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環形否定結構的文本特徵及思想價值
賈學鴻
任何藝術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這是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基於視覺藝術提出的一種美學假説。其所謂形式，指藝術作品中的“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間的關係”，“意味”即是一種特殊的、不可名狀的“審美情感”(1)。中國美學家李澤厚先生則進一步將這種“意味”解釋為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積澱於藝術作品中的社會價值和内容(2)。這種“意味”藴涵在藝術作品形式結構的“深度模式”中。
文章作為藝術形式之一，其章法結構本身同樣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這一點，早在南北朝時期，梁代文論家劉勰就已經提出。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寫道:“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劉勰結合《易·繫辭》的理論，認為文章的形式本身就是“道”之文采，即“道”的屬性顯現。
《莊子》作為用詩化的語言寫成的最富有情采的哲學著作(3)，以論道為宗旨。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莊子》之道的本質，要歸於《老子》之言。然而，《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極力渲染“道”不可言説的神秘色彩。《莊子》卻洋洋灑灑十餘萬言，把《老子》界定為“不可言説”的“道”，横説縱説，不僅提升了“道”的品格，對文章創作以及文學觀念的形成，都是一個創舉。千百年來，《莊子》文章“恢詭奇譎”、“汪洋恣肆”的魅力不斷受到文人學者的讚歎。《天下》篇稱其“寂漠無形，變化無常……芒乎何之？忽乎何適？”清人劉熙載則譽之“神妙能飛”(4)。《莊子》文章緣何會産生如此神奇的效果？《莊子》文章本身，是否就是本體之“道”呢？要解決這一疑問，必要走入《莊子》文本的深度結構中。
一、《莊子》中的否定結構
文本結構，指的是文章各部分之間的邏輯關係。要説明什麽是否定結構，首先要先釐清兩個與結構相關的概念，即語義結構和形式結構。
早在南朝梁代，文論家劉勰就提出“情經辭緯”的主張。他在《文心雕龍·情采》中寫道:“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的“情”，是與“采”相對而言。“采”，指文采，如同“水性虚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情”代表“質”，即事物的實情、本性。《周易·咸卦·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通過觀察天地萬物變化的物候表徵，可以瞭解天地萬物的本性。實質上，劉勰所説的“情”，當具體指文章的實情，就是文章的内容；“辭”，則是表達内容的言辭，即文章的章法形式。《文心雕龍·情采》意在強調内容與形式對文章觀點表達的重要作用，同時，又建構出一種經緯縱横的立體結構模式。
當代辭章學研究者結合劉勰“情經辭緯”的觀點，搭建出語義結構與形式結構縱横交叉的章法結構理論。臺灣學者陳滿銘先生在其《章法結構論》中指出:“縱向的結構，由内容義旨，也就是情、理、景、事等組成；而横向的結構，則由内容之形式，也就是篇章邏輯，亦即各種章法，如今昔、遠近、大小、本末、賓主、正反、虚實、凡目、因果、抑揚、平側……等組成。因此，舍縱向而取横向，或舍横向而取縱向，是無法分析好文章的篇章結構的。(5)”陳先生的理論，從内涵上對縱向語義結構與横向形式結構作了明確區分，通過内容與形式的縱横交錯，避免了章法研究中語義分析與形式分析界限模糊、彼此纏繞的弊病，使章法研究更加清晰化、科學化。但是陳先生也強調，縱向的語義結構與横向的形式結構各自具有獨立性的同時，也是密不可分的，一篇完整的文章結構，是非縱横交織不可的。因此，文章的縱横結構，實際上表現為分而不離、互相影響的複雜狀態。
對《莊子》三十三篇進行綜合考察，會發現其文本有一個異常突出的特點，就是否定邏輯占相當大的比重。换句話説，《莊子》文章在行文時，常常先由前一個語義單元確立某種説法，隨後下一個語義單元再將其掀翻，使前後兩個結構單元，表現出肯定與否定的對比關係，故本文稱之為否定結構。從縱横兩相看，這種否定結構，除了涉及横向形式結構中的正反對比關係，主要是指縱向語義結構中的否定邏輯關係。在《莊子》各篇中，論述性章節否定結構比較少，多數則透過寓言故事的對話彰顯出來。《莊子》構建否定結構的基本方式表現出多元性，有的借助否定性詞語，有的通過反問或感歎語句，有的寓於人物行為當中，還有的採用比喻手法。模式不同，效果也有差異，並且很多章節通過簡單否定的疊加，形成否定的鏈條，其中比較特殊的一種是閉合的環形鏈條，即所謂的環形否定結構。這一結構融形式結構與語義結構為一體，對於同一事象，經過一次乃至多次否定之後，最終又回轉身將原來的否定推翻，從而産生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效果。而整個章節的否定邏輯鏈條，仿佛最後打了一個結，形成一個閉合的圓環。本文將對這一結構類型展開討論。
