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教育主张

一、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

早期教会教育的主导精神是:“肩负上帝重托”,使“上帝恩泽普被”。为基督而行教,引导异教徒皈依上帝。

但是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得到了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纲常名教,长期以来被历代王朝作为统治人民的法典、精神支柱,亦成为正统教育的圭臬和主体内容。1840年,当鸦片战争的炮火挟裹着西方文化,冲入中国大门时,早已形成自己鲜明个性和完备体系的中国文化,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格调和内部规范性,并凭借着儒家学说中道德结构的力量,有着不可渗透性和强烈的排他性,在西方人面前矗立起一道很难逾越的文化“长城”。厚重的坚壁使西方传教士深感到中国来要人们信奉外来的上帝是多么的困难。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给总部的信中就谈到他“走街串镇”宣讲基督福音的惨淡经营情景:

我们每人雇一头驴,走街串镇,在街头宣讲福音。我用这样的方式先后在一百九十个村庄里布道,梅里士牧师布道的次数也大致相同。我们从大路转入那些外国传教士从未到过的村庄,我们的听众从八九个到一二百人不等,很多次妇女和小孩占大多数。有些时候不少人围拢来听我们讲。也有时完全无人光顾。我们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有一次,我费了很大劲也没有一个人听讲。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但只是匆匆走过,并不停下来。一个男孩大着胆子询问我们从哪里来,但立刻就受到旁边正干活的一个男子的训斥……每到一个村庄,我们的耳边就充满“洋鬼子”的喊声……我想在近两天中我们至少从上万人口中听到这个词。^[22]

中国人对异国他邦的基督福音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对西方侵略者血腥入侵的仇视。

公理会派驻华北地区的传教士谢卫楼在向美国差会总汇报中也提到布道的困难:“尽管我们每隔一天就对大批听众布道,但结果就像把种子撒入水中。”^[23]中国人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讲经,“听者只占极少数,更多的人是嘲笑,绝大多数人则根本不予理睬”^[24]。在广州从事教育活动的一名传教士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与中国人天天见面……我们的交往就像两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哑巴一样,相遇又分手,丝毫不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25]事实上这其中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基督教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工具,以其单刀直入之势,企图占领中国文化阵地而受挫时,经过反思,传教士们寻找到其症结所在,诚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1856年给伦敦的报告中所言及中国人不接受基督的原因:

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其他中国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和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26]

他已认识到中国的孔子及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的内聚力及排异性。尽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了,但儒家先圣贤哲缔造的礼乐教化却仍具有博大精深的神化力和德被四方的普照力。

在儒家文化与基督文化发生正面、强烈的冲撞之时,在以耶稣取代孔子之说行不通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寻找迂回策略,从孔子与耶稣的对立,转而走向孔子与耶稣的共融,于是教会教育从战略思想上发生转移,出现“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方针。

“孔子加耶稣”教育方针的提出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最早将“孔子加耶稣”的理论系统地提出来,在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报》上,自1869年12月4日到1870年1月8日,他连续五期发表了题为《消变明教论》的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同儒家的伦理纲常相比附,他言道:

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复引《圣经》以证之……^[27]

他分条将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五伦”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与《圣经》对照,找出其所谓共性,并指出对于“五伦五常”,“吾教与儒同重矣”,“耶稣心合孔孟”。以儒家所言五伦之首的“君臣”关系为例,林乐知从《圣经》中找出可作印证贯通处道:

