形道:“‘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光启)李(之藻)。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派遣留学生，也是这时的一大要务，在容闳的主持下，1872—1875年派出了120名首批留美学生。福州船政局同时也派出了30名留英法学生。这批留学生，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先驱，走出了詹天佑、严复这样的大家。

科学和技术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知识体系上是不一样的。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包含了科学内容，但在中国产生实际影响的主要是技术知识，而科学知识的影响有限。造成科学与技术之间畸轻畸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同学术基础的中西差别有关。中外学术基础不仅有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的区别，而且有思维方式和目标指向的区别。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对于技术性知识有一定的亲和力，而对科学性知识则存在一定的隔膜。这种差别，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一定的反映。西学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出现了科学和技术的不对称。中国人感兴趣的是传教士带来的新式器械和技艺，如红衣大炮和佛朗机炮以及同王朝兴衰紧密相关的天文历法，并不重视西学的基础知识。即便是像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科学，中国人也多以实用技艺视之，更多地强调其计算功能和制器功能，而没有形成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式的学术体系基础。所以，在西学进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出现了技术先于科学并重于科学的倾向。西学的基础科学理论，传入中国较晚。

以技术解释科学，很容易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渊源。在洋务运动中，有不少人以中学比附和阐释西学，致使形成“西学中源说”，并流行一时，即便非常开明的洋务人物也难逃其窠臼。例如，冯桂芬就认为西人是“窃我绪馀”(《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郑观应也认为西学乃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中国偏重纲常名教之本，才使西人在工艺器用之末上占了上风。“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所以，学习西学是“礼失求野”，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盛世危言·西学》)。“西学中源说”的本质，是把西学看做技艺，忽视其中的科学原理。对此，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钟天纬曾予以辨析。他指出，地动说和浑天说与西方的“天学”隐合，五行化合说与西方化学相类，雷电说与电学、炼丹术与矿学的相合等，属于“偶合之事”。“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迹，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中国古代的格致“从未有及今之西学者”(《刖足集外篇·中西格致源流论》)。钟天纬感受到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性差别，对“西学中源说”的纠正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对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剖析流于表面。钟天纬认为，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重道轻艺”而西国“重艺轻道”;二是中国“尊古薄今”而西国“喜新厌故”。

类似钟天纬的这种解释，在中国思想界影响较大，学贯中西的梁启超，后来名满天下的梁漱溟，谈及中西思想差别，都有类似说法。例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这一问题时说:“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者。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同上，第104页)梁启超在这里依然没有分清科学与技术，认识上并未超出钟天纬的观点。分析近代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应该认识到，所谓“西学中源说”，实质是以中国古代的技术比附西方近代的科学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梁启超毕竟是学者，他对学术的把握以及对现实的敏感使他看到了学术功利化的弊害。就在同一本书中，他在评价晚清学术衰落时又说:“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某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矣。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前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可惜的是，梁启超并未把自己对晚清学术的这种认识，自觉推论到对西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深入分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