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研究新局面

三、万紫千红春来到：孔子与儒家研究新局面

在1983年前后，孔子与儒学研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国内研究孔子与儒家历史与文化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不断涌现，学者队伍也不断壮大。涉及孔子、儒家的学术研讨活动十分活跃，具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诞辰纪念会、座谈会经常召开，具有孔子研究和儒家研究性质的学术刊物及学术专栏相继创办，大量涉及孔子与儒家研究的论文、专著获得发表和出版。孔子与儒家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哲学、思想史、教育学等学科范围内，而获得进一步拓宽，不断延伸到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宗教学等新的领域。孔子与儒家研究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34]。

1984年8月8日至13日，全国首次“孔子法律思想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基本特征及影响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孔子熔法律和伦理于一炉，其法律思想的特点是伦理的法律思想，一方面，伦理统率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具有法的效力。这种伦理法律思想既有基本原则又有具体主张，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多层次的法律思想体系。

1984年9月24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隆重成立，谷牧担任名誉会长，匡亚明担任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基金主要用于孔子研究中心、孔子故里博物馆，发掘、整理、研究和出版有关孔子的文献资料，进行学术交流，保护和维修与孔子有关的文物古迹，奖励对研究孔子儒学有特殊贡献的学者及其他人士。1984年9月26日至29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师范学院召开了全国孔子学术研讨会，同时纪念孔子诞辰2525周年，举行孔子像揭幕仪式。会议期间，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两次召开中外记者座谈会，向与会的20多位中外记者广泛宣传孔子思想的时代意义。这次活动标志着全国性孔子研究中心的形成，同时也使孔子研究从国内走向了国际化^[35]。

1984年10月，由著名学者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朱伯崑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及台港地区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梁漱溟任第一届院务委员会主席，汤一介为院长。书院以培养从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的中外青年学者为主要目标，使他们通过书院组织的各种教学与研究活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内在的感受能力；同时，在熟悉中国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精神内涵。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文化书院先后组织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2月的“纪念冯友兰先生九十五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及1993年1月在福建泉州与泉州黎明职业大学和福建省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的“东亚地区经济文化互动国际研讨会”等。书院还邀请过多位台湾、香港和海外著名学者如王晓波、胡秋原、魏斐德、巴姆等到书院举行小型座谈会、讲演会，进行学术交流。书院还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及其他学术书籍百余种，包括《中国文化研究年鉴》、《梁漱溟全集》、“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丛书”、《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神州文化集成丛书”（100种）等。此外书院还出版了报纸《中国学导报》及《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等录像资料片，这些成果在当时的学术界和社会范围上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1985年6月10日至14日，中华孔子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300人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20余篇。与会的专家、学者回顾了历代封建王朝尊孔、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孔子和儒学研究的历史，讨论了研究孔子和儒学的现实意义。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介绍了国外主要是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孔子和儒学研究的现状。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孔子和儒家进行科学的考察，进行辩证的分析，发扬孔学中的民主精华，反对其中的封建性糟粕，通过研究孔子，总结历史经验，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梁漱溟、冯友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民主协商，推举侯外庐等8位前辈学者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担任会长。

1986年12月25日至27日，山东孔子学会在济南正式成立。与会专家、学者对孔子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回顾和讨论。会议认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和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要促进孔子研究的深入，除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方法，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外，还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打破门户之见，使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团结起来，互相切磋，自由讨论。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12个国家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嘉宾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00多篇。会议一致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有广泛的影响。立足于现代社会，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摒弃其因循守旧的方面，吸收其中的精华，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东方工业国确立其文化思想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反省其文化价值，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学术讨论会在港、台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欧洲、美洲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推动了儒学的国际性研究。

1989年10月7日至10日，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曲阜联合举办了“孔子诞辰2 540周年与国际儒学学术讨论会”，来自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一学术盛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150多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讨论内容主要有：孔子的思想与评价、儒家思想与评价、儒家与现代化。这次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会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江泽民亲自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些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大大增加了海内外儒家研究专家、学者的交流机会，使儒学研究中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学术问题能够在互相碰撞和互相借鉴中获得启发，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了孔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孔子与儒家研究的这一繁荣景象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人们对孔子的普遍态度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