言君臣者:《彼得前书》曰,尊皇上(二章十七节);《宣道书》曰,不可诅皇上(十章二十节)……《罗马书》曰,人宜服从在上之权,宜贡则贡,宜畏则畏,宜敬则敬(十章一至六节)。此重君臣之证也。^[28]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全国大会时,“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思想得到了绝大多数传教士的认同。如李提摩太说:“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如己,同出一源。”^[29]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继林乐知之后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如1872年出版《儒学汇纂》,1877年出版《孟子思想》(德文版),1879年在香港出版《自西徂东》,系统地鼓吹“孔子加耶稣”的理论,其在《自西徂东》中道:“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30]但他也道破所谓“同条共贯”的天机,最终在于“得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31]传教士挖空心思地在儒学和基督教义的融合上下功夫,在中西方文化中找结合点,甚至许多对孔子思想的解释都牵强附会,如“孔子言祭之以礼的道理,我们后世的人都错讲了。在孔子之意,不是祭亡人,实是为亡人祭天主。因为祭献之礼,只可以享造物真主,造物主就是儒家的上帝。”^[32]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25年的丁韩良也宣扬:只有“孔子加耶稣”就“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甚至在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期间,还带领外国教习参加祀孔活动,以示“对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表示他们的敬意”。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传教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四书》,以便于与中国士大夫接触,他主张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33]他精通儒家典籍,并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34]。为此,他在山东传教时,着中国服,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35],并虔诚地到曲阜拜谒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以这些行为来接近中国人,使其传教之业得以展开,并用孔子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

由于“孔子加耶稣”教育方针的确立,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随即在所反映。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个学部,前者三年制,后者为六年制,其正斋课程规定如下:

第一年:天道溯原(即圣经神学课);《书经》三、四,《诗经》;《论语》;代数备旨。

第二年:《天路历程》(宗教小说);《书经》全,《礼记》一、二,《孟子》;形学备旨;圆锥曲线;万国通鉴(世界通史)。

第三年:救世之妙(圣经神学);《礼记》三、四,《诗经》,《学庸》(即《大学》、《中庸》);八线备旨,测绘学,格物,省身指掌。

第四年:天道溯原;《礼记》一、二、三,经书,《左传》一、二、三、四,赋文;量地法,航海法,格物(声光电),地石学。

第五年:罗马书(圣经新约);《礼记》四,《左传》五、六,赋文;代形合参,物理测算,化学,动植物学;二十一史约编。

第六年:心灵学(即心理学);是非学(即逻辑学);富国策(即政治经济学);《易经》全,系辞,读文;微积学;化学辨质,天文揭要。^[36]

从上述课程反映出,宗教教育与儒家典籍教育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其次才是西学,即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课程。狄考文认为本校之所以设立儒家典籍课程,“因是政府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也是作为受尊敬的学者所必需的”^[37]。狄考文甚至还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1875年学生邹立文参加登州乡试,名列前茅,还有一些学生考中了秀才,致使文会馆蜚声远近,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这便是“孔子加耶稣”教育观念的形成,也是基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基督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进行,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而被迫走向本土化、世俗化的道路。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立广学会,林乐知在《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解释道:“会以广学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中国自有学,且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以从西也”,从此来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但事实上,“孔子加耶稣”教育思想的出笼,其深层内涵则是为了借孔子之名,进一步为基督教鸣锣开道。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在会上,重点讨论如何将基督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花之安在会上发表了《中国基督教育问题》的演说,强调在传教和教育事业中,传教士必须充分利用儒家思想,最终达到用所谓基督文化来战胜中国文化的目的。

二、从“科学是上帝的婢女”到“科学成为宗教的盟友”的教学思想

自从教会学校建立以来,虽然其主要宗旨是为“推进上帝的事业”,虽说“上帝”与“科学”之间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但是,两者却在教会学校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相辅相成。在传教士中关于“上帝”与“科学”,“宗教”与“教育”孰重孰轻的说法不一,但从总的趋势上,经过了一个由“科学是上帝的婢女”到“科学成为宗教的盟友”的思想转变。

