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子學”作為傳承與重構中華文化的基礎

以“新子學”作為傳承與重構中華文化的基礎——《“新子學”論集》出版

湯漳平

自20世紀初開始，伴隨着各種運動對傳統文化學術的不斷批判，尤其是“文革”期間的全面摧殘，造成全民對它普遍的漠視與疏離，以至明顯出現斷層。儘管當下社會各階層都強調對優秀傳統文化學術的傳承與弘揚，“國學熱”也方興未艾，但對深層次的作為相關文化學術精髓的元典理論的研究仍顯不足，尤其尚缺乏明白而正確的基本理念系統建構。在此狀況下談中華文化學術復興，顯然缺乏堅實的基礎。因此，當下學界應着手參與設計，建立正確而切實可行的思想理念與學術體系。這是時代發展所賦予的使命，同時也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自一年前提出關於“新子學”的構想，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年多以來，許多學者認真思考，積極參與研究和探討，並對其内涵與内容進行了更全面、更深層次的系統建構，提出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新近出版的《“新子學”論集》（葉蓓卿編，學苑出版社2014年1月版），即集中體現了這一期間的主要研究成果。全書彙編了至今所有與“新子學”相關的學術信息，包括傅璇琮、卿希泰、許抗生、張雙棣、陸永品、譚家健、楊國榮、王鍾陵、孫以昭、鄧國光（澳門）、賴賢宗（臺灣）、金白鉉（韓國）等海内外衆家論文及新聞報道共79篇，並由陳鼓應先生作序。全書集中呈現了“新子學”的時代性、基本内容及其對中華傳統文化學術重構的重要意義。

中華文化的重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傳承毫無疑義地是重構中華文化的基礎。但是，我並不認同當前一些主流説法，似乎民族文化的傳承就是經學與儒學的傳承。雖然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學一直受到各個不同時代統治者的褒揚，成為二千年來的顯學。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是多元的，是先秦諸子共同創造了中華文化的基礎，歷朝歷代所有有成就的學者，也都是精通諸子百家之學，我們斷不可到今天反而畫地為牢，僅僅去弘揚儒學而丢掉其餘的百家之學。且當下的文化荒漠現象，不是因對儒家文化學術重視不够，而是因對整個傳統文化學術的無知與誤解。

“新子學”是對中華文化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生態的全面梳理，顯示出它對傳統文化與學術基本命脈的敏鋭把握，正如許抗生先生所言，我們在當下要做的是民族文化學術的全面復興，“新儒家”雖在相關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先後提出“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新經學”等理念，但中華文化極其豐富多彩，絶非儒家一枝獨秀的文化所能替代，“新子學”的提出合乎傳統學術實際，正是當下所急需。且相較而言，“新子學”對當前文化病症也做出了更為確切的診斷。也正因此，他以為，“新子學”應當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基本内容和進行中華文化重構的基礎。

在時代性方面，方勇先生從《“新子學”構想》到《再論“新子學”》，皆強調當下是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傳統學術面臨現代轉型，“新子學”正是此背景下的産物，同時也服務於這個時代。“新子學”強調要將諸子百家思想的優長提煉升華成創新、解放的“子學精神”。林其錟先生也概述了先秦諸子的五重基本精神:即入道見志、自開户牗的原創精神；述道言治、拯世救俗的求實精神；飛辯馳術、百家飆駭的争鳴精神；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會通精神；與時競馳、通變無方的開放精神。相關内容皆可以為“子學精神”的重要構成。“新子學”也強調以這種精神為導引，系統整合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構建出符合時代發展的開放性、多元化學術，從而引領時代文化的走向。這種内在要求，也使得它更符合時代潮流。

“新子學”較之其他理念，更具有包容性。經學獨尊的時代已結束，且正如陸永品先生所言，經學範圍狹窄、陳舊、僵化、停滯，其中的一些主張也已不符合當今的國情民意，因而應當重申“新子學”在自身建構方面的一個基本理念，即強調“子”為思想史的“諸子百家”。如傅璇琮先生所言，“新子學”對自身之“子”的勘定，較傳統目録學“經、史、子、集”之“子”的分類，更合乎思想史的實際。何況子學本身也包括了儒家的學説，如孔孟的學説。當然，我們必須強調的是，應該弘揚的是元典的儒學，而不是漢代以後變了味的專門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設計的那一套東西。中華文化要復興的是傳統中的優秀文化。

