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与中日转型

五、西风东渐与中日转型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互的感觉是既相似又相异、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文化上以中国为师，其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其国家治理结构是（天皇）—幕府—藩，天皇是虚位元首，是日本人的精神领袖，政权掌握在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及其官僚系统手上，藩主是区域地方自治的首领。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武士在古代是为首领征战的战士，具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是首领和庶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日本的知识分子多出自武士阶层。征夷大将军、藩主和武士都是世袭的，所以日本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和中国相比，当时的日本是封建社会。日本奉行锁国政策，除长崎口岸保留有与中国及荷兰的贸易功能之外，日本其他地方均不对外开放，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远落在中国之后。

明治维新不只是一个经济改革，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改革，其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在30余年的时间内实现了颠覆式的转型，以政权重组为基础，以社会的意识形态从封闭转向开放为起点，以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为手段，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社会管理制度，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实现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目标。文明开化是前提，殖产兴业是手段，富国强兵是结果，因此可以说日本创造了一个从闭关自守走向文明富强的杰出案例，树立了一个由精英推动、全民动员来构建广义创新体系的典型。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果，改写了维持近2 000年的两国力量对比的格局。自此以后，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思潮兴起，秉承丰臣秀吉的妄想，妄图效仿蒙古人和金人，以小搏大，吞并中国。从1931年起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把两国推向战争的深渊。

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依笔者的见解，最严重的伤害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二战已结束66年，中国人在精神上至今都没有走出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二战带给中国人的精神伤害还是挥之不去。针对日本的任何负面事件，中国人不需要动员就会群情激奋，同声讨伐。例如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极右人士的言论，等等，都会触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在1972年以后的十余年“蜜月期”内，日本人给予了中国巨额的经济援助低息贷款，确实起到了支持中国建设的作用，但是中国人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感谢，因为在许多国人的潜意识里，日本没有对侵华战争进行赔偿，所以把日本的对华援助认同为“赔偿”。在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时推动中日青少年互访，有一次火车事故造成不少来华访问的日本青少年伤亡，笔者身边的一位普通国人闻讯后脱口而出“这是在替日本鬼子还债呀”。这个案例说明，中国和日本已经实现了政治和解，实现了经济互动，但是两国国民的精神和解还远远落后，这是中日外交中一个重大不足。

按道理说，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给中国人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但似乎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像日本人给中国人一样的精神创伤，这个现象同样值得社会学家们去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交往，局面大致如此:以“硬”实力为背景的政府交往和经贸交往日益扩大，但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受欢迎的程度不断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前往日本留学的大潮中，部分留学生素质极差，给日本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使得日本“对中国有好感”的人群越来越少。在美国、欧洲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在民调中显示中国人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低，是共同的趋势。对此，国内少数人士和政府部门是清醒的。例如，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呼吁出境旅行的国人提高自身素质，尊重文明风俗。其实，提高素质决不只是民众的义务，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同样需要大幅度提升能力和水平，以改变我国外交中越来越多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窘境。在冷战结束以后，主导国际交往的逻辑是人权和知识产权框架内的利益互换，如果不主动适应这个逻辑，就不会取得外交上的主动性。

精神伤害中最严重的一个侧面，是中国人群体性“阿Q症”，抱着过时的“我祖上比你阔多了”的迷妄和陶醉，不屑于正视日本的长处，不愿意学习日本人的长处。中国正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崛起应该与日本明治时期一样，是割裂了传统的崛起，是需要社会结构再造和社会意识形态重构来配合推动的崛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历时约170年，一路走来，命途多舛，至今未竟全功，因为中国的硬实力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社会结构再造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还路途遥远。如果国人不能幡然醒悟，中国崛起的潜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30余年就完成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艰巨的任务，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富有效率的财富创造体系，以至于日本能够在经受二战的打击之后，很快就能够复兴。这正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学习样本。中国的国民何时能够放下历史的包袱，学习日本之长，使自身的实力真正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才是正确的态度。在1862年，日本国内就“开国”和“攘夷”争执不休时，长井雅乐提出了“航海远略策”，大意是日本必须攘夷，但绝非见洋人就砍的情绪性攘夷，而应该采取积极性开国的方针，努力富国强兵，称霸于全球，将洋人压制于脚下，这样才是真正的攘夷。笔者相信，中国国内不缺乏像长井雅乐这样的战略家，我们缺少的是将一种战略在大范围内取得共识，并持之以恒地贯彻实施的能力。

1.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和日本的交往^[13]

日本居于亚洲的最东部，太平洋的西北面。日本的东面，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北面的大陆，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南面，是太平洋海底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面的大陆，就是曾经以之为师的文明古国——中国。

日本本岛65%以上是山地，自然资源非常匮乏。日本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相对频繁和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海啸、洪水、地震、火山以及暴雪，经常会“惠顾”日本列岛。在日本周围，每天3级以上的地震就会爆发四次；日本本土有活火山83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发物覆盖。日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如此狭小而又多灾的岛屿上，又承载着巨大的人口负荷；如果没有对外交流，那么，这个地方将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由于距离较近，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往来源远流长。中日之间和平共处的年代很长，但其间也有过数次战争。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约450英里，使得日本就处于一个优越的战时位置。因为中国人是大陆民族，擅长陆战而不擅海战，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又不可能，从海路进攻日本又不擅长，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实际上无力威胁日本。反过来，当日本需要袭击中国时，日本人就会凭借岛国居民娴熟的驾船技术，轻松攻击中国大陆，而一旦战争失利，便撤回本土，脱离危险。