早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一行人来华时,即以西方的“天文方技握算之术”赢得中国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的好感。他们的使命并非为了传授科学知识,而是为了其神圣的宗教事业,他们只是将科学作为一种对中国人的诱饵:“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38]由于耶稣会制定了“学术传教”政策,所以这一组织在中国活动期间,曾广泛从事文化与学术活动,构成了早期的“西学东渐”。成为“沟通欧洲与远东文化的桥梁。”^[39]西学的东来,宛如一缕春风,催促了孕育在古老帝国土壤中的启蒙思想的萌芽,在教育理论方面构成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潮。但是,利玛窦等一行耶稣会士的传道事业并不像他们传播的科学那样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和兴趣。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伦敦差会传教士马礼逊被派至中国传教时,于1815年起草了一个办学计划,提出“在马六甲通过自愿捐助的形式建立一所中文学院”。学院的最终目的是“在上帝的保佑之下,通过这所学院把科学和启示的光芒平和地、逐渐地洒向亚洲的东端和太阳升起的地方。”^[40]他已将科学和上帝联结在一起,并认为办学校在于为传教事业建立一个大本营。他指出:办学校在于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统治,知识不过是方式,并非目的。”^[41]为此,他于1818年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其课程有中西方语言及文学,还有天文、地理、几何、机械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培养了第一批接受西学训练,特别是精通英语的知识分子。马礼逊的教育思想中关于科学与上帝的关系上的认识,可以说为鸦片战争以后的教会教育定下了基本格调。

1840年,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最初踌躇满志地办学传教,为“使中国皈依上帝”^[42]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美国派来的首批传教士之一雅裨理为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书提供了一些科学知识。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伯驾,美国公理会在差遣他来华传教的指示中说:“你也可以随时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是,……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43]伯驾也认为,倘若科学“能与拯救灵魂联系起来,那就有万世不易的重要性。”^[44]再如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与李善兰合译的《几何原本》序言中,公开声明:

所重有感者:我西人之来中国,有疑其借历算为名,阴以行其耶稣主教者。夫耶稣主教,本也;历算诸学,末也。……本何在?则帝子降生,捐身救世是也。故余之来,实以首明圣教为事。

可见,科学最初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只是作为上帝的“婢女”,为上帝所驱使、运用。花之安也曾明确说过,近代中国士人所感兴趣的西方技艺之学,是无本之说,徒学些皮毛。而倘若深探西学之精髓,其根本在于向基督教去探源,花之安在《自西徂东》序中说:“然则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致此乎?”事实上“所谓教育不过是宗教的附属品”^[45]。

基督福音是根本,科学只是末枝,科学是上帝手中的魔杖,是作为上帝的奴婢,为上帝所用。科学与上帝统一于教会学校内,其最初的动因,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让中国人放弃传统文化,而去崇拜西方的真神上帝。传播西方世界各种新科学知识,只是为了使基督福音更快传播的中间媒介,或者说是为了增强中国人相信西方的上帝,“推进上帝的事业”的诱饵。同时,科学的引进,也是提高教会形象、提高传教的质量和功效的一种手段。

随着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教士越来越感到“办学与布道”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学校的话,我们永不能取得彻底的成功。”^[46]为了提高教会学校的声誉和吸引力,狄考文主张“应该依靠西方科学知识在人民中取得好名声与好影响”。并指出:“由于传教士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学者既无法否认又难于抵制的科学知识,因此他能取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47]传教士应充分利用自己在科学上的优势,利用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西学的兴趣和学习科学的愿望,以扩大教会学校的影响。

随着中国方面对西学的需要,以及西学所显示出的足以影响中国的前景,控制中国教育的力量,传教士们认为必须使科学与上帝紧密结合,使科学与宗教成为“盟友”。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已仿照西方,建立起一批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为了防止洋务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了防止中国“师夷”之结果是对夷“驾而上之”,传教士认为必须要占领教育这一阵地。1875年,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第一次筹备会上,狄考文作了题为“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讲演,指出:“不是要把教育提高到作为中国基督教化的一种伟大手段,而不过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并为它争取到合理的地位。”^[48]教育虽然不是上帝用来实现民众改变信仰的直接方式,但是它却可以通过科学知识来“摧毁异教堡垒”。科学知识成为上帝特别赐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基督的手段。1877年传教士大会上,针对一些传教士对教育轻视的态度,狄考文进一步谈到运用科学与宗教结盟的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这是基督教会的良机,传教士必须要抓住这个“良机”:

