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于科学

就像德里达推崇的“所有解读都是误读”那样，有时误读会带来积极的思想后果。罗蒂对杜威遗产的误读是证明德里达上述思想的范例。它的后果之一是“民主先于哲学”^[27]命题的提出。这是罗蒂的一个重要的新实用主义命题。这个命题的含义是，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讨论不需要涉及有关人性和自我的基本哲学主张，自由民主即使离开哲学前提仍能成立。“对于实用主义的社会理论来说，关于我们所认同的共同体的正当性是否包含了真理的问题是根本不相干的。”^[28]“我们可以把非历史的人性、自我的本质、道德行为的动机及人生的意义这样的问题搁置一旁，就像杰菲逊认为三位一体和变体的问题与政治问题无关一样。”^[29]“对杜威来说，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替民主提供‘基础’，也不在于替任何一个其他东西提供‘基础’。”^[30]当哲学争论同政治争论联系在一起时，哲学家应当放弃对哲学争论寻求更好解答的企图，“为政治理论计而仁慈地置这些问题于不顾。”^[31]罗蒂认为，当罗尔斯提出“哲学，作为对独立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秩序的真理追求，就决不能为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政治的正义概念提供有效的共同基础”^[32]的时候，罗尔斯就同杜威和黑格尔一起站在了反对康德的立场上。罗蒂明确地把关于人性的本质和目的的看法与政治分离开来。他把有关人的生存目的或人生意义的问题留给私人自己去解决。他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至于影响到社会政策。

罗蒂进一步发展了“民主先于哲学”命题，我从他的论著中读出了“民主不仅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的思想。罗蒂把实用主义理解成“成熟的（反科学化的、反哲学化的）启蒙自由主义的语汇”^[33]。他按照这个维度来改造实用主义传统和杜威哲学。罗蒂显然没有拘泥于那个传统，也没有拘泥于杜威所设定的基本原理。我们看到，杜威所关心的问题是要为哲学观念运用于实际生活寻找一条出路。尽管他放弃把知识作为确定的东西来论述，但是杜威并没有放弃认识论，没有放弃哲学对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放弃对于严格的哲学事业的追求。不过，罗蒂对上述话题持着一种更加激进的立场，他似乎既要放弃知识，又要放弃哲学。“鼓励人们对传统哲学问题持轻率态度，与鼓励人们对传统的神学问题持轻率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种哲学的肤浅和轻率有助于使这个世界清醒过来，有助于使这个世界上的居民更实用主义、更容忍、更自由、更易于祈求工具理性。”^[34]罗蒂试图证明：“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也不存在真命题反映的‘世界实际存在方式’。”^[35]正如罗克莫尔指出的那样，“对于知识，他认为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可言；对于哲学，他宁取所谓启迪性的谈话。在杜威想把哲学改造为实用主义以利社会之用的地方，罗蒂恰恰是想把它丢弃掉。”^[36]不过在我看来，由于罗蒂在对待传统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变通性和灵活性，罗蒂既赋予实用主义和杜威哲学以新的生命，又使得自己的哲学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厚度和现实使命，从而驳斥了加之于其头上的诸多不利指责。

虽然罗蒂一再反对各种形式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反对哲学家们为寻找“最后的语汇”做出的努力，但是罗蒂仍然保留了一套自己推崇的“最后的语汇”。那是一套有关人类应当如何生活的公共语言，它可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批评、宗教、法律、伦理学等众多学科中得到探索，像对话、协商、质询、想象、同情、博爱、宽容、友善、自由、民主、反讽等成为这套话语中的核心语汇，实际上成为一套唯一值得保留的公共语言的核心概念，对它们的探讨是一种跨学科的探讨。那是一套从人类实际历史中，而不是从人类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中更容易学习到的核心语汇。罗蒂在2004年7月17日上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厦讲坛”以“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Trapped between Kant and Dewey∶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Philosophy）为题的演讲中也证实了这一点^[37]。在罗蒂看来，哲学越是变得不像是一门专业学科，便越容易融入公共话语的主流之中。哲学与诗学、哲学与政治学的界限越是模糊，哲学家和诗人、文学家工作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杜威和惠特曼在学说上不存在什么差异，两人的差异只是侧重点的差异：一个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爱，另一个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公民资格。”^[38]哲学越是变得不那么纯粹，哲学便越容易同人类的实际生活发生关系。这正是杜威所推崇的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民主文化不是一种基于哲学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基于科学的文化，而是一种基于诗学的文化。这种文化特别适用于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适用于强调现实政治共同体多于强调传统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这多少能够解释美国政治共同体意识中的跨国意识或积极干预意识。随着“过去的臣民……变成政治意义上的积极公民，”^[39]民主文化是一种臣民文化之后的公民文化，一种给想象力和诗歌留下地盘的文化，一种推崇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诗化文化，正像杜威指出的那样，“想象力乃是善的主要工具……人类的道德先知一直就是诗人，尽管诗人们是透过自由诗篇或偶然来说话的。”^[40]

