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再次入华

第一节　传教士再次入华

随着南京教案的发生，明朝开始真正对外隔绝，政治日益腐败，社会愈加黑暗。1620年，明朝皇帝像走马观灯似的换了三个，万历皇帝驾崩，皇太子常洛继位，是为光宗，改国号为泰昌，但泰昌仅仅在位29天，旋亦薨，然后是熹宗继位，年号天启，这是一个胆怯无识的少年。熹宗继位后，开始了明末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党争激烈、社会动荡、思想禁锢、特务猖狂。阉党掌管朝中大权，东林党人遭受迫害，在这政治极度混乱的时期，大臣们人人自危，无心执行朝廷政策，大多敷衍了事。

而就在明朝日益腐败之际，满族建州女真部迅速崛起。其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了“大金”政权。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明朝“七大恨”之仇，大举向明进攻。1619年，明朝派杨镐为经略，反击金兵，但屡战屡败。当时替代杨镐坐镇辽东的兵部侍郎熊廷弼也不得不承认，明朝军队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金兵“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批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还表示这样的军队“唯有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²⁾因此，众人一致将火器（也称“佛朗机”）看成是挽救明朝的唯一手段。而这种兵器的制造，与传教士渊源极大。

利玛窦在世时，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中就谈到几何学与兵器的关系，李之藻也曾经向利玛窦询问过西方兵器的制造。利玛窦当时就介绍了西洋大炮，这引起了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兴趣。徐光启还向利玛窦学习过大炮和炮台的造法，只是制作粗劣，屡用屡炸。在外敌入侵之际，偏又逢南京教案的发生，西学在排斥之列。徐光启多次上疏，提出“练精兵、制利器”的建议，但始终受到魏忠贤等人的阻挠。在万般无奈之下，徐光启决定直接购募西洋大炮，聘请炮师。徐光启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李之藻和杨廷筠的支持，他们合议捐资，派门生张焘、孙学诗两人前往澳门购买大炮。他们到达广州后，在地方官的协助下，顺利通过海禁，于1620年到达澳门。两人在澳门见到了金尼阁、汤若望等传教士。当时澳门形势也十分紧张，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战争状态，葡萄牙人十分希望能得到中国的支持，所以对购炮一事很是欢迎，还以官礼接待张、孙二人。他们二人很顺利地买到了四门大炮，还聘请了四名炮师。但正要往北方送时，由于魏忠贤等人从中作梗，徐光启被罢官。他们担心大炮会落入他人手中，就将大炮藏匿于江西。

天启元年（1621），北方又传来战报，努尔哈赤攻陷了沈阳和辽阳。消息传来，天启皇帝唯恐满人打入关内，不得不重新启用精通西洋火器的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两人请求皇帝将在江西的大炮取回北京，再派人到澳门去聘请炮师，召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和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来京辅佐造炮。天启皇帝同意了他们的上奏。1622年初，四门大炮运抵北京。与此同时，张焘和孙学诗被任命为钦差，持兵部移文，正式往澳门请炮师。他们在澳门受到了热烈欢迎，澳门当局准备组成百人之军“前往声援明帝”。张焘和孙学诗还再次拜访了金尼阁等传教士，告诉他们这正是一个进入内地的好时机。当然，他们不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内地，只能以军事专家的面目乔装随行。

此时虽然禁教令还在，但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此时沈也早已在官场倾轧中心灰意冷地告老还乡。在熹宗元年（1621），这批传教士就开始陆续潜入内地，其中就有后来官至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还有邓玉函、曾德昭等。同时，还有就是前一年刚从欧洲返回澳门，身携七千余部西书的金尼阁。但可惜的是，这七千部书却被“湮没不彰”，这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之进步，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台湾方豪先生为此不无感慨，认为中国科学因此“延迟二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