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闻时代的名记者

第一节　开新闻时代的名记者

从维新论坛到革命利器，这是中国民报史上的政论时代，民报推动社会改革的功能被有意识地放大，政论成为民报的主打内容。从梁启超、严复到章士钊、于右任，他们既非古代意义上的报人，亦非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和编辑，他们渴望新闻自由，但不标榜新闻中立、客观，也不以新闻采写为职业追求，他们多是身兼数职、富有多重文化角色的社会活动家，其报刊活动充满政治色彩，甚至只是他们通往从政途径的跳板，他们是中国民报史上具有过渡性的人物。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等人横空出世，以名副其实的职业报人的身份登上报业舞台，他们既能承担针砭时政以监督政府的道义责任，又将报纸的最基本职能——报道新闻和传递信息——置于重要的位置，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精神气质影响了中国人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开启了报纸的“新闻时代”！

一、黄远生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

黄远生(1885—1915)，名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生于书香家庭，早年就读于南浔公学，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21岁中进士，是中国最后的一批进士之一。他弃官不做，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受梁启超思想影响较深。1909年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他在回忆人生道路时说：“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嗣后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1]他混迹官场一年后，就离职投身新闻界。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是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的，后又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还常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黄远生正式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三四年光景，可是他在当时的新闻界已名声斐然，“像彗星一样，一时显著于报界”，^[2]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黄远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性”人物，在黄远生身上，一方面，新的思想在萌生；另一方面，许多封建意识还在束缚着他的头脑，他自己也说“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此身。另自有人撮弄，做诸动作”。^[3]所以他曾一度被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所利用。他曾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写过文章，也为袁世凯叫过好，甚至给袁上过条陈。到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野心公开暴露，黄远生渐渐醒悟，拒绝担任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的总撰述和政府部长职位，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此后，他便逃离北京，转道日本赴美。1915年12月27日晚上，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回旅馆途中被中华革命党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年仅31岁。在他被暗杀12周年之际，友人以诗纪念他，称其“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戈公振更称他为“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的办报主张和新闻思想，主要集中在为《庸言》杂志写的《本报之新生命》、为《少年中国》杂志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及《祝之欤诅之欤》、《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办报是为“主持公理，指斥时弊”。黄远生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有“良心”，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祝之欤诅之欤》中，黄远生认为：“有所为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为之言者曰：报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成比例。”他明确认为，报纸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机关。同时，他说：“故远生者，作报人之人，亦即文明人也。凡作报者，皆文明人也。凡作文明机关者，一切皆文明人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国民之精神，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眼看“大难将至”，中国优秀分子，应有人站出来，创办报刊，“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钟犹有再兴之日”。他认为，报馆作为舆论机关，其使命应为“救国兴邦”。^[4]

其二，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在为《庸言》写的《本报之新生命》中，黄远生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无论新闻还是言论，必须“客观”。他说：“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其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所有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恁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他主张尽可能客观报道，不以自己的主张轻易否定排斥他人的主张，在没有大量确凿事实之前，不要轻易发议论，可以把事实摆出来，以供今天或者将来作参考。^[5]为了新闻的真实、客观，黄远生特别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反对一些新闻记者以传闻为新闻、面壁虚造的做法，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

其三，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基本功的训练，做到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黄远生强调，记者要加强“种种素养”：广博的知识与经验，正确的分析思考能力；广泛地接触社会，加强活动能力；深入调查研究，善于触类旁通，分析事物的能力；注重事实，恰如其分地叙述的能力。这既是黄远生对记者的要求，也是他自身经验的总结。

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新闻通讯写作而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他是中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的开拓者，他以他的新闻实践创造了一种新的报刊文体——新闻通讯。由于这种文体始于1912年初以“远生”署名的《申报》上的“北京通讯”，驰名中外，影响很大，故称“远生通讯”，很受当时人的欢迎，后人评价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6]“远生通讯”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其一，落笔政坛要事，采写内幕新闻。黄远生的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交游广阔，熟悉政坛情况，使他对当时的重大政治动向、官场内幕消息特别灵通，这为他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记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因此，他善于报道读者关心的重大政治新闻，善于采写“内幕新闻”，常常能采访到他人采访不到的独家重大新闻。他以通讯为载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为后人描绘了一幅晚清民国初年期间的“政坛万象图”。

