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商”構想

“子商”構想

鄭伯康

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方勇教授發表《“新子學”構想》一文，在企業界無疑是打開了一扇開悟之門。它能够幫助經營者透過雲遮霧繞的國學抽象理念，直接聯通古今中外的學術體系，較好地滿足了企業界關於經營思想與管理智慧方面的創新文化需求。從這個層面上説，從先秦諸子思想基礎上走來的“新子學”，在企業界無疑有着《道德經》之於道家、《論語》之於儒家的思想原典般的光芒，照亮了企業家學習和思考的方向。受《“新子學”構想》一文的啟發，我特别提出了“子商”這個概念，在此與各位前輩作一個交流。

一、“子商”是“新子學”概念在商道文化範疇内延伸出來的子概念

方勇教授在《“新子學”構想》一文中明確指出：“諸子之學系統的活力，不僅在於它對王官之學的創造性繼承，更在於其‘入道見志’的思想載體與其理念自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開放性特徵。”而“新子學”是“在我國改革開放逐步推進、國家實力持續提升、全球化意識不斷增强而國人對子學進一步發展的意願越來越强烈的大背景之下，子學正再一次與當下社會現實强力交融，律動出全新的生命形態。”

“子商”就是在“‘新子學’把握子學發展的必然規律與時機後，對它所做的進一步開掘”的精神照耀下，把諸子系統的思想精華與現代工商業文明進行完美交融後律動出來的商道文化。“子商”企圖真正根植於中國傳統經典和民族文化精神之上，以開放的胸懷借鑒並吸收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與企業實際進行良性互動和貫通，從而走出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可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子商”應該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種商道精神、一條發展之路，也可以是一種經營之道和競争智慧，還可以是具有市場領導力的企業家本身。

當今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正處於急劇變化之中，在這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過程中，市場的綜合領導力是決定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話語權和强弱成敗的指針。而市場的綜合領導力來源於企業和企業家組成的市場主體，更來源於深層次的企業文化。具有一定規模的大企業，從深層次的方向去思考，無論是品牌戰略、人才的集聚和發揮、還是創新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其特有文化的支撑。所以，市場主體的文化力決定市場的競争力。有人總結得很好：“文化力是二十一世紀企業成功的入場券。”相信子學系統“金玉滿堂”的文化經典就是中國企業賴以可持續發展的最為可靠的文化寶典。

從同根同源的文化特質看，子學系統多元、開放、完整、與自然相應的體悟文化，是最能够與商界的經濟之道直接融合的。從廣義上講，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文化特性。經邦濟國之道，本來就藴含着經濟之道與治國之道一體化的含義。只不過大部分的經濟之道是“隱藏”在子學系統政治智慧之中罷了。經為公理，濟為應用，“子商”是要把傳統子學文化和管理智慧在經濟治理上給予“顯性”化，與管子、范蠡、晏嬰等“古代經濟學家”和商鞅、王安石等“創新改革家”的理論構成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中國式的經濟學體系。這就需要以當代“新子學”文化思想為指導，來整合這些一脈相承的商道文化。因為工商界畢竟不同於學術界，光有理念層面的闡析還不够，它需要明確的、系統的、直截瞭當可借鑒和操作的學術理論體系，也就是“子商”理論體系。反之，“子商”理論體系也可以進一步推動“新子學”文化思想體系的發展。

當然，“子商”是從現世企業競争和發展的需要出發，它並不囿於我國傳統子學系統的思想智慧，一切西方先進的管理理念、有利於形成企業核心競争力的技術和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都可以成為其思想文化的組成部分。從廣義上説，具備這些文化特質的企業家、企業文化以及管理理念都可以納入“子商”的範疇。

二、“子商”是包含“儒商”在内的諸子思想系統多種精華和智慧的集成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提出“儒商”這個概念後，它立即被海内外中華兒女所接受。大批儒商文化學者充當着儒家思想的文化代言人，他們從當代商業價值、商幫文化，到商業倫理，再到商業理想人格等都做了大量的挖掘和整理，形成了較為豐富的儒商文化體系。儒商文化扮演着本土企業企圖通過儒家文化與現代企業管理的“嫁接”，從而成長為世界級大企業的文化使命的角色。這作為文化界和實業界嘖嘖稱道的好現象、正能量，當然值得肯定。然而偏不能蓋全，正像儒家一家概括不了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一樣，“儒商”也難以以一家之言承擔這份過於厚重的文化使命。