中国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公元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他一副印绶。到1784年，在日本九州北部果然出土了一方铸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印证了我国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公元285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据《宋书·蛮夷传·倭国》记载，有五位国王先后统治过大和国，史称“倭五王时代”。五王均在登基之后以及中国改朝换代之时，遣使来华，取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以巩固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截至502年，大和国共向中国南朝派遣使节13次。

日本的文字中有“日文汉字”，日本人使用筷子吃饭，许多日本人研习儒家经典，日本的佛教是经中国传过去的……所有这一切，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使中国人看日本时油然产生些许优越感。其实，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和中国人是“同种”。日本历史上盛行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不是普通国家，而是神的国土；在远古时代的先王祖先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明治维新以后，从“神道史观”演绎出了一个“皇道史观”，认为世界是由八条绳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点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皇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地球将被日本统一^[14]。

看到这里，中国人是否会有一些异样的感觉？在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点上，同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样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的一点是，日本的文化中有一个对外扩张的基因。公元607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小野妹子随行带的一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从此可以看出，这个位于海洋之中的小岛之国，内心蕴藏着倔强的民族性格和蔑视、挑战一切强权的心理。

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远超日本，以致一个拥有巨大空间的大陆国家的民众及其帝王的心态非常放松。丰富的物产和适宜的气候造成了这个民族的无忧无虑、安逸现状、没有生存的危机感和缺乏战略意识，这个民族心理至今仍然传承着。

日本人善于效仿和学习。日本于663年8月，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被唐军打败之后，日本人客观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此后日本天智天皇开始积极调整自己内外的政策，并且大规模派遣人员前来中国学习，全方位的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

唐朝也真诚地接待了前来学习的日本遣唐使。日本在历史上共任命成行的遣唐使有13次。这些遣唐使以各种形式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有的当学生，有的在唐朝政府做官，有的与当时的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交接朋友。这一期间是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难得一见的“蜜月期”，两国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颇为鼎盛。日本在政治上积极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友邦关系，在经济上从中国交换获得大量的珍贵物产，在文化上积极吸收唐代的典籍制度。这种大规模的学习和借鉴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但是，日本人在内心里从来就没有放弃挑战大唐的意念，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化中的扩张基因在起作用。平心而论，日本臆想中的扩张目的地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只要其国力所能及的范围，日本都想征服。日本人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善于向强者学习，而且是彻底的学习，即使改变国家体制、习俗也毫不犹豫。日本人不变的，只有日本人是世界第一的民族精神，其他的在必要时都可以根据提升国力的需要予以改变。

在唐朝被证明是强者以后，日本人学习唐朝的态度是谦虚的，也用真诚的热情迎接鉴真和尚所传来的文化和文明。日本的民族建筑、官府名称有唐朝的烙印，见证着此时段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日本人善于学习，就是因为日本人把所学习的东西都视作工具，工具都是为实现日本是世界第一这个民族精神服务的。日本引进了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在日本只是一个哲学流派，绝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视为“独尊”的地位，所以日本人能够正确地扬弃。国内有学者对儒家文化影响日本估计过高，是对日本的误解。日本人既然把学习的对象视为工具，当这个工具感觉“不称手”时，日本人就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这就是日本在国力增强之后对中国的态度。

在中国元朝年间，忽必烈两次发兵意图征服日本。这是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唯独一次由中国方发起的军事行动。但是，在冷兵器时代纵横四海的蒙古骑兵，450英里的海峡阻挡了他们的脚步，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天堑。两次攻击时都遭遇台风，加上日本军民的奋勇抵抗，使日本列岛幸运地躲过了蒙古铁骑的蹂躏，以至于日本人对“神风”顶礼膜拜，到二战时驾机撞击美国军舰的日本飞行员被命名为“神风特功队”。

1584年，担任日本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提出了一个扩张计划。1590年，丰臣秀吉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余州皆入我俗”。1592年，日本侵朝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则“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印度”^[15]。只不过此时的明王朝余威尚存，在战争中丰臣秀吉的侵朝部队被明朝和朝鲜的联军打败。五年过后，日军再次侵略朝鲜，又被中朝的联军击溃，此时日本国内反对势力乘机起兵，处于内外交困的丰臣秀吉于1598年病死，日本的这轮挑战彻底失败。然而，丰臣秀吉“灭朝鲜，侵中国”的思路，却被日本后面的统治者继承。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过对日征服行动的王朝。当然，日本人认为，元朝不是中国，因为中国的版图为外族侵占。日本人承认明朝是中国，并派遣了使节。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时到达非洲，但是没有一次光顾过日本，不知是为了什么，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去研究。自明朝剿灭倭寇以后，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清朝道光之后，中国的国力急转直下，为日本实现吞并中国的梦想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本既清楚了欧洲列强的强大，又看到了征服中国的机会。明治三年（1871年），日本国力有所增强，日本的武士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征服朝鲜半岛；明治六年，日军侵略中国台湾；两年后，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国与清朝解除附庸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把琉球国改名为冲绳县，成为国土的一部分。在1895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败清朝的北洋水师，从此改变了近2 000年来中日军事力量格局的对比。