虔诚的基督徒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提高就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手中,……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49]

1896年,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他把课程列为六种: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进一步指出教会学校重视科学的三大好处:其一,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其二,注重科学可以提高教会学校的声誉;其三,传播科学可以使教会学校毕业生更具有能力,以便于控制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狄考文在此次大会上进一步谈到在教会学校中,科学与基督须臾不可离,他说:

科学是基督教怀抱中培养出来的,是不能与基督教分离的。传教士走到哪里就把科学带到哪里。科学是基督教合法的子孙,有了它,可以给基督教在与异教作斗争中得到极大的好处……科学是善的力量也是恶的力量,它的善恶是以教者与教的方法为转移的。如果教会是聪明的话,它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让魔鬼在中国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50]

在教会学校,只有牢牢把握住科学这个“强大的机器”,才能控制中国的教育。

此外,在教科书的编辑方针上,大多数传教士也认为要使科学与上帝结合起来。韦廉臣明确提出:“科学与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只有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51]韦廉臣为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编写、组稿和出版事宜。“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编辑西学课程的教科书。韦廉臣认为:委员会应以基督教的立场编纂课本,借此课本,未进教会学校的青年也可获得有关知识。他认为,所编教科书除应符合科学原理外,还应在适当时机表示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全部事实。《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韦廉臣报告”中他曾具体以数学教科书为例,指明如何将上帝贯穿上教科书中,他说:

在这种场合,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数词是上帝一切活动的基础。……我将指出数学是创造论的基础,依据它而形成一切事物。可以论证:一是存在着一位上帝的意志;二是人类是由这个意志的形象所创造,因此能理解、表达和阐明上帝的思想。

数学与上帝就这样被牵强附会地连在了一起。关于是否将宗教精神和教义贯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的问题,该委员会委员内部有争议。傅兰雅反对韦廉臣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宗教书籍和讲解世俗性科学知识的书籍分开,使那些反对订购宗教书籍的中国人可以只订世俗性书籍”。他认为在教科书中,应当把宗教与世俗的科学知识分开,使那些反对皈依宗教的求知者也能读到非宗教性的科技书籍。他更多地从教育本位的角度出发,主张依循教育规律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傅兰雅是一个由传教士转为教育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西学编译工作中作出杰出的贡献。

但是,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是强烈主张“科学与上帝”是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传教士遏菲尔说得很明白:“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能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它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的手里来获得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但是“如果哲学与科学的知识离开了基督教,那么知识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

毋庸置疑,他们并不是为了用科学知识去构造一个强大昌盛的、自尊的、独立的中国,而是要造就中国臣民乃至领袖人物的卑微、怯懦、逆来顺受的殖民心理,养成中国人的奴化性格,以五体投地地拜倒在西方世界基督神灵的圣坛下,亦步亦趋,成为殖民主义在华统治的忠实工具。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配合这场瓜分大战,使中国民众从精神上臣服于基督,传教士们加强了关于基督教与科学关系的阐释。1896年12月,广学会召开第九次年会,会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海广学会第九次年会论略》一文,文中特别指出:“今夫道(即基督之道——引者)也者,国所与立也。中国之人,向于真道一层,未之或讲。惟格致之学,时犹稍稍乐道之。”^[52]认为基督教是立国的根本,而中国人仅学格致,不信基督教,这是舍本图末,所以兴盛不了。该文又说:

良以书以载道,道以新民,举凡古今图史,以及富国养民诸要事,莫不于道乎是立。况道也者,又格致诸学之所以出也。道在,则格致日见其兴;道亡,格致亦空存其具。^[53]

即是说,科学(格致诸学)是从基督教中派生出来的。只有信服基督教,科学方能日见发达兴盛。反之,科学将仅剩下一副没有精神内涵的躯壳,不复存在。广学会的主要成员、《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连续发表《广学兴国说》《论格致为教化之源》《续论格致为教化之源》等文章,进一步发挥上述理论,他说:

