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商子雍

商子雍是全国著名杂文大家，知其令名者甚多。单是他的文章常拿自己或别人开涮，就逗得你前俯后仰，乐不可支。其语言更是幽默俏皮，棉里藏针，夹述夹议，数句就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让人玩味无穷。

大约是1984年，我从《中国烹饪》上看到子雍《吃在四川》的大作后，得知他竟也是个饕餮之徒，更使我另眼相看。此前，包括“文革”前，他就常为《西安晚报》副刊撰写杂文，我也偶尔写点不伦不类的文章在晚报发表，仅互知其名，算是神交。80年代中，《中国烹饪》杂志要为曲江春酒家出专号，我想到了商子雍。这时，他已调至《西安晚报》副刊部任副主任，为此专程拜访，请他撰稿。没有多久，他所写《曲江春的魅力》，我编入专号领头刊出。从此，我们的接触来往更多了。子雍比我年龄小，睿智却过人。有记者的敏锐，杂家的渊博，还有编辑的灵心慧眼。当他看了我的《素食纵横谈》后，透露了一个想法，拟在《西安晚报》副刊为我开个专栏，把中国吃的文化，尤其是陕西吃的文化作些介绍，以满足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说真的，对《西安晚报》我还是有感情的。从《西安晚报》开创之初（那时叫《西安日报》，中途多次易名《晚报》、《日报》）我就是通讯员，后来还加上特邀”二字。从消息报道、人物通讯、剧评影评、杂文乃至评论，我都写过。晚报原主事于文教部、工交部、文艺部的唐镐、段学娴、陈小波、李炎、朱可筠、张静波等，有的是我尊敬的前辈，有的是我的师友，他们都对我有过培养扶植，至今难以忘怀。

“文革”后我改行研究烹饪，所谈所写的吃，虽不是“头等大事”，却也与群众息息相关。心想，晚报上有些这类文章，也许方显“世界是多彩的”、报纸是多彩的。何况子雍今又抬举，敢不从命。于是决定再次会笔于《西安晚报》。副刊《味苑杂谈》专栏，就堂而皇之问世。我这个在“史无前例”时曾被关在见不到太阳的地方的臭老九，也再次光明正大地亮相于报纸上。从此，每周一篇，接连发了数十篇，时间将近一年，可谓出尽了风头。

原也曾想借这个机会得到子雍等师友指点，在写作上有个突破，可谁知我这个“苗”只拔不见长。好多篇都不理想，有的仍停留在就吃谈吃上，说不定有人还把它当做宣扬谈吃谈喝的资本主义的“草”，浪费了报纸的版面，辜负了子雍一片好意。后来，由于精力集中在烹饪学术研究上，《味苑杂谈》专栏不得不停止。再后来，子雍在“周末版”负责期间，亦曾为我提供过很多机会，我只是零敲碎打地发了一些“小炒肉”之类而已。

谁都知道，搞学术研究是苦涩的，可我更知道自己写随笔的弱点，那就是除了功底薄外，主要还是自己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缺乏认识。所以，也不否认我钻到学术研究上那段历程。因为写东西可能与人吃饭干活一样，营养丰富全面的，才有旺盛的精力干这干那，否则，啥事也干不好。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写这写那如鱼得水，否则，怕是什么也难以写好。尤其是从某个专业上去写随笔、散文，若对这个专业缺乏深入知识，更是难以“随”起来、“散”起来。当然，随笔、散文也有其他方面的要求，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比平常人受到更多的磨难和比常人更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活动等等，才能写出真味来。

尽管如此，想起《味苑杂谈》这个专栏，我仍由衷地感谢子雍和晚报的同仁。正是这个专栏为我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锻炼机会。事实上，这个专栏，既促使我钻进了学术研究之中，又逗引我从学术研究中跳了出来，再次回归于随笔、散文。至于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的苗”，那只能请人民评说了。

注：原载中国文联出版社《吃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