已经在欧洲侵略者面前麻木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作为战败国接受了《马关条约》的条件，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了台湾宝岛。在甲午海战爆发之前的1893年，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在以后六年内，皇室每年向海军捐献30万元，而百官则各自捐献10%的薪水给海军。日本皇太后则向海军捐献了自己的首饰以补军费。不同的国势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命运。相比之下，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仍然是忙于内斗，由于北洋水师在内部“划线”时属于“维新”一边，维新是“帝党”的符号，“后党”势力为维持对“帝党”势力的优势，无意动员资源支持对日本的战争，而忙于集举国之力给慈禧太后庆祝60大寿，为此所花白银足够使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再增加两倍。近来有学者考证，与充满职业军人素养和勃勃朝气的日军官兵相比，北洋水师的官兵中虽然不乏义勇志士，但是官兵中贪腐之气弥漫，贪生怕死的人很多。甲午海战是精锐的职业军人和陈腐体制下乌合之众的战争，胜负结果在战前就已经毫无悬念地注定了。

2.日本国民的双重人格^[16]

也许没有地理大发现，就不会有日本人与西方人往来的机会。在明朝末年，日本通过向葡萄牙人学习火枪技术时，已经开始与西欧国家打交道。此后，荷兰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同时进入琉球和日本，此时日本人才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科技。荷兰人的先进技术让日本的知识分子瞠目结舌，眼界大开。日本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研习“兰学”，西方的文化从此开始在日本进行有限度的传播。而日本政府则对此很不屑，并且严格限制荷兰人的活动范围。之后，英国、俄国和法国等接连十几次攻打日本，也未能打开幕府政府闭关锁国的铁幕。

美国佩里将军所率船队的到来，使日本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总体素质差异就显示出来了。被“伪儒家文化”束缚住脑袋的皇帝、官僚和草民，在和西方人初始接触后不觉得西方有优势，在屡遭打击后仍然不能认清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实力差距。但日本人在和西方接触之后，能够对双方的实力差距有理性的认识。日本人认识到，仅仅学习中国已经不够了，而且西方的技术远比中国先进。被西方的炮舰打醒了的日本人再次迸发了求生的强烈意识:其一，踏踏实实向西方列强学习，卧薪尝胆的执行各项不平等条约；其二，积聚实力向西方挑战，最终实现与西方列强并肩或者超越。

1871年，日本政府向欧美列强各国派出了庞大的访问团，犹如历史上的遣唐使，访问团的成员们开始充分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文化技术。访问团广泛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经过仔细考量之后，决定取百家之长用于日本。他们采用德国的法律、陆军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海军制度，法国的教育、刑法制度，并广泛采纳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科学技术。这种对新思想和新技术的狂热渴求的态度，为日本在20世纪的再次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必须看到，日本的整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干净利落地进行转型，除了社会精英协同一致的努力以及一些对日本人来说属幸运的因素之外，日本人的国民素质起到了核心和保障性的作用。

从日本人的强者精神和强权哲学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本性。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做了这样的入木三分的刻画: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顺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日本人的温和，只是对强者的不得已的温柔，绝大多数条件下是其处于弱者地位而对强者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恭顺和卑微；日本人尚武是传统，好斗也是日本的一个民族性格。在日本国从来都没有休止过争斗，不是和外斗就是和内斗，实在没有就树立假想敌来斗争。

日本人爱好艺术和美，是为了平息心中涌动的血气，穷其一生的斗争（日本人称之为一生悬命），都必须要依靠某种宗教、艺术来缓和内心的躁动，爱美只是为了平静内心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和谐相处。

日本人的顺服也是因为遇到了强者，不得不服从，否则就会面临毫不留情地惩罚；同时，日本人十分善变和能接纳新的生活方式，也是由于他们被强者征服后，原来的信念在失败的冲击下被撼动；而当他们一旦重新树立了新的理念，便很快能振作起来，非常恭敬地向强者学习。当然，学习强者的目的还是为了成为强者或取而代之。日本人的恭顺是对征服他们的强者而言的，一旦对手不是强者，这种顺从便是一种诈术，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伺机将其打败；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强者，自己是世界第一，在遇到更强者时产生向其学习并且赶超的强烈愿望，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们发奋图强的动力。

3.偶然和必然:中日改革和改革的对比

1853年，在中英鸦片战争13年以后，在太平天国军队攻陷南京、消灭城内2万余名满族旗兵之时，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全身涂得漆黑的巨舰到达日本的江户湾，向日本的幕府将军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友好、通商、供给煤炭和粮食，以及保护我国因船只遇难而漂流至贵国的人民”。

