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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传教士带来的西学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除此之外,在气象学方面西方传教士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综观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一系列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尽管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带入的西方的天文学、历算学以及地理学等西学,现在的学术界对其评价也各不相

第五节 其他传教士带来的西学

这一时期,除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之外,其他传教士也积极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传播西学,以进行传教,同时,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也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我国近代科学中的工学产生重要启蒙作用的是传教士邓玉函和王徴编译的《奇器图说》(或《远西奇器图说》)三卷。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的著作。该书重点介绍了有关重心、比重、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力学原理,以及一些与民生日用相关的机械制作方法,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该书中,王徴秉持着“最切要、最简便、最精妙”的选择,这从《序》中就可以看出:“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明睹其奇而不录以传之,余心不能已也。”(56)

《奇器图说》一书的《序》之后,有《凡例》九则,主要指出了对于机械学必修重学、穷理格物之学、度学、数学、视学等七科,还列出了《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自鸣钟说》等18种参考书,介绍了作鸡蛋形规矩、作螺丝转形规矩、螺丝转母、画铜铁规矩等19种工具。同时,又给出了66种零部件或机械的术语,以及2种动力及动力转换设备,说明机械的功能和用途,并为20个西洋字母注汉语读音,最后是图说部分的分类目录。

《凡例》之后的“卷第一力艺”相当于总论,分《表性言》、《表德言》来表述机械的“内性”和“外德”。(57)

“卷第一”之后是“力艺四解”的目录:第一卷重解,讨论静力学问题。分61款,介绍地心说、重力、物体的几何形状、形心、重心及其求法,流体与固体的重量和体积,水的流动性压力,浮力与本重(比重)的数量关系。

第二卷器解,专门论述用于起重、音重、转重的所谓“最巧之器”。第二卷共有92款,分类叙述简单机械。第1~8款为简单机械的用途、制作材料、模(结构)、种类等。第9~55款为天平、等子(类似于杠杆)、杠杆、滑车(定滑轮和动滑轮),主要讨论了杠杆的平衡原理以及有关计算实例。第56~71款为轮盘,讨论球、尖圆、长圆(圆柱)等。最后还列出了用作部件的行轮、踏轮、水轮、风轮、飞轮和齿轮。第72~92款为藤线器(螺旋、蜗杆)。

第三卷力解,介绍机械的功力。有54种图说,介绍了几十种机械的构造、工作原理、选材与制作,还有安装及使用方法等,在这其中还包含了王徴个人的理解和心得。

此外还有动解,介绍机械的工作方式,以及推、拽、手转、足踏等人力驱动机械的方式。

除了对机械的介绍之外,《奇器图说》还介绍了西方物质比重,丰富了我国的科学知识。在《奇器图说》中将物质比重称之为“物之本重”:“本重者,如金重于银、银重于铁之类是也。盖金与银体段一样而金重银轻,是金之质原本重于银也。非以一两金与十两银相较之重,故曰本重。”该书还介绍了质地相同的物体、质地不同的物体的比重问题。介绍了“三率法”,即比例法,根据物体的比重,来求两个物体的重量和体积,或比重之间的关系等。除此之外,还探讨了物体的比重与它在水中所受的浮力之间的关系。在《奇器图说》一书中,除了对物体比重的介绍之外,最多的是介绍西方的实验仪器。如伽利略所发明的数学仪器比例规(proportional compass)。在该书的“凡例”中的“制器器”中就有关于比例规的介绍:“合用分方分圆尺”,“阖辟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

《奇器图说》对于我国近代科学中工学方面的启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气象学方面西方传教士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教士高一志(Alphonus Vagnoni)一系列的著作中有一部《空际格致》,专门论述了天文、气象、地理学、地震学等知识,书中的气象知识是当时最早介绍到我国的西方气象知识。在该书中,对于各种天象,如雷、闪电、彩虹、雾、冰、雨、雪都作了科学性的解释,消除了我国普通民众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迷信解释。(58)