儒家思想中“親親之愛”的家族觀念有着結構性的限制，其“私相授受”和“任人唯親”的思想觀念，與現代股份制企業的股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都是難以融合的。其“尊尊”的思想等級秩序和立法司法原則，也與現代企業健全決策機制、推行民主管理原則背道而馳。而其“重官輕商”、“重農抑商”和“恥於言利”的思想，更與現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商品經濟社會不相適應。所以，片面地强調以“儒商”精神來包打天下的想法顯然是不够的。現如今，在數字信息化背景下，流動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正在快速地打破原先的各自文化平衡，全民參與下的羣體智慧、一點即通的知識體系的便捷，那種虚擬社會中自由思想的發揮，都極大地侵蝕着地理、族羣、文化乃至社會的邊界。過去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狀態，只能成為一種静態文化之美來欣賞，難以在動態中形成常態的方法論。順應時代潮流，我們必須以一種更加包容、更加開放、更加鮮活的文化系統去引領企業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去構建集百家智慧又兼具現代性和世界性的“新子學”和“子商”思想體系，並作為當代企業新的文化使命。

“子商”，顧名思義應當包括“儒商”在内的所有諸子思想的精華。事實上，現在的許多經濟理論和市場現象都可以在諸子學中找到依據。譬如春秋末期的范蠡（陶朱公）被尊稱為商聖，他在《價略》中“論其有餘不足則貴賤之”，既論證了供求關係是影響商品價格的第一要素規律，又指出了商業操作的要務；在《市略》論“無息幣”中，强調加快物流、商流和資金流周轉速度的重要性；而他所説的“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集中體現了順應天時、波段操作的商業智慧；其“農末俱利”的農商協同政策和“平糶齊物”的經濟主張，更是符合市場化運營和穩定物價要求的基本法則。

又如管子“請以令為諸侯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稻菽，三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的指導思想，與改革開放後我國政府對外“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同出一轍，投資額越大，享受政策就越優惠。“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的思想就是現代《貨幣理論》以及貨幣政策依據的翻版。其“人君鑄錢立幣”思想，放在世界貨幣範疇上，如同美國握有美元的發行權就有了控制權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真正掌握了管子關於錢幣的思想理論，那麽我們在金融危機下就不會缺少因對措施；而其在擴大財政、宏觀調控、刺激内需、提振經濟方面的措施，均為大型經濟實踐的成功典範，是我們可供借鑒的最好的活教材。范蠡、管仲的經濟思想較其他諸子顯得更加有形和直觀一些，但並不代表其他諸子思想没有商道文化。

諸如《黄帝内經》天人合一的經典理論，易家理象數的推演方法，兵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境界，佛家榮辱不驚的淡定情懷，法家依法治理的剛性執行力，陰陽家陰陽消長的辯證思維，醫家治未病的風險防範理念，名家名實相符的概念等思想精髓，與治理企業的要求均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都可以成為企業家内外兼修、企業標本兼治的無上精神和處事原則。這些思想精華當然可用來豐富“子商”的商道文化。

諸子之學的興起本就緣自先秦時期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諸子皆不依傍、不苟且，重獨得之秘，立原創之見，倡導精神上的獨立與自由。百家争鳴，相互觝異，而多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不迷信，不權威，多元而有序地自覺發展”（《“新子學”構想》）。它具備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性，又被千百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其思想深刻的特質。而其“入道見志”的開放性和思想理念的多元化，均為現代商界人士和管理思想注入了無窮的活力和無限的空間。

三、“子商”必須是建立在現代經濟運行之上的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商道文化

發端於西方的産業革命在走過三百年經濟輝煌之後，那種瘋狂地向自然索取資源以擴大生産的行為、那種急功近利的市場機制和叢林競争法則，其有害性已經被一次次的經濟危機所暴露。這些問題引起了許多西方有識之士的反思，他們渴望從東方智慧中尋求“天人合一”的平衡之鑰。另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工商界人士在學習了西方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的同時，也丢失了許多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本體和自覺意識，國人染上了簡單模仿、機械照搬西方經驗的毛病。基於世界主流經濟運行的觀念、理論和規則仍然由西方文化把控，“子商”的商道文化既要做到全球規則下順勢而為，又要做好西方工商文明的趨利避害工作，同時更要恢復民族文化自信，對傳統子學文化進行自覺運用，才能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真正勝出。

當下，大半國人被籠罩在霧霾天氣之中，就是這些年來簡單追求GDP，對生物圈環境破壞和資源無節制開發所帶來的惡果。這些堆積了多年的寬領域、深層次的各種經濟矛盾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在全球性經濟衰退，經濟、政治霸權主義干預的背景下，其複雜程度和轉變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其境況不啻於禮樂秩序崩潰、王官文化解體、社會尋求價值和秩序重建的春秋戰國“百家争鳴”時代。經濟之道就是為政之道，經濟與政治同源、社會與文化同根，環境與福祉同氣，“五位一體”的理念就在於此，“子商”文化的使命就在於此。我們要想順利完成經濟轉型並實現民族經濟的偉大復興，就需要政界、經濟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通力合作，共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的經濟學文化體系。