若以西国与东国两两比较,欲知其分别之处,无他,仁不仁智不智之间耳。东方诸国,不仁不智,积久不变,宛如搁浅之舟,生气绝无。……乃知教道足以兴格致,格致足以兴教化,教道与格致并行不悖。世人不察,谬欲背弃真道而不受,反欲得受道中所发之智学。是犹遗其母以求其子,安望其能如愿以偿乎?……上帝岂望天下有如是之人哉?将必使之早灭于有道之国!^[54]

他荒谬地指出,西方国家信仰基督教,所以既仁且智,科学发达,富强无比,而东方诸国不信基督,所以不仁不智,贫愚至极。基督教与科学是“并行不悖”的,而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反而欲得从基督教产生出来的科学,就好比是“遗其母以求其子”,怎么可能如愿以偿呢?这样的结果,上帝必然会使不信基督教之国亡于信仰基督教之国的手中。

与林乐知的文章同时出笼的,有丁韪良的《格物以造物为宗论》。文中说道:“新学,末也;道学,本也。”要求中国尽快臣服于“圣教”,“以振兴格致诸学。”^[55]甲午战争后,基督教与科学是本末、母子关系之类的论调在西方传教士中风行一时。他们认为基督教与科学虽“并行不悖”,但是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前者为母,后者为子。倘若中国不信仰臣服基督教,那么其命运将会被基督之国所瓜分豆剖。

出于帝国主义在华商业利益的需求。美国传教士、九江同文书院创建者库思非指出:教会学校不但要使“科学与宗教携手并行”,给学生以一般文化知识的教育,还要给学生以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为了使“科学与宗教结盟”的教会教育更好地为帝国主义的商战服务,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的盖茨号召商界对教会教育以关注: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56]

对外传教事业应当引起爱国者和慈善家们,一切有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切我国的商人、企业主、财政家、银行家和进出口商们和一切心目中怀有对本国的幸福关注的人们的兴趣。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

三、从培养“受洗入教”的教徒到培养“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的教育目的论

教会学校初建时,以“向河中撒种”的方法和途径,争取社会下层人受洗礼成为教徒,甚至早期教会学校像“难民收容所”那样,召集在街头流浪的儿童,为他们提供食宿,向他们传授基督教义,并以此种方式使教会有了相对固定的和有一定数量的布道对象。同时,这样也为教徒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满足了传教士为推进上帝的事业,“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的工作目标的需要。19世纪40年代末进入福州地区传教,并主持美以美会学校工作的传教士麦克雷曾详尽描述他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知识的情形:

我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给所有学生以机会说出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也使我掌握了使用当地语言的正确方式。

“一共有几个上帝存在?”我问。

立即,所有学生都伸出食指,大声回答:“只有一个。”

“他全知全能吗?”

“是。”

“他创造万物吗?”

“对。”

“那么,谁创造了你?”

“上帝。”

今天我开始给孩子们讲解人类的堕落和赎罪理论。他们认真地听我讲述圣经中的有关道理。然后,我开始提问:所有人都是生来罪恶的吗?有没有例外?皇帝、大臣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罪的吗?你有罪吗?坏人死后的归宿在哪里?^[57]

从此教学情况来看,这种教育无异于教堂布道,其主要目标是使学生成为教徒,成为传教士传播基督福音使命的助手。麦克雷曾毫不隐讳地承认: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基督教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信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58]

19世纪60年代乃至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办学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而世俗性的教育活动仅仅被视作传教事业的补充和附属品。至70年代,坚持用圣经福音征服中国的传教理论仍占绝对优势,教会教育的主要职能仍是使更多的人受洗入教,皈依上帝。所谓“受洗”,为基督教规中特定的含义,即使之象征性地浸入火之河,上帝借以洁净和救赎世人,而世人则以此表示接受上帝领导而悔改并获得灵性上的洁净。受洗礼即意味着获准加入教会,并接受圣灵、重新得到永生的一种形式。

