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创新研究综述

目前,协同创新成为了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而且对其的研究将持续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区域协同创新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在搞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抓紧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区域创新能力的培育。并强调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科技园区应当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区域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特色,通过区域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经成为本地区研究的重点,京津冀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协同发展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提供借鉴和支持。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Innovation)的基本概念,形成了最初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的实质就是往生产系统中注入一种“新的组合”,是组合生产要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开拓新市场,并获取经济效益的过程,这也体现了一种协同思想。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发展了创新理论,提出协同学理论。1971年他与格拉汉姆(Graham)发表第一篇关于协同学的文章,1973年首次提出协同理论概念,1977年正式创立协同学(Synergetics)。他认为不同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创新可以使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这就是协同效应。另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Nelson和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创立了创新的演化经济理论,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引发了从系统总体的视角剖析创新过程机理的大量研究。国内学者彭本红和周叶(2008)、陈劲(2011)、冯锋和汪良兵(2011)等也从组织与环境关系、协同创新的过程和实践总结等不同角度界定协同创新的内涵。

国内有关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是对协同创新定义的研究相对延迟,对于外延的界定也较模糊。国内的协同创新研究大多以企业为研究重点,较多的集中在微观企业,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宏观经济和产业协同发展也有了较多的探索。

一、企业协同创新

徐向艺和徐英吉(2008)认为,企业的创新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协同发展,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这两种创新的力度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佳的匹配关系,如果只重视其中一种创新而偏废另外一种就会导致匹配关系被破坏,最终使得企业的竞争优势受到严重的影响。郑刚等(2008)就企业创新提出了全面协同创新的新范式,他们认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应当站在全局的视角来促使战略、技术、生产、市场、文化、制度、组织等创新诸要素实现整体协同配合,而不能将视野局限在某一种或局部几种要素上。陈元志(2012)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宝钢的协同创新进行研究,从“战略-知识-组织”三个维度探讨宝钢协同创新的内涵实质,符合中国式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即是在渐进式创新与突变式创新交替演进的。何郁冰(2012)也从“战略-知识-组织”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企业与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产业角度协同创新研究

顾菁和薛伟贤(2012)用数理的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创新协同度,结果证明,我国产业创新主体及外部创新环境各自的有序度虽然有一定增长,但是创新体系整体协调度较低,且伴有较大波动,创新主体正逐步成为整体创新体系演进的主要动力。余晓钟等(2013)研究了低碳经济的跨区域协同创新问题,提出了内外合作协同创新的机制和动力。刘英基(2013,2014)运用社会网络方法讨论了产业高端化的协同创新主体互动机制,采用2003～2011年全国28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协同创新因素对产业高端化的作用程度。研究表明:我国产业高端化的协同创新网络和驱动机制尚不健全,因此需要树立协同创新战略思路、构建完善的产学研创新联盟、提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能力、构建投融资体系、创新政府支持与资源整合机制等,从而提升协同创新驱动产业高端化效能。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

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建立网络联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赞同,涌现出大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王进富和兰岚(2013)运用博弈的方法,从知识产权归属的视角,结合路径协同的特性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形成模型,提出知识产权归属是企业选择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的重要依据,企业参与产学研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占有知识产权而获得的市场超额收益最终决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与路径演进。解学梅(2013)、解学梅和刘丝雨(2013)从协同理论视角梳理和分析了都市圈协同创新的发展轨迹,重点从协同创新的阻制、协同要素构成、协同创新模式、协同程度测度、协同创新效应等方面探讨了其最新的研究动态和进展;最后,在评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谢思全和汪明进(2014)以天津为例,分析了科技协同创新问题,认为产学研组织间未能达成协同配合,产学研脱节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使得科技资源转移效率和利用效率低下,提出政府参与和改善融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四、协同创新模式

张钢等(1997)结合中国典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案例分析,提出技术、组织和文化协同创新的一般模式。我国学者陈劲和王方瑞等(2003)提出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机制模型并给出企业进行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管理的实施建议。陈劲、郑刚和朱凌等(2004)基于TIM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战略、组织、文化、制度和市场等各关键要素的协同问题,提出CIS五阶段全面协同创新过程模型,认为实现全面协同一般会经过沟通、竞争、合作、整合和协同五个阶段,并结合海尔集团的两个典型案例初步验证模型的适用性。曲洪建和拓中(2013)认为协同创新模式就是要素之间的协作,他总结三代协同创新模式,分别是两要素到多要素的协同创新模式,创新要素市场、技术、产品、工艺、战略、组织、资源、文化等。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影响协同创新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市场、技术、产品、工艺、战略、组织、资源、文化等,协同创新模式是两个及两个以上要素的组合。

五、区域协同创新

陈丹宇(2009)从区域的层次运用协同学理论与方法对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上海)的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就单独的省份而言,每个省份各自创新系统的有序度较高,但是从跨省区的长三角整体区域而言,其创新系统的协同程度偏低,究其原因就是每个省份内部各自的市场化水平比较高导致省级创新系统有序度较高,而跨省区的创新系统因种种原因造成各类创新要素难以协调而导致其协同度较低。另外,邵抛、黎苑楚、李健(2007)在研究了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战略之后认为,中部六省应当努力推动本区域内的科技协同,在促进各省份内部创新要素协同发展的同时,要关注六省跨省区的创新体系建设。邢建军、李洋(2010)从区域知识资本的扩张路径视角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创新网络要素间协同能力的测度框架,该测量框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要素素质,协同过程以及区域市场。从这一测度框架出发,设计了创新网络要素间协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中既有定量指标也有定性指标,然而作者没有将这一指标体系实证运用于具体的区域创新协同能力测量,但是其所提供的分析思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王卫东(2011)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十六个城市的协同创新问题。杨继瑞等(2013)认为协同创新是协作各方以其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的,提出了战略协同、知识协同与组织协同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协同创新理论模式,可以满足国家、区域及行业等重大的创新需求。一些学者也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张淑莲等(2011)认为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从区域整体上来看,三地应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利益驱动或政策引导,加快人才流动,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张亚明和刘海鸥(2014)认为京津冀协同创新过程中,科技资源共享存在着“囚徒困境”,通过建立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的“声誉博弈”模型寻求纳什均衡的突破点,从协同共享理念、协同共享机制以及协同共享环境营造多个维度提出促进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的对策建议。

六、协同创新述评

综上,协同创新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足见其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之丰富。然而,有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协同创新的理论层面,较少实际可操作性研究,深入实证研究缓慢。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也因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存在较大阻力,系统的实践研究也较少。总之协同创新的研究框架尚未形成统一体系,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