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治事，民主育人
陶行知是一位科学观念很强的教育改革家，早年在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时就强调遵循科学原则。譬如，为使课本选用的常用字词具有科学依据，陶行知邀请陈鹤琴主持编辑字汇。而陈鹤琴则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开展科学研究，进而提出了一份含有1165个字的“字汇”。《平民千字课》中所取字词大多来源于此。[65]陶行知留美期间，美国的企业和学校正盛行科学管理，这无疑影响了学以报国的陶行知。回国后，陶行知撰文并多次在演讲中强调，“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惟有科学的方法”，[66]“惟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67]即体现了这种影响。陶行知认为：“科学方法，无处不可应用，上自机关之组织，下至文具购置，无不适用之。”而科学方法，主要由步骤和观念两部分构成。关于步骤，陶行知早年完全接纳杜威的看法，将其概括为五个递进的方面：一是感觉困难；二是审查困难之所在；三是设法解决这个困难；四是从多个解决方案中择一去尝试；五是屡试屡验直到获得结论。[68]后来，陶行知在《创造的教育》的演讲中提出，将“行动”补加于“感觉困难”之前。“因为惟其行动，到行不通的时候，方才觉得困难，困难而求解决，于是有新价值的产生”，才会获得真知识。[69]关于观念，陶行知一方面强调科学方法的客观性，“对于教育问题，用分析的客观的方法研究。将大问题分析为数十数百个小问题，每一小问题至少有一人继续研究办理，如是即大问题也不难解决了”；[70]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方法要用数字说话，应有数目观念。陶行知援引美国教育家孟禄（P.Monroe）的话说：“中国人对于数目不正确。如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非从数目入手不可。”[71]陶行知认为，办公做事应坚持科学原则，不断提高工作效率。[72]另外，陶行知要求教育行政人员、校长和教师应有试验精神，“有试验的精神，然后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量的发现”。[73]这也可视为陶行知始终坚持科学治事的一种表现。
民主育人是陶行知后期工作的重心。陶行知认为民主作用巨大，民主是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74]民主也是改造社会的前提，“民主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来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75]陶行知强调，民主的内涵并不深奥，“通俗点说：就是‘大家有份’。在倒霉的时候是‘有祸同当’，在幸运的时候是‘有福大家享’，在平常的时候是‘大家的事大家谈，大家想，大家干’”。[76]在陶行知看来，将民主运用到教育上，大略具有五层意思：一是教育机会均等；二是宽容和了解；三是在民主生活中学民主；[77]四是教育属于民有、民治、民享；[78]五是教育必须办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79]与之相适应，致力于民主教育的行政也须承担三项基本任务，即鼓励人民办学校、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事以及肃清官僚气的查案。而视察员及督学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亦将履行三项职责，也就是鼓励老百姓办学、考察学校是否合乎民主道理和对如何办好学校加强指导。[80]陶行知深信，民主和民主管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教育功效，“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在创造民主的新中国的生活中学习创造民主的新中国”。[81]通过民主达到育人目的进而改造社会，这是陶行知极力推崇并实践民主的本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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