“黑船事件”给日本以巨大的心理冲击。因为日本已经实施锁国政策200余年，天皇和幕府除在长崎口岸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通商以外，不准其他外国人到日本。美国总统的国书对日本的锁国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然而佩里将军已经放出狠话，留给日本人半年的时间讨论，如果下一次来日本时还达不到要求，就要武力相加。

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在佩里离开日本后的几天，就因病去世了，日本没有了强权人物，这对日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在没有强人做主的情况下，幕府的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将美国总统的国书译本送交天皇和260多个藩主，征求意见。后来又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各藩藩士和一般民众。在广征众议后，大名中有250人提出意见，幕府官僚中有423人提出意见，还有藩士15人、学者22人、平民9人也提出意见^[17]。当然，这些意见中，大部分是主张与美国“打太极拳”，尽量拖延时间。此外，还有少量的顽固派，主张断然拒绝“开国”，也有少量的开明派，主张积极开国，开展日本和西方的双边贸易。次年，即1854年，佩里将军再次率舰队来到日本，这次带来的船队阵容更强大，而且在江户门口告诉日本人，“不开国，就开火”。在这样的压力下，1854年3月31日，幕府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箱馆与下田两港，美国可派领事驻下田，以及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佩里将军得到了大部分他想要的东西。

虽然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条约，当时日本国内主张攘夷的势力还是居于主导地位，幕府此后采取措施加强海防，包括造船和购买军舰。到1856年8月，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抵达下田，给幕府带来了更大的难题，因为哈里斯的来意是要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当时的幕府老中首座堀田正睦将哈里斯的要求转告各藩大名，请他们提出意见。多数大名的意见是:在天皇同意的前提下，原则同意哈里斯的要求。

笔者在此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对待全国都不熟悉的新事物，这样的决策机制与中国皇帝的“乾纲独断”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日本的各藩大名，只要恪守对幕府将军的忠诚义务，在民政事物上有相当高的自主权，大名职位是世袭的，所以当时日本的决策机制与“民主集中制”颇为神似，即使将军的素质差一些，最终决策的质量也不会太差。中国皇帝的“乾纲独断”，由于官僚系统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之手，决策的质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素质。如果皇帝是雄才大略、眼光深邃，就可以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如果皇帝昏庸，做出的决策就会遗臭万年。不幸的是，这个节骨眼上的中国皇帝，素质一个不如一个，把中国的命运逐步推向深渊。

在幕府时代，要天皇同意一件事是至为简便的，因此堀田正睦答应哈里斯去京都获取天皇的“勅许”后就签约。没想到孝明天皇自小生长于深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满脑子都是排外思想，认为西方人都是夷狄，与猫狗禽兽没什么大的差异。他说:“假使如夷人所愿的话，这可是天下一大严重的事情。我若答应了，岂不成为千秋万世的罪人？如何对得起伊势神宫？如何对得起历代祖先？”因此，孝明天皇没有给予堀田正睦所需要的“勅许”。时值中国被欧洲侵略者打败后被迫接受英国和西方各国的条件。哈里斯把情况告知幕府，要求立即签订通商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英、法携在中国胜利之余威来日，肯定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果现在与美国签约，美国可以在英、法来日时居中调停。在哈里斯的胁迫下，幕府与哈里斯于1858年7月29日签订了“日美亲善通商条约”。

幕府的“违勅签约”造成日本国内形势动荡。日本天皇虽然是一个“虚君”，但他是日本人的精神领袖，在国势复杂时其重要性就更加显示出来。相当于诸侯的各藩藩主有自身的实力，包括财力和军队，此时更是各怀心思。幕府的第13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定在这个“主危国疑”的特殊时刻去世，更是使日本国内局势扑朔迷离。

总的说来，日本国内有三股力量在进行博弈:一是孝明天皇周围的朝廷大臣和一批志士，他们的旗号是“尊王攘夷”，对内要恢复天皇的统治权，对外要赶走西洋人；二是幕府的幕臣，以井伊直弼为首，要恢复幕府的权威，其手段是消极地与外国势力应付，以躲避外国武力的直接打击，但同时加强对国内反对势力的整肃；三是部分藩的势力，如长州藩、萨摩藩，在暗中积蓄新式武器，整备队伍。尊攘志士都是日本武士，他们不同于中国的义和团。他们一方面视死如归，推动王政复古，另一方面能够在现实形势的教育下适应世界潮流。在英国与萨摩藩、四国联合舰队与长州藩的交战失败以后，许多尊攘志士幡然醒悟，成为推动改革的栋梁，日本国民的双重人格在此时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日本国内的三种力量加上西方势力进行多年的博弈之后，1866年8月29日，幕府的第14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茂去世，时年20岁。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去世，时年35岁。天皇的继位者是明治天皇。1867年11月，内外交困的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将“大政奉还”的上表书呈递给朝廷，明治天皇于11月10日允准了德川庆喜的上表，收回政权。此后，为废除幕府，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清除旧幕臣和同情幕府的势力，新政府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8 000多人伤亡的代价，才使全日本归顺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率百官向天地诸神宣誓建设新国家的五项基本方针，即“五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自官武以迄庶民，各遂其志，勿倦人心；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这样，自1853年的“黑船事件”叩响国门以后，日本人用了15年的时间，在四大偶然因素（三位幕府将军和一位天皇去世）的助力下，经过以武士阶层精英为主的杰出人士的努力，日本调整了政权结构，找到了前进的方向。随后进行的两项至关重要的社会改革，即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使日本在社会结构上走出封建社会，也就是走出了“中世纪”，进入新纪元。奉还版籍就是各藩藩主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天皇的政府，废藩置县就是把藩取消，建立县政权。尽管原藩主还是出任县知事，但是知事不是世袭的，而且知事的薪酬只是本县税收的10%。这两项改革使天皇的政府能够对全日本进行统一的治理，从而扫清了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情况比日本要复杂得多，中国的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曾在历史上多次反复。汉朝时期是对外征服的开放，南北朝时期是异族强制性输入的开放，唐朝时期是双向的开放，元朝时期又是对外征服的开放，以上时期的征服和开放都是向北、向西的陆地行为。明朝初期是双向开放，还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这也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开始。中国的海洋力量在这个时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此时欧洲的航海技术远落后于中国，然而历史总是喜欢开我国的玩笑:政府关闭了国门。这次闭关锁国，给西欧正在兴起的海洋探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政府把能够创造无尽财富的海洋空间拱手让给了西方，而当时的西欧各国正是凭借海洋集聚了无数的国家财富。

