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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记者的新闻活动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来华记者的新闻活动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事业,就是由英国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所开启的。这些报刊由外国人创办,构成外国来华人员的新闻活动,但是这些新闻活动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对外报道。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开展的改变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报道,是来华记者的第一次对外报道高潮。这也是我们今天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报道思想中充满智慧与创新之所在。

一、来华记者的新闻活动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事业,就是由英国人——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开启的。他们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中国境内第一份外文报纸(葡萄牙文周刊)《蜜蜂华报》。这些报刊由外国人创办,构成外国来华人员的新闻活动,但是这些新闻活动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对外报道。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是中国人,从信息流向来看,是一种信息输入,就是将西方文化用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输入中国,而不是采集中国的信息向对象国的民众报道。从大的时代政治经济潮流来看,从洋人创办的第一批报刊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外报网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中西交流,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观意图是进行文化侵略与价值观念的输出,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和殖民服务。

外国记者临时来华专门从事新闻活动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大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举,通过国际新闻界同行的对外报道,国际社会“重新发现中国”,改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国家形象:“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10]《西行漫记》(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中国的雷声》(白修德、雅各布)、《中国人征服中国》(斯特朗)、《中国震撼世界》(贝尔登)和《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泼斯坦)等作品是此期对外报道中的经典。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开展的改变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报道,是来华记者的第一次对外报道高潮。这些对外报道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起到了国内自主开展的对外报道所无法达到的传播效应。这也是我们今天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报道思想中充满智慧与创新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利用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同情心与友好感情的国际人士,利用并通过他们的管道向外部世界发出令人信服、让人感动的声音。但是,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则他们的这些对外报道是一种具有很强政治倾向的新闻活动。他们在向国际社会传达“发现中国”的信息的时候,往往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所在。因此,这些外国记者的对外报道也在传达一种政治信仰。正因为构成信仰,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红色中国的终生朋友。

1970年10月1日国庆活动,周恩来安排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旁。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又先后会见斯诺,分别同他作长时间的重要谈话,内容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国际局势等诸多重大问题。这是给美国政府发出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从l970年12月中旬到1971年5月中旬,斯诺先后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和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系列访华报道。

《参考消息》于1971年5月2日刊出斯诺访华文章中的一篇,即《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6月7日,《参考消息》刊出斯诺访华文章中的另一篇,即《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国际部分)》。在5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别谈到斯诺发表的一系列访华文章。他说:“我跟斯诺的谈话,一次讲同内问题,一次讲国际问题,两个稿子可以发表,登在《参考消息》上。”“毛主席接见斯诺后,斯诺写了文章,在外国(的报刊上)登了,全世界都读了。我们(将)把它摘要发表在《参考消息》上。现在《参考消息》有四五百万份,如果不够,各省可以加印,加印一百万份。各省如何分配,你们自己去计算。总之,各支部都要有《参考消息》。对照来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11]由外宣报道转向对内报道,内外联动形成合力,通过来华记者的对外报道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深刻领会中国的处境与机遇。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两次谈话中,关于中美关系谈得最多。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同美国最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在内开展对话。毛泽东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并将高兴同他谈,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12]

受这种思路的启发,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接受外国知名记者的专访,传递中国真实的声音,成为不同时期对外报道的经典之作。邓小平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1986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栏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素以问题尖刻、刁钻出名的法拉奇问:“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邓小平不怒反笑,以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敏感的问题还包括,“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还能挂多久”等。通过这位素以尖锐著称的女记者之笔,几乎在一夜间,就将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意图,真实、准确地“宣传”到全世界,很好地对外传播了中国的复兴信心与透明的友好。中国领导人并没有直接喊高调,也未处处流露出官方脸谱,但这种韬光养晦的“曲线”,起到了“直线”所难以起到的外宣作用。

江泽民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曾接受过至少12家以上的外国媒体的专访。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也接受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栏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并被广泛知晓。在2000年9月4日,江泽民还接受了美国CBS记者的专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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