但是历史进入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此起彼伏“教案”的不断发生,使西方列强利用学校传播福音的阴影加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文化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日渐表面化,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展步履维艰,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上控制欲的加强,致使传教士们感到以“向河中撒种”形式的粗放传教形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此,长期在中国从事教会教育事业的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认为像以往那样大面积泛泛地传播福音给万民听的形式,如同种庄稼的粗放经营,广而不精,难以将传教事业深入下去,而办教育则须像集约经营那样,需要集中力量、时间,进行精心地培育。他认为办教育与传教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通过办教育而培养在中国有势力、有影响的人,更有利于促进基督事业的发展,他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在中国所需要的是献身于为基督服务的力量。”^[59]在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谢卫楼进一步阐述了教会教育的作用:

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教会必须积极办教育……这样就可使基督教徒占据有势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大企业中当督办。^[60]

正是在这种动因下,教会教育已不仅仅是以培养教徒、牧师为限,而是培养拥有知识,并运用知识的官员、教师、医生、商人等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人。在此大会上,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也进一步阐述了教会学校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

教会学校建立的真正目的和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的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及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61]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圣约翰书院院长卜舫济也有相同的论点。他拿教会学校与美国的西点军校相比附,说道:“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学校。”应像西点军校训练军官和领袖那样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62]。

为此,他们开始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创办高等教育上,培养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使其成为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以对中国的旧士大夫取而代之,以“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狄考文还毫不掩饰地说明创办教会大学、培养高层知识分子的目的:

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63]

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有的统治地位。狄考文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

1900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使帝国主义感到“以夷治华”的侵华政策行不通了。在华的传教士曾就“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进行了广泛争论。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斗争,使传教士感到若“瓜分这幅员辽阔的国家”,“可能导致各国的大战”,并“将更加激起中国人排外”^[64]。1900年6月18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使馆区内的部分外交官,提出了“以华治华”的方案。他认为“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长时期和包含痛苦摩擦的过程”。他以为“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65]。义和团运动成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由“以夷治华”到“以华治华”的转折点,大量创办高等教育以培养“以华治华”的领袖人物,就显得更为迫切。为了培养基督教领袖,改变中国社会上层敌视基督教会的心理,传教士采取了以赔款兴学的措施。

开赔款兴学先河的为英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于1902年用山西赔款创办了山西大学。他起草的“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除提出严惩凶手、赔偿财产损失等条件外,首次提出利用赔款办学堂的建议。据这一建议,山西全省共赔银五十万两,“此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66]。1902年,山西大学堂开办,分设中学和西学专斋,李提摩太任西斋总理,并聘英、法、瑞典等国教师分别在文学、法律、工程、格致、医学五科任教。该校于1907年曾送25名学生赴英留学。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之举,成为“庚款兴学”的先导。

“庚款兴学”的倡导者为在中国传教近3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他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地区活动。在深入中国社会底层的活动中,他对中国民众的文化心态有了深刻的了解,亲眼目睹了横扫中国北方、辐射全国各地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力有了新的看法。他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在动乱中》一书指出:西方的各种势力,如军事、政治、经济等都已在中国进行了实验,但都显示出“不适当和毫无希望”^[67],他认为要防止义和团这种运动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基督教。他力主以西方文化逐渐影响和征服中国,而这样做最好的途径是教育。他于1906年晋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力陈“庚款兴学”的主张。所谓“庚款”,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关银,限在39年当中(1902—1940)付清,连本带息总计攫取近十亿两关银。明恩溥提议退还“庚款”,进行办学及吸引中国知识层赴美留学,其目的在于“使类似的暴乱在将来更难发生。”^[68]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也认识到,为了便于对中国进行精神支配和控制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在华的教会学校和吸引留学生到美国去。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华·詹姆士在送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更加明确无误地阐明了在中国吸引留学生与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间的关系: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就成就这件事(有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69]