明朝中后期逐步走向闭关自守，并实施海禁。在清朝的康熙年间，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决心解除明朝以来三百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因粤海关创立了外贸代理洋行的制度，也就是俗称“十三行”的洋行，贸易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水平最高，加上广州是天然良港，因此粤海关占有了80%的外贸份额。

至乾隆年间，出于对海防的担忧，乾隆皇帝于1757年关闭了其他三口，仅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情况和日本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两国的“锁国”思维是基本相同的。当时中国皇帝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其对外思维是朝贡体制，即外国人来华都是为了朝贡，天朝不需要外国的货物，至于中国的茶叶和生丝输往海外，那是体现了天朝皇帝对化外生夷的体恤之恩。当然“锁国”体制也留有一道窄缝，那就是位于广州的粤海关^[18]、十三行以及西洋商馆。

当时中国的社会被主流教科书称为“封建社会”，如果对照日本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是不准确的。所谓封建社会，就是皇权和诸侯共存的社会，诸侯在领地内有自治权，且实行世袭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封建社会，欧洲在中世纪之前是封建社会。中国在秦汉之前是封建社会，是毫无疑问的。在秦汉之后，皇权直达郡县，地方长官由皇帝任免而非世袭，社会的运行结构已经和日本、欧洲的封建社会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自给自足的结构，郡县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理范畴又和日本、欧洲的王权政府和诸侯管理的范畴类似，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属于封建社会可能还要争论很长的时间。无论怎样给中国的社会定性，皇权高于一切、皇权无法制约、专制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乾隆皇帝对自己的“丰功伟绩”十分满意，不想再为天朝体制之外的事情费心思。再加上对海防的担心和忧虑，把对外贸易口岸置于偏远的广州，禁止外国人进入其他口岸，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华贸易中始终遭受赤字，因为中国的茶叶、瓷器和生丝在欧洲颇受欢迎，但英国商人发现在中国推销英国产品非常困难，不要说钢琴、自鸣钟，就是西式的布匹和服装都很难引起中国老百姓的购买欲。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观是自给自足，要吃粮食自己种，要吃菜自己种，要吃肉自己养猪，要穿衣自己织布，要喝酒自己酿制，要把剩下的钱（如果有的话）用来盖房子，对来自西方的消费品基本不感兴趣；二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太穷，温饱以外有余钱的人太少。为了便利来华贸易，英国两次派正式的使团到中国，请求中国皇帝给予便利安排。一次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来中国觐见乾隆皇帝，见到了皇帝，但是一无所获。历史记载对此次使团的“礼仪”风波着墨很多，中国方要求英国使臣觐见皇帝时行“叩头”礼，但是英国使臣从“平等外交”的原则出发，拒绝行叩礼。后来，马戛尔尼在协调后让了半步，见乾隆时行单膝跪礼，但是其提出的要求被一一拒绝。

其后，英国又派出了一个使团。1816年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来中国觐见嘉庆皇帝，因阿美士德不肯向嘉庆皇帝下跪，所以没有见上面就被打发回国，其要求没有机会正式提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中国皇帝在锁国思维上比日本的孝明天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威权比全盛期的幕府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英国使团与中国官僚之间的对话就好比“对牛弹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后来的结果是必然的。

后来英国和西方商人找到了打开对华贸易壁垒的利器——鸦片。本来鸦片在更早的时间就传入了中国，主要的用途是药用，可用于镇痛、助眠和舒缓精神紧张。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的罂粟所提炼的鸦片，品质优良，配上专用的吸食工具，可以让吸食者吞云吐雾，飘飘欲仙。鸦片是一种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上，就很难脱身，长期吸食者会变得骨瘦如柴，面色蜡黄，体质衰弱，而且会家财散尽。中国人在突然间染上了对鸦片的嗜好，鸦片的进口量猛增。1821年进口4770箱，1826年9621箱，1830年18760箱^[19]。