其二，文章视野开阔，文笔辛辣，尖锐深刻。黄远生的通讯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发微抉隐，入木三分，通讯风格亦庄亦谐，涉笔成趣，富有幽默感和趣味性。往往在诙谐中含有庄重，在戏谑中鞭挞黑暗社会。

其三，既真实可信，又形象生动。远生通讯大都来自第一手材料，不少通讯都是目击记。写作时能捕捉细节，描写形象生动，刻画入微，具有很强的现场感。

二、邵飘萍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青，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素昧平生，浙江金华人。在浙江高等学校师范科读书时，引起了他对时事、报刊的兴趣和关注，并非常崇拜梁启超及其报刊政论，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开始给《申报》写稿，后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12年他应杭州《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之聘担任该报主笔，正式投身新闻界，开始了职业报人的生涯。邵飘萍曾说，他“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7]从此，他以满腔的热情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编辑、主编、特约记者、社长；办过报、办过通讯社，并从事过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是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

在《汉民日报》，他坚持“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的大无畏精神，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随笔，以激烈辛辣的笔调，旗帜鲜明而又幽默深刻地抨击袁世凯以及大小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和痛斥浙江贪官污吏钻营牟利、残害人民的罪行，表现出可贵的斗争精神和过人的才华。^[8]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邵飘萍发表评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获释之后，他转往上海。191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政法学校，并和学友潘公弼等三人创设了“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等城市的报纸写东京通讯。适逢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邵飘萍将条款内容电发国内，以激起人民奋起反抗。1915年邵飘萍应邀回国，在上海同时担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主笔。袁世凯死后，1916年下半年，邵飘萍受聘任《申报》驻北京特派通讯员，以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手法负责撰写北京通讯。从此以后，他便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活动，从此，“飘萍之名大著”。

到京不久，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邵飘萍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此为国人自办通讯社之始。同时也曾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编。1918年10月邵飘萍独立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欣然命笔，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编辑室正面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仁。此语出自明朝杨淑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1919年8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卖国政策被皖系军阀查封，邵飘萍再次赴日本，经好友张季鸾的推荐，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并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日本的新闻事业。次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即回北京，9月复活《京报》。

在从事实际新闻工作的同时，邵飘萍还热情地开拓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1918年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为报业教育之发端”，^[9]1923年受聘于北京平民大学，指导出版了有“报界罕有之出版物”称号的平民大学报学系的《新闻学系级刊》。1924年又受聘于国立法政大学报学系，讲授新闻采访学。邵飘萍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出版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两本新闻学专著，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

1919年5月3日，邵飘萍应邀出席北大学生集会，他号召学生“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之一。1920年以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杀害，年仅41岁。邵飘萍为人正直，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革命，他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的新闻记者的战斗的一生，也是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10]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擅长采访内幕新闻、独家新闻。这是因为他在新闻采访中积累了切实可行的经验，并将它运用得游刃有余。其一是作为记者，邵飘萍随时处于角色之中，“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其二是交游广泛，耳目众多，同时在采访中不惜小费，花钱买新闻；其三是能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其四是能掌握采访对象心理，把握采访时机，使别人看来不可想象的采访活动获得成功。无怪乎张季鸾如此评价邵飘萍：“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邵飘萍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于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亦重视报纸。”^[11]

邵飘萍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这两本书中，其基本观点是：

其一，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新闻业是“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是“国民舆论代表”。因此，邵飘萍主张新闻事业应有自己的独立性：“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12]这种独立包括“信仰独立”、“组织独立”和“经济独立”。独立新闻业的作用，一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二是“从政治教育入手”，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国民共起，铲除军阀。

其二，邵飘萍认为，新闻业是超然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第三种社会因素，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

其三，邵飘萍认为，应制定新闻法规以保护新闻自由。邵飘萍在新闻活动中认识到以保护新闻自由为目的的新闻法规的重要性。在《新闻学总论》一书中，他以相当大的篇幅对此作了专门论述。他尖锐地指出了新闻法与新闻事业对立的状况，抨击了专制统治者制定新闻法压制新闻事业的反动性。他要求，新闻界应通过斗争，逐步使新闻事业在“基础正当的法律保护之下”。有了“正当法律”，一方面可以使新闻界有一个武器，以保护自身的自由；另一方面可以适当地约束政府，使政府的压迫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使新闻事业“达到法律上相当自由之目的”。