“新子學”之所以適合今天的需要，還在於它所具有的開放性。中華文化的重構，是以現代的眼光從傳統的中華文化中選擇那些經過現代闡釋能適合今日社會發展需要的内容，同時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長處，融匯形成新的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強烈時代性的一種文化。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只固守舊的一套，是十分荒誕的。時代的發展要求推陳出新，因此，應當廣泛吸取世界各國文化中的精華，使之為我所用。在世界文化廣泛交融的今天，如何吸取各種文化的精華，經過消化吸收，為我所用，應當認真思考。許多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應當大膽加以回應和吸收。這些也都是“新子學”的題中之義。如“新子學”即強調扎根傳統文化沃土，以獨立姿態坦然面對西方學術。即在追本溯源，繼承傳統，發掘、保持本身特性的同時，也着眼國際，取西學之所長，補自身之不足，從而建立既有中國氣派，又具有世界性意義的中華文化研究範式。

“新子學”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新的梳理後，也將相關研究帶入了新階段。體現在學術創新方面，就是全面繼承傳統學術理念與方法的基礎上，又結合現代學術，形成了擁有自身特色的新學術方法體系。即用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新材料、新模式等對傳統子學以及整個傳統文化學術進行新的梳理。如“新子學”將結合歷史經驗與當下學術理念，對諸子學資料進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除繼續修編諸子經典外，也將無規則散見於各類其他文獻中的有關資料予以辨别整合，從而形成一個系統的諸子學資料庫。且結合現代學術方法，對諸子文本進行更為深入的注釋和研究，並闡發出諸子各家各派的精義，梳理出清晰的諸子學發展脈絡。同時，繼承馮友蘭“接着講”理念，保持諸子學術的時代性品質，結合當下其他學術的新發展，創造出諸子學的時代新意。

目前，“新子學”也已經直接影響到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發展。應該説，“新子學”本身必然會帶來傳統文化學術的革新，當它落實到具體研究時，將産生新的“家”學、“子”學。從《“新子學”論集》所收録的文章來看，相關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如許多學者已開始在“新子學”理念之下，對“新道家”、“新儒家”、“新墨家”、“新法家”等作了初步探討，並也開始嘗試用“新子學”理念對莊學、韓非學等“子”學，以及《老子》、《論語》等子學思想原典進行了新的梳理與研究。

當然，“新子學”的題中之義，應有新“子”的創造。即“新子學”不僅是要對傳統文化學術進行新的研究，更是要努力創造新的文化學術，不斷催生21世紀的新諸子百家。在我看來，凡是能在傳統文化與思想的基礎上，創造出新文化、新思想的學者就是新時代的“子”家。當然，這是大難之事，但確是建設者們的殷切期待，且也相信在“新子學”的號召之下，新諸子學必然會連肩而立。

在專門的文化研究領域之外，“新子學”在文化傳播方面尚應多予重視，應該注重諸子學的普及。張雙棣先生認為“新子學”不能只在幾個專家或學者的筆下，應成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對它有盡可能多的瞭解和認識。徐國源先生也指出“新子學”不僅是學術層面的整理和研究，也應該展開有效的文化傳承和跨文化傳播。諸子學中豐富的思想義理既是可解讀意會的，也可以通過故事化、生活化的方式通俗生動地傳播。包括講壇、影視、動漫和各種新媒體傳播媒介，都應該能為“新子學”傳播所用，而且很有當下意義。但我以為，就目前來説，最為迫切也確實可行的便是，我們應以“新子學”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基本内容，由淺入深，選擇和編寫出一套適合從小學到高中學習的教材，應專門開設一門中華文化的基礎課，用12年的學習時間，使學生具備最基礎的中華文化知識。大學階段，在通識課中設立相應内容即可，以利於進一步的深入學習和提高。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傳統文化的傳承，具備比較扎實而廣泛的社會根基。

先秦時代産生的子學，是中華文化智慧的寶庫，在其産生之後的兩千多年間，對世界文化發生了重大影響，對西方的文藝復興起到一些積極的推動作用。今天，大力弘揚“新子學”，無疑是對這一座寶庫進行更深度的開發，實現其現代轉型，並為中華文化的重構奠定堅實的基礎！

（原載於《文匯讀書周報》2014年3月2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