二、《莊子》中環形否定結構分析
《莊子》文本中，否定結構非常普遍，但最具個性特徵的環形否定結構，主要見於《齊物論》、《人間世》、《大宗師》、《知北遊》等篇目。下面試舉例分析。
《齊物論》中“齧缺問乎王倪”的故事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在這段對話中，齧缺問了王倪三個關於認知的問題:第一，你是否知道人們公認的萬物之理？第二，你是否知道自己不知道這種萬物共理的存在？第三，萬物能不能被認知？對這三個問題，王倪三次都以“不知”作答，從而形成否定的邏輯鏈條。接着，一句“雖然，嘗試言之”，語義發生轉折，然後通過反問語句:你怎麽知道我所説的“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呢？混淆“知”與“不知”的界限。也就是説，自己前面的“不知”，其實也是“知”。至此，王倪好像傳統戲劇川劇中的“變臉”，一轉身，將原來的否定轉换成肯定，這個否定的鏈條也因此形成螺旋的環形狀態。通過這種環狀否定結構，終止了無止境的否定邏輯推衍，也使得王倪下文關於“正處”、“正味”、“正色”的反復質問成為合理的存在。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鳅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接下來這段話，解釋了他不能回答齧缺問題的原因。通過反問，王倪否定了分辨“正處”、“正味”、“正色”的可能性，目的是將他“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的觀點全盤托出。顯然，王倪最終的目標是對當時社會紛争不休、是非不明、利害難辨的現狀進行批判。但他並不否認辨析利害的可能性，因此，當齧缺隨後又提出至人能否分清利害關係時，他以“至人神矣”的讚歎，給出肯定回答，而這一肯定，推崇的是得道者。綜合來看，《齊物論》這段文字，是由兩個環形否定結構構成。一個是“不知而知”的自我否定，另一個借聖人將“不能知”再次否定。
環形否定結構運用得最為微妙的，要數《知北遊》中“知北遊於玄水”和“泰清問道”兩則故事。文章開頭説道: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於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黄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複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
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聞之，以黄帝為知言。
在“知”北遊問道這一節中，共有五次否定。第一次否定:“知”問“無為謂”如何“知道”、“安道”、“得道”，“無為謂”不知答；第二次否定:“知”又去問“狂屈”，“狂屈”欲言又止；第三次否定:“知”又去問黄帝，黄帝回答“無”是“知道”、“安道”、“得道”之始。實際上，黄帝是答而未答，應當算是“言而未言”的得道之人。然而，當“知”再問知與不知哪個更好時，黄帝又將自己否定，肯定了“無為謂”的“不知答”。這是此節的第四次否定。至此，這個由四次否定組成的鏈條，通過黄帝自我否定而肯定“無為謂”得以閉合，構成環形。最後，狂屈得知黄帝的表白，又給予黄帝重新肯定，也就是説，對黄帝的自我否定再次否定。這是此節的第五次否定，與前面黄帝自我否定後的觀點，形成小環形。黄帝“夫知者不言”一段，基本是引用《老子》之語，用了一連串的否定句式，這些微小的否定單元，含融在大的環形否定鏈條之中，没有參與這一環形否定結構的組接。因此，這一節與《齊物論》“齧缺問乎王倪”一節結構相似，都是由兩個環形構成的否定結構，一個是黄帝自我否定肯定無為謂，另一個是狂屈又肯定了黄帝，使黄帝的自我否定又得到肯定。
《知北遊》後面“泰清問道”的結構，幾乎是“知北遊問道”的翻版，參考原文如下: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内也。以無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昆侖，不遊乎太虚。”
在這節問道故事中，“知”换成了泰清，“無為謂”换成了“無窮”，“無為”所説的“道之數”可以貴、賤、約、散，實際是没有定準，與“狂屈”欲言又止相仿；最後“無始”的角色與黄帝相當，肯定“無窮”的不知，並進一步深述“道不可言”、“道不可問”。不過，這一段的結構主體，是一個環形否定結構。