整个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孔子、儒家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学术团体，同时也创办了许多孔子研究和儒学研究的学术专刊和专栏。1983年，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建立孔子研究所。198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成立。1985年，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成立，1989年9月更名为中华孔子学会。1986年，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学研究所。1986年，山东大学成立传统文化研究所。1986年，山东孔子学会、山西孔子学会成立。仅在1987年，苏州市孔子研究会、陕西周至县孔子研究会、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思想家研究中心相继宣告成立^[36]。

在学术刊物方面，1984年开始，《齐鲁学刊》开辟了“孔孟学研究”专栏。《东岳论丛》、《中国哲学史研究》等杂志也相继设立了不定期的专栏，发表与孔子、儒家思想相关的学术文章。1986年，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正式创刊，这是我国第一份专门反映孔子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成果的高规格、高层次的学术期刊。1987年，《船山学刊》在长沙复刊。

这些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成立、学术刊物与专栏的开设，反映了新时期孔子研究的新气象和新局面，有力推进了儒家研究的学术交流，为提高孔子和儒家研究的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国内报刊发表的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文章仅30多篇，1985年为130多篇，1986年为230多篇，1987年则上升到300多篇，1988年则为350多篇，1989年后数量又有所增加^[37]。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版了许多专门研究孔子的专著，其中主要有：钟肇鹏的《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李启谦、徐志祥的《孔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韩达编《评孔子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杜任之、高树帜的《孔子学说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启谦的《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吕涛的《大教育家孔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张禀楠的《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志祥、李金山主编的《孔子研究四十年》（巴蜀书社1990年版），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的《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这些专著的出版既是国内专家、学者研究孔子和儒家的成果结晶，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孔子和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人们在许多基本问题已经取得了一致，如认为孔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已成为一个普遍社会共识。孔子思想中消极的因素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但其积极因素又促进了中华民族许多优良传统和特点的形成。又如在对待孔子的态度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既不应该片面地反孔，也没必要把孔子当作顶礼膜拜的神，而应该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家，最多也只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人。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孔子及其思想都是不正确的，反孔是不正常的历史行为，值得作深刻的反省。正确的态度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上。所以张岱年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实地理解孔子，正确地评价孔子，也就是对孔子进行科学的研究，批判继承儒家的文化遗产。”^[38]至于孔子和儒家研究中的具体学术问题，允许存在不同观点进行争论，有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的学术现象。正是这样的态度，才能够促使并保证此后的孔子和儒家研究走上一个健康、平坦的轨道，因而逐步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与文化意义。

必须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还掀起了一股新儒家特别是港台地区与海外新儒家研究的热潮，介绍和研究港台地区与海外新儒家的学术书籍纷纷出版。从宏观和整体上研究当代新儒学的著作主要有：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宋志明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胡伟希的《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中华书局1992年版），黄克剑与周勤合著的《寂莫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吕希晨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郑家栋、叶海烟主编的《新儒家评论》一、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版），陈来的《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版），王泽应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家栋的《当代新儒学史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都具有新的高度和全局性的视野，力图对新儒家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审视和反省。而《郭齐勇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集中了他本人关于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十数篇学术论文，对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作了深入内里的专门研究。由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则分“人物”与“专题”两大系列。人物研究系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93年至1997年，年出一册，分别是：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的《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的《唐君毅思想研究》、吕希晨与陈莹的《张君劢思想研究》、宋志明的《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专题研究系列则在1992—1994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有：陈少明的《儒学的现代转折》、郑家栋的《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韩强的《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的《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的《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的《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的《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39]。港台与海外儒家在大陆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兴趣和关注，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恰好可以弥补1949年后大陆儒学发展一段几近断裂的空当，按照自晚清至民国以来历史演进的线索，20世纪50—1960年代应该是儒家谋求融会中西、实行现代转化的最佳时期，港台与海外儒家学者自觉承接上了这一线索，但大陆却中断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新儒家思想的回流不妨被看作是一个补缺。其次，可以引进一套“话语系统和诠释方式”^[40]。这样既有利于打破原先对儒学思想简单化、机械化、政治化的胡乱套解，又有利于大陆儒学研究的对外交流，重新融入国际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