基于明恩溥和詹姆士关于吸引留学生的建议,由罗斯福总统提交国会,于1908年在美国国会上通过。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之部分“退还”给中国,以作中国派遣赴美留学费用。从1909年起的4年内,由中国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5年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直至赔款退清。为了统筹使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工作,1909年,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门机构——游美学务所。1911年成立了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28年该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到1929年止,清华学校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70]

四、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作为上帝的仆人,英语教学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便被带入了教会学校的课堂上。早在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英华书院”时,便提出该院的目的是“向中国青年传授英语及基督教知识,向传教士及其他西人传授有关中国语言及文学知识。”^[71]马礼逊等起草的“马六甲设置英华书院的总计划”中,规定将对欧美学生教授中文,对中国学生教授英语、地理、历史、文学、宗教知识、数学和其他科学学科。这时在马礼逊的办学指导思想中含有宗教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并重,西方语言和中国语言文学兼顾,使学校成为连接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当然,该校最终宗旨在于传播基督福音和培养传教士。但是马礼逊办教育的认识与鸦片战争以后入华的传教士相比,有着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

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教会学校,除重视宗教课外,还引入英语课的教习。如最早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其课程除中文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及英文。1840年4月,马礼逊学堂校长布郎在报告中称:该校安排学生“半天读英文”。1842年该校迁至香港后,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经过三四年学习后,有相当的英语水平。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置英语部;首先招收英语学生,其原因在于“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可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在外国商行里谋职,学校当局决定满足这项需求。”^[72]英语部的设置是以培养在外国商行的买办为宗旨。19世纪80年代,随着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提高教会学校的质量与声誉日益受到重视,关于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讨论被提到日程上来,其中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是否开设英语课的争论异常激烈,甚至将英语课程的设置与否与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办学宗旨联系起来。1886年入华、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的卜舫济,认为教会学校应把英语教学列为重点,他向圣公会差会写的报告中阐述理由道:

一、教授英语可以训练中国人的智力,……

二、这样做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偏见;

三、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和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可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

四、我们可以证明,对培养人才为社会作出有益的服务方面,可以指望基督教教会提供这样的服务。^[73]

他认为,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既可以满足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的需要。培养在商界担任要职的人才,又可以树立教会学校良好的形象,并铲除学生的排外情绪,可谓一举三得。卜舫济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后,努力把课程改革至除中文课外,一律使用英语课本。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有影响的传教士如狄考文、潘慎文(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曾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丁韪良、欧礼斐(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后接替丁韪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职)等都主张中文教学。1890年,在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关于教会学校是否教授英语是一个争论的热点。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教育来促进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的论文,文中提出反对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他认为,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会使学生获得脱离教会工作的跳板而从商或外交业。同时认为教授英语会分散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学生学习宗教知识和其他作为教会工作人员所必备的知识的效果。他反对教会学校教授英语的主要立论在于维护教会学校的宗教特性,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传教事业的目标。他说:

假使我们必须教授英语,我们无疑地将得到中国官吏和富人的赞助和支持。这样,我们将被迫放弃学校的具有特色的宗教性质这个好的措施。我们招到的将是另一类学生。学校的宗教风气将迅速改变,而置我们于不顾。还有一个结果,也将几乎不可避免,那就是,中国的学术标准将下降,学习英语将使掌握中国古典文学受到致命的影响。学生们会讲英语后,无疑地我们将有极大的困难把他们留住。他们将立即去找工作,他们的英语知识将给他们高的工资。^[74]