類似的結構還見於《大宗師》，請看意而子與許由這段對白: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途乎？”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游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這段對話中，許由首先否定堯“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的行為，進而又否定意爾子遊學於道的請求。意爾子則抛出“無莊”、“據梁”、“黄帝”爐錘之間頓悟的案例，將許由否定，結果許由自我否定，向意爾子傳道。這一環形否定結構，簡單，明白，没有留下多少回味的空間。
相比之下，《人間世》“匠石見櫟社樹”一節，其環形否定結構卻耐人尋味。原文如下: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毁，以為門户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故事中，匠石以“無所可用”否定櫟社樹；櫟社樹托夢給匠石，將匠石的觀點否定；匠石診夢，弟子對櫟樹“趣取無用”卻又成為社樹的矛盾提出質疑，這既是對匠石“無所可用”的否定，也是對櫟社樹自稱“無所可用”的否定。故事經過三重否定，陷入“有用無用”的僵局。最後，匠石用“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的表述，將弟子的疑問和自己的見解一起掀翻，肯定了櫟社樹之道，同時也打破了僵局，使矛盾圓滿解決。但仔細體會，一個“密”字，也透露出這一否定之否定形成的環形否定結構背後，隱藏着“道”的悖論特徵。針對這一悖論，《齊物論》是這樣處理的:“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這仍是一個小的環形否定結構，借助轉折句式構成。至於其中的“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等表述，仿佛是來回滾動的車輪，恰恰是這一環形否定結構的微縮，也就是《莊子》所説的“吊詭”。
通過上文對《莊子》文本中五處典型環形否定結構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特點:環形否定結構並不能由文本字面意義直接看出，而是基於説話人的言語行為效果分析出來。這在西方日常語言學派的理論中可以找到支撐。英國語言哲學家J.L.Austin指出，言語行為可分為三種類型:locutionary act（“話語行為”或“以言表意”）、illocutionary act（“話語施事行為”或“以言行事”）、perlocutionary act（“話語施效行為”或“以言取效”）(6)，其中“以言取效”是一種超越語言意義層面而追求行為效果的言語交流。《莊子》的環形否定結構，是文本語義之外的一種形式暗示，要深入語義再跳出語義，綜合文章的整體結構來衡量。Austin的學生John R.Searle基於這種言語行為理論(7)，又提出“意向性結構”的觀點，他認為:語言交流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在於它具有意向性，即作為交流的語言中，攜帶了人們要傳遞給他人的信息，並使之在聽話者的行動、思想和信仰等方面産生某種後果或影響，如説服、相信、感悟等(8)。這些信息，可以是明確淺顯的，也可以是暗示性的。《莊子》作為戰國時代百家争鳴的産物，傳道解道、依道解惑是其根本的意向。可是説得越多，離道越遠，那麽，否定的邏輯模式確實是不得已的最佳選擇。
三、“和以天倪”及其美學藴涵
對《文心雕龍·原道》“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的話語細作分辨，劉勰所謂“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中的“道”，應該指宇宙本體之道，也就是《老子》、《莊子》所尋求之“道”。因此，《莊子》文章形式所體現的“道”，與作為《莊子》文章主旨之“道”，應當具有一致性。
（一）“天鈞”、“天倪”的運化
《老子》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動。”突出了“道”運動的反向性，並稱這種反向運動為“微明”（三十六章）。然而，《莊子》文本的否定結構，通過反向思維方式，令這一理念透過語言邏輯浮現出來。既然説不清什麽是“道”，那麽就從反面論述什麽不是“道”。通過層層否定，“非道”的範圍逐層擴大，而“道”的外延漸漸縮小，最後，仿佛縮進“道”的内核，進而再對“道”用抽象語言加以説明。在經由否定通向道境的途中，意在讓人悟出，其實“道”到底是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人們陷入無可奈何的人生困境時，要避免産生諸多不必要的煩惱與痛苦。