其四，邵飘萍认为，“报纸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新闻”。他并且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京报》以新闻为主，用主要篇幅刊载国内外消息，为我国报纸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演变作了贡献。邵飘萍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他无论是在做记者还是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13]

三、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的新闻活动

林白水(1874—1926)，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笔名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中年以后自号白水，福建侯官(今福州)闽州县人，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和新闻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攻读新闻学的人。林白水一生曲折、复杂。他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爱国学社，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进入政界，担任福建省法制局局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民国成立后，他又参加了共和党，沦为政客，也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参政院参政、直隶总督府秘书，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过鼓吹恢复帝制的文章。官场的黑暗腐败使他最终辞官办报，但在办报过程中亦接受过北洋军阀各派系及北洋政府的津贴。林白水以笔锋尖锐、嬉笑怒骂、好揭隐私、议人短长而闻名报界，后终因刊发讽刺官僚的时评《官僚之运气》触怒了反动军阀张宗昌，于1926年8月6日以“通敌有证”的罪名被无辜杀害于北京天桥，年52岁。198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

林白水的办报生涯是从1901年被聘为林琴南创办的《杭州白话报》编辑开始的。在此后的30多年中，共创办和主编过近10种报刊。主要有：1903年12月19日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以“白话道人”为笔名几乎撰写每期所有的栏目，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点；1904年受蔡元培之聘，担任《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的白话主笔，发表了激烈抨击慈禧太后的诗文，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后来为君主立宪派的《时报》、革命派的《民立报》等报纸撰写评论文章，“政治上摇摆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之间”^[14]；民国成立后，在福建主编《新中国日报》；1916年9月由段祺瑞出资与友人在北京合办《公言报》，成为安福系的喉舌，对国民党大加攻击，肆意讥弹；1919年2月，又在上海创办《和平日报》，返回北京后于1921年春创办《新社会报》(不久改名为《新社会日报》)。1922年春，《新社会日报》因攻击吴佩孚被封，林白水将报纸改名为《社会日报》继续出版，该报纸面向市民，注重社会新闻，反映民众疾苦，受到读者欢迎。

林白水办报活动的光辉点在武昌起义前，尤其是在创办《中国白话报》、参与编辑《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那一段时间。作为一名记者，林白水擅长写内幕新闻，这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他对中国报刊事业最大的贡献是把白话文运用于报刊。

林白水跻身于报界，就和白话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04年创办的《中国白话报》虽出版不到10个月，但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报作为革命党人在上海地区创办的第一家白话报，“给当时的上海报界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民间气息”。林白水“用明白晓畅、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宣传科学和民主，鼓吹暴力和暗杀，使革命思想在新军、会党、青年学生和手工业工人中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使革命派跨出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展到社会底层。^[15]他认为，白话文，“妇女孩子一看也明白，不识字的一听就知道”，^[16]虽然将白话运用于办报并非林白水的创造，但以白话文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林白水则是第一人。

徐凌霄(1888—1961)，江苏宜兴人，原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是民国初年著名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他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都是清朝官吏中著名的维新派人物。徐凌霄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受其影响，成人后多同君主立宪派人物往来。黄远生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后，徐凌霄于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由他创作的京味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时报》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30年代以后徐凌霄又任《大公报》副刊《戏剧周刊》、《北京》和《小公园》的主编，设立了“凌霄随笔”、“凌霄汉阁谈荟”、“凌霄汉阁笔记”、“凌霄汉阁随笔”等专栏，写出的随笔融时事、经史和历史掌故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他用“彬彬”笔名采写的通讯，以内容隽趣、文笔晓畅著称，尤其是他熟悉民初一些政治要员的身世经历，所写的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很受读者欢迎。

徐凌霄1961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3岁。著有《凌霄随笔》、《凌霄汉阁随笔》、《凌霄一士随笔》等，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刘少少(1870—1929)，字少珊，笔名少少，湖南善化人。民初北京的著名记者，在当时的新闻界，有“怪杰”之称。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求学于岳麓书院，有文才，得到学政徐仁铸的赏识。1905年留日，学法政，曾协助杨度主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后，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一度返湖南，任共和党报纸《湖南新报》和杨怀中、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公言》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影响较大，“京城咸知刘少少其人”。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欲聘其为主笔，遭他拒绝。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走避天津，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遭到通缉。1918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研究道家学说，鼓吹封建国粹，反对白话文，思想趋于保守。晚年的刘少少仍然热衷于政治活动，经常为报刊写文章，“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