大量的鸦片除了残害国民和士兵的体质以外，还造成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引发国内的危机。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吁请下，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州禁烟。林则徐的政策是洋人只要遵纪守法，不再走私鸦片，就不会受到伤害，合法贸易将加以保护。林则徐要求洋人必须上缴全部库存鸦片，具结保证以后不再贩卖这种毒品。如果洋人拒绝做出承诺或背弃誓言，则“一体从重惩创”。

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而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只在鸦片的进口口岸查禁，而不同时在国内加大力度整治鸦片的流通渠道和消费体系，就好像远古治水时只用“堵”而不用“疏”的方法一样。历史已经证明，只用“堵”治不好水，只有堵疏结合才是治水之道。林则徐要求洋商“具结”，承诺如以后在其船上发现鸦片则“就地正法”，这和西方人的法治程序是直接抵触的。西方人也正好需要一个借口，来开展武力行动，因此，道光皇帝委派林则徐进行的查禁行动，成为触发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皇帝和官僚没有去了解一下对手实力的意愿，成为沉醉在“唯我独尊”的幻境中的“夜郎”。战争爆发以后，固然有许多忠诚的军人浴血奋战，然而也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人说英夷有妖法，只要把马桶漂在江中就可以破妖；还有人说英夷的腿不能弯曲，只要把他撞倒就爬不起来，等等。鸦片战争是热兵器对冷兵器的战争，基本是职业军人对业余军人的战争，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的结果是必然的。

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在鸦片战争以前是我们不给外国人平等，鸦片战争以后是外国人不给我们平等。在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依靠“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人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方人按照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进入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开展商贸事业。而中国方面是割让香港、赔款和接受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三项规定——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20]。徐中约说，中国人同意这些条款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由于不懂国际法和国家主权概念。他还说，鸦片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间的冲突会照样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不兼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经济之间的对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土地上多了外国元素，但是中国的皇帝、官僚和普通公众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传统轨道之中。

1850年，固执的道光皇帝驾崩，20岁的儿子咸丰皇帝即位。与日本在孝明天皇去世后，继位的明治天皇带领日本走向开放不同，咸丰皇帝敌视西方人和维持旧体制方面更加强硬。在落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摩擦，加上1856年发生的“亚罗号”事件等偶然因素的作用，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只不过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演，对西方人的要求中国人在战前强硬地拒绝，但在西方人“船坚炮利”的攻势下兵临城下时又不得不接受。天津谈判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在北京长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的游历、传教；以及赔偿问题。

在新条约换文的过程中发生的摩擦，成为英法加大侵略力度的动因。在双方扯皮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清军打败英军的偶然事件，助长了朝廷内敌视西方的势力，从而发生了囚禁英国使节和杀害英方代表的事件，给英法联军扩大战事的最好借口，英法联军杀入北京。北京这个神圣的地方，乾隆皇帝认为英国公使没有资格进驻，在乾隆以后几十年就变为西方军人演示新式火器的靶场，成为西方军人上演烧杀掠夺丑剧的屠宰场，园林瑰宝圆明园被毁于一旦。

1860年10月，《北京条约》在炮口下签订，英国人和法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俄国也乘机南下，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获得了约4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并按照最惠国原则获得了等同于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在战争失败后被迫进行了开放，国内的经济系统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变革，仓促之下就不得不接受国外廉价商品大举进入国内，国内的手工业体系遭受摧残性的打击。大量赔款和国外商品引发主要通货白银的大量外流，形成通货紧缩，使国内的小农经济在按白银本位缴税时的负担大幅度增加。这两大因素，加上官场腐败和豪强的强取豪夺加剧了贫富不均，使本来就很穷的中国人雪上加霜，被推向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还连续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回民起义，给朝廷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使中国人遭受了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1861年8月21日，头脑僵化、无所作为的咸丰皇帝去世，经过丑恶的宫廷斗争，恭亲王支持慈禧太后挫败政敌，使慈禧太后这个工于心计但残暴自私的女人，这个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相比在治国能力及眼界心胸相差天壤之别的女人，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实际执掌统治权力达48年之久。慈禧太后的对内精明和对外昏庸，对维持自身权力的敏感和对国家改革发展的麻木，对自身物质享受的追求和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漠视，始终伴随着她的统治生涯。缺少治理国家能力的人却精于攫取统治国家的权力，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慈禧太后的统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2年至1875年的同治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876年至1908年的光绪时期。自同治时期开始中国统治高层的官僚从盲目地抵触鄙视外夷向着以务实的眼光看待英国力量的转变。外国使节开始进驻北京，朝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天津和上海设立了负责通商的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设立了负责翻译事务的同文馆，设立了海关，引进了国际法。在实业方面，开始进行被称为“洋务运动”的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逻辑是，中国的祖宗大法、国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是完美无缺的，中国之所以打不过洋人，是因为“器不如人”，只要兵器跟上了，就一定能够打败洋人。所以，兵器工业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锋，筹办了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兵工厂，为配套的需要还兴起了铁路、煤矿和军校，出现了制造业、交通业、金融业、邮政业、出版业等近代工业。城市化也开始起步，到1893年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6%。