關於“道”的整體形貌，《老子》強調它的模糊性，十四章説“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二十一章曰:“道之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然而，十一章企圖借助陶器製作的原理來説明“道”:“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莊子》則在此基礎上提出“天均”、“天倪”的概念。《寓言》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均，又作鈞，崔譔注:“鈞，陶鈞也。”(9)即古代治陶器的轉輪。《漢書·董仲舒傳》曰:“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治陶應是當時人們熟知的工藝。如果把宇宙天地視為一個正在運轉的超大陶器，天鈞，則是中間的轉輪。天倪，郭象注為“自然之分也”(10)，也就是天鈞旋轉時自然旋轉出的邊際。《逍遥遊》篇鯤鵬騰飛的“摶扶摇而上”，就是天均旋轉之象。司馬彪注云:“摶，圜也。扶摇，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行者若扶摇也。”(11)這種盤旋上升之狀，就是“道”運化的整體形貌。
《莊子》文本的環形否定結構，實際上就是“和以天倪”狀態。細讀這些環形否定結構章節就會發現，在語義上，它們多數情況什麽也没有説出來，或者只破不立，否定了對方，卻没有確立自己的觀點。即便有所立論，往往又像《知北遊》中的“無始”一樣:“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陷入“言無言”的循環怪論之中。與環形否定結構的形式意味相應的表述，《莊子》中出現很多，《齊物論》言“吊詭”，《秋水》稱“反於大通”、“反衍”，《田子方》説“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庚桑楚》則有“名相反而實相順”。論述最充分的是《則陽》，其中少知與大公調關於“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的討論，最終歸於“在物一曲”、“言而不足”，只有像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那樣，“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這些概念、理念或故事，與《莊子》提倡的“一生死”、“齊萬物”以及《天下》篇批評“百家往而不反”的觀念均屬一脈相承。由此可見，環形否定結構是與“道”的整體形態相契的結構模式，即所謂的“和以天倪”。因此，環形否定結構本身即是“道”，正如克萊夫·貝爾所説的，“物品本身”成了“目的”或“終極實在”(12)。
（二）秩序、圓通、含蓄的美學韻味
從文本的語言與章法中挖掘出哲學意味，是現代形式結構研究的熱點。美國文學理論研究學者勒内·韋勒克和奥斯丁·沃倫借鑒現象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相關論點，提出“決定性的結構”（Structure of Determination）概念(13)。
他們認為，所謂“決定性的結構”就是文學作品“内涵的結構”，是文學作品最初所秉具並是其成為文學作品的理由。如同亞里士多德所説的“既是一般又還是個别”，這一結構是虚靈與真實、相對與絶對、永恆與歷史的統一，它是一種動態性結構，不悖離人的經驗，且只有通過個人經驗才能接近它，但它又不等同於任何經驗。在人的不斷品鑒中，人不斷逼近它但又永遠無法與之同一(14)。這種理解，與德國哲學家康德對認知界域的討論和卡爾·雅斯貝斯所謂的“大全”理念(15)有着親緣關係。當然，也關聯到《莊子》的道論。
與文學作品“内涵的結構”相似，臺灣學者陳滿銘先生提出“直觀”與“模式”兩個概念。他認為，“直觀”乃是作家運用先天的語文能力創作而成的作品形式，即自然而然形成的“無法之法”，它是反映宇宙規律條理的“客觀存在”，作家通常“不知”而“能用”；“模式”則是對現成作品章法自覺研究的結果，具有後驗性和科學性。在此基礎上，陳先生結合《老子》和《周易》，提出篇章結構的“多、二、一（O）”螺旋結構理論。他在其《章法結構論》序中説道:
篇章是建立在二元（陰柔、陽剛）互動之基礎上，以呈現其“多、二、一（O）”結構的；而其風格之形成，便與這種由二元（陰柔、陽剛）互動所組織而成之“多、二、一（O）”結構與其“移位元”、“轉位”、“調和”、“對比”，息息相關。(16)
陳先生關於章法結構規律的總結，主要是基於唐詩宋詞章法研究得出的。其中“多”指雜多的内容和子結構類型，“二”是陰陽互動，“移位”即漸變所形成的秩序，“轉位”則強調較大的變化。“一”指文章主旨，“O”指文章風格。《莊子》的環形否定結構，雖然只是《莊子》文本結構類型中的一種，與陳先生的“多、二、一（O）”螺旋結構理論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可以互相印證。
在文學觀念尚處於萌芽時期的先秦時代，《莊子》的問世，堪稱奇才之作，其章法結構應屬於“直觀”範疇，是作者“不自覺”地創造而成。陳先生在敍述理論基礎時提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内容，以及《周易·繫辭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陰一陽之謂道”等理論。《莊子》以闡釋“道”為目的，文本形式因“道”而生。所謂陰陽，在《莊子》的否定結構中，可具體化為事理、問答、正反、肯定與否定。對立雙方通過單一否定、自我否定、雙重否定、比喻否定、直觀否定、含蓄否定等多種方法，一來一往，使文章脈絡向前發展，最後進入論“道”的語境，從而形成行文秩序。