综观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一系列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传教士对西学的介绍持实用主义态度,主要是为了迎合我国社会和宫廷的需要,以及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因此,这一时期所传入的西方科学多技艺性。第二,引进实物是西方科技传入我国的最初形式,近代西方科技向我国传播,首先就是借助于器物上的明显优势。从明末清初的自鸣钟等西洋小器物到晚清的望远镜、西洋乐器、照相机等,无不都是通过实物来传播西方科技的典型代表。例如,1613年金尼阁返回欧洲,在欧期间,通过公爵、贵族以及法国皇太后的支持而获得了大量物品。1620年他返华时将这些“奇器”带入中国,主要有:“共11类:即(1)刀、剪刀、匣(盒)子;(2)望远镜;(3)各种显微镜;(4)钟表(自鸣钟、摆钟);(5)眼镜(近视镜、普通镜与防风御沙镜);(6)多面体玻璃、凸透镜;(7)镜子;(8)彩色画像、反映狩猎、战争、风景与宫廷的版画;(9)来自法国宫中的扇子;(10)小形画、细密画、珐琅画、珐琅工艺品、琥珀制品;(11)玻璃制品(瓶、蜡烛台、温度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华用不上的欧洲器物:“一是象限;二是法国所制大理石、金属或木质板;三是带有裸体画的书籍;四是磁石(因中国本地所产磁石反比巴黎产的要廉价得多);五是在此毫无用处的欧洲缝衣针。”(59)通过这些“奇器”,国人开始认识西方,认识西方的技术,认识西方的科学。

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以科学为手段,成功地扣开了中国的大门,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基督教在中国没能成为主流文化,但是基督教从此在中国便再没有绝迹过。同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李约瑟就如此评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尽管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当时的中国仍是强大的主权国家,西方的科学教育思潮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和盲目的‘天朝上国’的至尊思想面前反响甚微。”(60)

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带入的西方的天文学、历算学以及地理学等西学,现在的学术界对其评价也各不相同,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给我国带来的是“根本性的文化震撼”。“当中国人忽然听说宇宙并不是以往想象的那样‘天圆地方’,头上的天不动,而是脚下的地在动,这种超越了每个人具体感觉和经验的知识,‘实在有一种震撼的意义’。”(61)这种说法,似乎高估了当时西学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毕竟在千百年的“夷夏观”等传统思想面前,西学略显薄弱。

但也有人这样评论:“明末清初之际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但其传入的仍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其世界观实质上仍属于古代与中世纪的传统范畴,这既背离当时世界的近代化取向,也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个人觉醒与解放已成当务之急的中国时事之要求不相符合,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无益。”(62)“他们(传教士)对中国的科学家隐瞒了近代科学的成就……当时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科学知识,仍停留在希腊时代的水平上……他们向中国传入的并不是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而是已被近代科学所取代的对立物。”(63)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虽然不可能全是新学,但也并非都是古学,而是新旧兼容的自然科学。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的自然科学正处于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时期,还处于近代科学的初创时期。“第一个重大进步是在16世纪中叶作出的,因为哥白尼发表了日心说(1543年),科学的发展不是在整个战线上同时全部获得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在不同时期里取得的,带头的只是天文学,继而是16世纪的物理学……但生物学仍落后,直到17世纪才得到进展。”(6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是新旧兼容的,但这相对于当时我国的科学状况而言,其冲击力和积极影响是无疑的。而且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对于当时完全被“四书五经”充斥头脑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是新颖而且实用的。因而后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能超越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对西学做出了一次理性的抉择。

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新奇之物以及带来的科学书籍,为西学在我国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者,耶稣会士来华,增进了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我国在17世纪开始了解西方天文学,走进世界天文学的共同轨道。这就是对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西学的第三种观点,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更具说服力。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虽然不是中国社会从自身的文化教育发展出发的主动交流与引进,而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被动输入。传教士宣传科技知识也仅是以其新异性来吸引中国的学者和皇帝,减少在中国传教的阻力。但它毕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和渠道,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更新。”(65)当时,中国各阶层中的很多人无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对我国的贡献,这其中是夹杂着许多愚昧无知、盲目排外的成分的。除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士大夫出于“保国自卫”的需要以及对“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因而不加区别盲目地排斥西方文明,使得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将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混淆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历史教训。

人们对自己民族的社会思想解释系统的满足极易导致难以提出一种与原解释系统相矛盾的实证科学的解释,这种满足阻止了近代科学的形成。我国古代十分稳定的思想文化形态与近代科学思想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越稳定,后者遭到的排斥力就越大。但我们要看到西方科学在那一时代优先于中国的地方,同时也要将眼光放在中国基础之上,有选择地、更宽容地去接受西方科学。除了盲目排外,更有甚者是把这种盲目排外发展到流血的地步,造成一件件教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南京教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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