对比观察日本的改革开放，日本走的是一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道路，在殖产兴业之前，用了15年的时间进行国内的文斗和武斗，最终统一了包括天皇、官僚和公众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思想，全盘接受西方文明，让西方文明成为日本力争“世界第一”的工具，进行国家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使殖产兴业建立在稳固的社会基础之上，并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全盘西化”一词在中国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反对者认为，如果全盘西化，丢掉了老祖宗，国将不国。其实，只要看看日本，就可以知道上述争议是多么无聊。日本的明治维新，奉行的就是全盘西化战略，但是有谁能说日本的民族精神没有完整地保留？全盘西化只是一个工具，是日本人争“世界第一”的工具。当然，由于日本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这三步棋走得太顺利，在新思维指导下的骤然成功，超出了日本人的“消受”能力，使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随之兴起，对外穷兵黩武，将日本带入了一条使日本人和亚洲人陷入苦难深渊的邪恶之路。

但是，许多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在二战以后，只用了20年时间，日本的财富创造体系在一片废墟中“鹞子翻身”似的重新崛起，向全世界展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基础是多么厚实。

中国开展的“洋务运动”用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试图在老树上结新枝，其结果必然像在沙滩上建设高楼大厦一样。这种主张在当时的日本也有，如部分日本人主张的“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在思维上是一致的，日本人能够做出明智的抉择，不能不说是日本人所拥有的一种智慧。

1875年1月12日，傀儡皇帝同治在年仅19岁时去世，慈禧太后随即另立一个傀儡皇帝光绪。皇帝的更换只是一种形式，国家的执政大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上。从国家视野来看，洋务运动只是起到了在封闭、固执和落后的土壤上兴办现代产业的示范作用，也起到了引入现代科学知识和宪政观念的作用，但基本没有起到自强的作用。在国际上，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俄国侵占伊犁；法国侵占安南；英国侵入缅甸，使中国失去了一些朝贡国；中国和日本对朝鲜的争夺，最终引发了中日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也造成湘军、淮军一蹶不振，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说明中国不仅是“器不如人”，很大程度上还有“人不如人”^[21]，在传统社会体制的桎梏下，人们的精神受到压抑，人们的才智难以充分发挥，人们的素质难有迅速提高，而这绝非只靠技术革新所能解决。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以及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所上演的侵吞中国领土和划定势力范围的狂潮，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刺激，客观上助长了民族精神的觉醒。事实证明，中体西用是不足以使中国富强和崛起的。事实也活生生地摆在国人面前，小小的日本进行追随西方先进文明的改革仅三十年，就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且干净利落地打败了中国。形势迫使国人中的精英分子产生了了解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西方科学技术和体制、制度文明的书籍开始大量地被引入中国。许多精英分子取得了共识，为了更大程度地吸纳西学，不仅要在“用”的层面上学习西方，更要在“体”的层面上效法西方。不掌实权的光绪皇帝也持有这个观点，他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自上而下地发起了激进、杂乱而又脆弱的改革，在103天内发布的改革谕旨有230多道，这些谕旨缺乏统筹规划，能够理解的官员和民众很少，还有许多谕旨因涉及机构调整而触犯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因此百日维新的过程是光绪皇帝亢奋，少部分骤受重用的官僚积极，手握实权的大部分官员冷眼旁观和暗中抵制，民众基本没有感觉。

随着变法的推进，“由于废除八股文、裁剪机关冗员和三个巡抚职位，以及大量清除祖制和传统程序等激进的变革，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作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22]。慈禧太后的精明立即显现出来，她不费吹灰之力就终止了变法的进程，随之“戊戌六君子”未经审判就血溅刑场，还有22个改革派人士被逮捕、监禁、解职、流放和剥夺财产。

西方列强和日本、俄国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出现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义和团有点像日本孝明天皇时期“尊王攘夷”的志士，所不同的是，义和团的击杀对象是外国人，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系或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而日本尊攘志士所击杀的对象是顺从夷人的日本官僚。还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日本的许多尊攘志士后来适应潮流变成了推动变革的积极分子和中坚分子，而义和团在遭受镇压后就基本灰飞烟灭。

1900年，昏庸的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受狭隘的、报复西方人对其权威蔑视的心理的驱使，在赶走洋人的幻想中，不明就里地对洋人宣战，支持义和团攻打北京的使馆区，引起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首都北京再一次沦陷，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狼狈出逃西安。这次战争的后果是签订了《辛丑条约》，巨额的赔款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外国驻军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唯独能够聊以自慰的是，部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的高级官僚，在条约谈判时被点名清除，有助于新思想在高层官僚中蔓延。

此后，慈禧太后摆出了推动制度层面改革的姿态，请朝廷大臣、各省督抚和外国使节就改革发表建议。慈禧太后似乎承认零星的改革救不了中国，意图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体系、军事组织和财政体制。由于慈禧太后是一个眼界封闭、以个人利益和权力为中心的女人，是一个对西方列强有仇恨，进而对西方文明极端厌恶的独裁统治者，这些改革注定是一场闹剧。被实际推行的只有废除科举考试、建立现代学校和派留学生出国等三项措施。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让中国人觉得立宪体制是强国之路，立宪主义的思想突然风行。著名实业家张謇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