然而，《莊子》的章法也有與陳先生的理論不相符之處。陳先生所説的“一”，包括文章統一的主旨和形式的首尾圓合、上下呼應。《莊子》的環形否定結構，一般出現在部分章節，並非全文的總體章法。究其原因，仍然與文章所論之“道”有關。“道”如“天鈞”般的自然運轉，完全出於自然，没有明確的目的和方向，因此，《莊子》的環形否定結構，也就因不同的語境，或是一個環形，或是扭成∞形，或者如流水的漩渦，形態各異。對於整篇文章來説，顯得變幻莫測，如飛一般。文章主旨，亦顯得不够鮮明。其實並非不鮮明，而是“道”的特性造成的。若從“道”的角度來看，所述内容都没有離開主題。正如宣穎在《南華經解·莊解小言》中所道:“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卻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17)因此，《莊子》文章成為“度越諸子”的“絶文”(18)。至於作為風格的“O”，《莊子》則表現出多元性，含蓄、圓通、犀利、風趣等，變化無常。《莊子》文本的環形否定結構所藴涵的秩序特徵、圓通理念和含蓄之美，與其所論之“道”一起，影響了後代幾千年的哲學、美學和文學思想。
［作者簡介］賈學鴻（1969— ），女，河北涿州人。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復旦大學博士後，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道家文學、傳統文化傳播。現為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已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著作有《〈莊子〉結構藝術研究》。
【注释】
(1)克萊夫·貝爾著，周金環、馬鍾元譯《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
(2)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40頁。
(3)《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傅璇琮、蔣寅總序，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劉熙載《藝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頁。
(5)陳滿銘《章法結構論》，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1頁。
(6)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年版，第94～107頁。
(7)locutionary act:也譯為“話語行為”，説出具有某種意義的語句。illocutionary act:又譯為“話語施事行為”，以一種話語施事的力量説出某個語句。如陳述、疑問、命令等。perlocutionary act:又譯為“話語施效行為”，經由説些什麽而達到某種效果，如使相信、使驚奇、制止、勸説等。見楊玉成著《奥斯丁:語言現象學與哲學》，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81頁。
(8)John R.Searle:《Speech Act: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ambridge press 1969年版，第25頁。
(9)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4頁。
(10)同上，第109頁。
(11)同上，第5頁。
(12)克萊夫·貝爾著，周金環、馬鍾元譯《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頁。
(13)勒内·勒克、奥斯丁·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69頁。
(14)孫秀昌《“決定性的結構”與“透視主義”》，《石家莊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6月第2期。
(15)卡爾·雅斯貝斯著，王玖興譯《生存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16)陳滿銘《章法結構論》自序，第4、8、9頁。
(17)宣穎《南華經解》，清同治丙寅皖城吴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九百七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
(18)林希逸著，周啓成校注《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發題》，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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