总而言之，在杜威那里，民主仍然可以兼容于哲学，也兼容于科学。这一点从杜威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访问中国的系列演讲中得到了证明。我用“民主不仅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来表示罗蒂对杜威哲学的批判和发展，这个命题的最直接解释是，民主不仅先于传统形而上学和民族文化，而且先于跨越传统文化共同体的现代科学，并且最终脱离了传统文化根基的完全凭着偶然性和运气演变或进化的制度，“使我们永远地放弃了对于最后性的追求，而满足于真理性事物的相对性、时间性和历史之中”，“预示着我们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无镜的或无本质的时代”^[41]。这个命题实际上蕴涵着把政治学或公共哲学当做第一哲学的含义，它试图为解决人类现实社会争端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因此，我不赞成理查德·沃林对罗蒂的批评：罗蒂抛弃了杜威对理性、科学、实验的信任，罗蒂推崇的民主实践丧失了社会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指导，“把政治哲学从政治领域中排除出去”，“在其把哲学还原为一种休闲娱乐，一种低级趣味的世俗追求的尝试中，罗蒂把哲学探索比拟为某股相同的追求‘廉价消遣品’的激情。那股激情曾经是杜威批判的对象。”^[42]罗蒂明确区分了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他主张抛弃私人话语，而保留公共话语。有关民主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话语，是杜威思想遗产的核心，罗蒂对杜威遗产的批判解读，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民主的非哲学的和非科学的思想资源和历史资源。这种解读在细节上也许有误，但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所以，我称它为伟大的误读。

参考书目

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2.

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注释】

[1]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W.哈德森，W.范·雷任：“美国哲学家罗蒂答记者问”，《哲学译丛》，1983年第4期，第81页。

[3]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哲学观点的重叙：即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改造世界。

[4]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5]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2页。

[6]杜威：《哲学的改造》，第12页。

[7]杜威：《哲学的改造》，第14页。

[8]杜威：《哲学的改造》，第55页。

[9]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2.p.72.

[10]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73.

[11]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74.

[12]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76.

[13]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77.

[14]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p.83.

[15]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nne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2.p.87.

[16]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5.p.42.

[17]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42.

[18]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44.

[19]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49.

[20]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49.

[21]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44.

[22]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126～139；p.148.

[23]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50.

[24]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50.

[25]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52～53.

[26]Herman J.Saatkamp Jr.（ed），Rorty and Pragmatism，p.53.

[27]Richard Rorty，“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in The Virginia Statue of Religious Freedom，Merill Peterson and Robert Vaughan，（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57.

[28]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29]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69页。

[30]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页。

[31]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69页。

[32]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70页。

[33]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5页。

[34]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190页。

[35]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第5页。

[36]罗克莫尔：“美国哲学的最近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37]罗蒂这篇演讲稿最初用德文发表：Richard Rorty，“Gefangen zw ischen Kant und Dew ey：Die gegenw aertige Lage derMoralphilosophie.”Deutsche Zeitschrif t fuer Philosophie 49：2（2001），179～196.后收入其第四个哲学文集，参阅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6～227页。

[38]Richard Rorty，Achieving Our Count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39]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40]杜威：《哲学的改造》，第98页。

[41]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7页，第3页。

[42]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8页，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