我國的經濟學文化體系，需要在充分吸收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應德而興的優秀文化因素之上，再全面汲取現代市場經濟運動規律下的科學知識和理性思維，兩者圓融和統一的商道文化。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顯然是不可取的，方勇教授提出：“我們需要擺脱二元對立思考的局限，以傳統子學的智慧和胸襟，坦然面對西方，正確處理好子學與西方文化學術的主次關係，才能真正構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學’體系。”（《“新子學”構想》）那種拿中國兩千多年前的本土經濟學鼻祖管子思想壓制西方兩百多年前古典經濟學亞當·斯密理論的論調，和拿西方三百多年的商品經濟理論壓制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錯誤的。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怎麽有利就怎麽幹，才是我們正確的選擇。

“子商”作為現代經濟體系下的商道文化，必須系統研究西方成熟的企業管理理念、流程控制體系、國際運行規則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也要優化我們自身有特色的實踐經驗，不盲信别人、不菲薄自己，以百倍的民族自信去迎接任何挑戰。我相信，我們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回望百餘年的中國革命史和經濟建設史，毛澤東和鄧小平帶領中國人民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分别取得中國新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中國有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相反，其他純中國式的改良和純西化的運動都以最終失敗而告終。

四、“子商”商道文化將隨着“新子學”的發展而發展

“新子學”認為，“以經學為髓，儒學為骨，經、史、子、集為肌膚，外翼所謂全體文化學術”，可稱之為“舊國學”。“舊國學”常以法聖王為名，因循舊典故章，在學術思維根本上也深受權威主義影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僵化、思想創新不足、理念發展相對乏力的病症。尤其是在面對“西學”而實現傳統學術創造性轉化的課題時，常常表現出無力感。同時又指出，“新子學”是要繼承充滿原創性、多元性的“子學精神”，以發展的眼光梳理過去與現在，從而更好地勾連起未來，努力使之成為“國學”新的中堅力量。“新子學”對“舊國學”的一些特徵和弊端進行深刻的反省，對諸子思想進行會通，並將每個歷史階段下的諸子文本的不斷創作、詮釋、解構與重建視為鮮活的生命體，再在此基礎上，進行重新尋找和再創造。“新子學”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延伸的生命體，它既要詮釋舊子學原典精神，又要吸收經學文本精華，還要梳理各歷史階段下的子學脈絡，同時又要處理好子學與西方文化的主次關係，以及進行現代化的轉型。所以，綜合學術、思想和文化系統的“新子學”必將成為導向中國學派的主流。

這些“新子學”的治學理念，正是“子商”試圖把子學系統的思想貫通到經濟領域使之成為“顯學”範式的一種借鑒。“子商”的商道文化就是“新子學”思想在經濟領域上的綜合體現。在“子商”商道文化的創新發展道路上，面對浩若繁星的經典文化遺産，就需要“新子學”這種真心誠意的治學態度和理性的批判性思維，這才是真正要走的王道。

依托《子藏》這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子學研究資料寶庫和“新子學”鮮活的思想體系以及正確的方法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子商”，相當於“新子學”理論體系在經濟領域的實踐運用，“子商”的商道文化也必將在思想文化之林中發揚光大。借用獲得了2012年普里兹克建築學獎的王澍對記者説過的一番話：“國外媒體曾説過‘中國是在現代對世界文化没有貢獻的國家’，當一個國家失去文化屬性的時候，你就失去了紮根在文化裏的基本的感覺和尊嚴。我們整個一百年的變革，基本上可以不叫中國了。”在商界也同樣，儘管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仍然没有贏得世界普遍的尊重。因為我們没有自己獨創的企業理念、管理思想和技術體系，當然不可能引得别人的尊重。一個没有自己文化支撑的經濟體必然是難以持續的，一個單靠抄襲外來思想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子商”精神、“子商”的商道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可謂任重而道遠。

歷史清晰地記录着我國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探索發展的印迹：從“兩個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黨的十八大“五位一體”戰略的提出，構建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佈局都離不開文化建設，文化建設始終是我國事業總體佈局的靈魂，是我們的國家之魂。党的十八大明確定義：“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强國是我國强國之夢的必由選擇，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我們當然可以理解為：文化强則企業强，企業强則國家强，“子商”商道文化一定大有可為。

（作者單位：浙江省再生資源集團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