主持上海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的林乐知,虽主张教习英语,且八年制的中西书院内,每年的课程设置中也都有英语课,但是林乐知对于教授英语仍存有疑虑。他认为,学生们关心英文课,是“因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75]学生毕业后,多数在洋行、海关、铁路、银行等处充当买办,反而与宗教无缘。而与会的普兰姆则力主教会学校教授英语,甚至一些过去主张中文教学,反对教授英语的传教士在新形势下,也认为教授英语是适合时宜的。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在发言中说:“我曾经以为用汉语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现在我赞成英汉两语并用。”^[76]因为用英语教学有许多好处,可以避免在翻译术语上遇到的阻碍,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还可活跃思想,促进其独立研究,并为其今后学习研究打下基础。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与西方国家在商业上往来较多的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迅速发展。1894年,圣约翰大学开始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继而有北京汇文大学效仿。到19世纪末,许多大学除了中文课程以外都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教会大学采用英语教课,绝非仅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的变化,而是大多数传教士已经认识到,英语教学与布道非但不相悖离,而且可以作为以基督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武器。传教士们依据其特有的基督教文化模式,来构想中国的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时,他们感到,要想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福音,采用英语教学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避免在翻译术语上发生的隔阂。为此,北京汇文大学教师、美以美会传教士何德兰在强调重视英语教学之后论证道:“哪里在使用英语,哪里就有基督教。”他进一步说:

没有英语的西方教育除了使中国人就职于教会外,别无他用。而如果他在掌握了英语之后仍然准备传播基督福音,并只接受是从事其他工作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薪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将其视为真正应基督之召而来的人。^[77]

他所主张的英语教学,是企图以此建立基督教文化租界,培养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驯服工具。

继而,在1893年和1896年两次中华教育会年会上,对于是否以英语教学的问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1893年,在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发表了《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论文,强调教会学校应当广开英语课程,使英语逐渐取代汉语而成为东方的语言。一些传教士还强调,凡有条件的应在学校内造成一种英语化的氛围,使学生仿佛置身于英、美国家。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以英语替代华夏民族文化的殖民主义理论。

1896年,中华教育会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又着重讨论了教会学校课程设置的比重问题,对英语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要求教会学校所有课程,除国文课外,应尽量使用英语教材,用英语进行教学。他的理由是:用英文教学,如拉丁文在古代罗马时代一样,可以作为感化野蛮民族的工具。

从客观上看,讲授英语或是用英语教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学校的性质,但英语科目的增加无疑扩大了教会学校的课程系统,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范围,拓宽了培养目标,也进一步扩大了教会学校的吸引力,对促进中国加快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和使中国社会的前进也不无裨益。但同时,鼓吹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人,又把传授英语和英语教学作为进行基督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一种殖民统治的工具,就使得这种论调又散发着文化侵略的野蛮气息。这在1917年重庆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年会上,传教士戴洛所作题为《我们英语教学目的》的报告中,露骨彰显地表达出来,他说:

不到十年前,英语学习乃是作为引诱中国学生的香饵。如果学生到我们学校念英文,他们也不得不念其他科目,这些科目在不知不觉之中变为比英语更为重要。教给学生宗教的知识是我们学校最终的目的,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78]

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著名的传教士担心教会学校的学生一旦掌握了英语,便“跳槽”离开基督另谋他途。19世纪90年代后的教会学校则出现“英语热”,英语成为引诱中国学生入教会学校的“香饵”,成为宗教药丸外的“糖衣”。其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教会学校的宗教特性,为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传教事业的总目标。此外,英语教学也适应了当时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大文化背景,即寄希望于:“哪里在使用英语,哪里就有基督”,希望通过使用英语,从而灭绝华夏文化。

在传教士中,傅兰雅作为最早由神职人员转为教育家、科学家的代表之一,他在是否教授英语的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见解。19世纪60年代,他就任英华学堂校长(1865—1868)职务期间,力主教授英语和英语教学,其主导思想在于:学生掌握了英语后,可适应中国人与外界交往的外交、商界的需要,并主张:“在教学当中不要把宗教过分突出。”^[79]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英语教学在教会学校中日益得到重视后,他反而反对以西文取代中文的地位。他以为一个国家的文字是千古流传下来古老文明的结晶,一个国家需要统一的语言文字和一定的文化心态,以行使其治理权及保持统一的独立大国的地位,他说:

中国文书流传,自古数千年来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立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80]

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立之大国”,他主张“欲教华人,必须仍用华语,所用之书亦须华文”。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西学书籍的翻译,不惮劳悴地进行西学教授工作,成为由布道士转为教育家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