至此，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65年。经过65年的蹉跎岁月，在多次遭受“硬打击”而国之将亡的关头，中国的走势才变得似乎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情况类似:一股思潮影响了一批开明人士，这批开明人士推动国家体制和机制的转换。两国情况的不同点在于:日本掌握实际权力的幕府因两任将军短命，在开明势力和各藩的夹击下倒台，政权转入天皇之手。而天皇体系在此前数百年是虚位的，此时的天皇没有独裁统治的政治基础，政权实际上被一批开明人士所掌握，正巧明治天皇是一个具有进取心的天皇，所以形成了上下一心改革走向新时代的局面。中国的情况是，独裁统治者的实力依然强劲，虽然在历经外患内忧的多次打击之后不敢像以前一样直接宣布政体改革是大逆不道，甚至还要在表面上装出推进立宪改革，但是设置了一条所有权力最终属于皇室的底线。此后，虽于1907年成立制宪局，命令成立省、地、县议会，但是统治者无意让渡权力，就注定了立宪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1908年11月15日和16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可悲的是，继任者以及掌握实权的摄政王载沣同样是昏庸无能、毫无眼光的。他们通过组织“皇族内阁”来搪塞各省咨议局和立宪主义者，企图垄断权力，置广大社会团体关于早开国会的吁请于不顾。皇族垄断权力的企图，和开明人士争取早开国会的努力，造成了国内族群的分裂。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倒向了革命派，并最终造成了清朝廷的覆灭。沿袭至今的日本天皇体制，以及至今仍为英国人接受的英国国王体制，似乎是在嘲笑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

善于妥协、严格自律、甘于分权，是日本天皇和英国国王至今仍然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尽管日本的天皇至今只有符号上的意义，但仍然是日本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人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和偶像，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投票坚持接受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为其国家元首。日本的天皇和英国国王，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掌握实权到不掌握实权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两个元首与皇室能够认清历史潮流，能够适应变革，让出了部分或全部的权力，实现了角色转换。让出权力的后果之一，就是皇族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皇权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保留。不像慈禧太后，一心维护独裁统治，生前极尽哀荣，置民众权益和进步力量于不顾，在朝廷覆灭后，被掘墓搓尸，大量随葬的奇珍异宝也不翼而飞，成为他人手中的玩物。统治者的个人智慧决定了其统治的政策，统治的政策又会最终决定其长远利益，越是甘于和社会分权的政策，就越有利于统治者自身的长远利益；越是想紧紧垄断权力的统治，最终会损失统治者的长远利益。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清王朝的满族皇族已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许多人认为汉族传统文化就是儒学为核心的文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儒学的核心是秩序，然而儒学对人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要求人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儒学的人格平等观也是很强的，要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两句话，被具有话语权的御用文人解释为用刑是要保护贵者，对贱者不用讲礼。其实，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按照儒学的本意，这两句话中的“上”和“下”是古汉语句型中的动词，这两句话应该释意为“用刑时不优待官员，讲礼时不歧视百姓”。可以想象，只要人的素质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维持一个固定的秩序，社会也将会是和谐的。问题在于，人性有善恶两面，秩序的效果也有善恶两面，在国家机器的威逼和御用文人的操弄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人性之恶和秩序之恶相结合的怪胎，是对儒学的滥用和曲解。清朝皇族并不是接受了儒学的精髓，而是深陷这个怪胎之中不能自拔，将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自清朝覆灭以后，随着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封建帝制被瓦解。民主制度在脆弱的基础上登场，教育制度开始取得进展，高等教育体制（京师大学堂）出现，送留学生出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始萌芽，如荣家银行、工厂（棉纺织业）。在没有国家主权的环境中，在外敌和治外法权的肆虐中，在绝大部分国民没有认同感的情况下，创新之火，犹如风中之烛。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我们对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使中国的治权基本恢复统一。在1978年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殖产兴业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国家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当前，中国人看待这个辉煌的成就，需要更加冷静一些。中国政府对GDP列世界第二位是比较低调的，这主要是因为继承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希望在国际交往和贸易中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笔者说要冷静，却是基于以下事实:在GDP的创造方面，超过40%的份额是外资在华企业创造的，而且这个40%的份额，主要由跨国公司享有，给中国国民带来的利益很少。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强国，在财富的创造上如此地依赖外部的力量。日本的兴起，依靠的是日本公司创造的财富；韩国的兴起，依靠的是韩国公司所创造的财富。在英国、德国、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毫无例外地都是由自己国家所属的公司或自己国民所创办的公司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

外资企业是中国创造财富的优势力量，成为“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这个辉煌成就的一道硬伤。与此相应，国人在财富创造体系中被边缘化。在总体上被边缘化的国内经营者，又因为多种原因被分为四大阵营:第一阵营是依靠行政垄断保护和社会裙带关系的群体，他们的财富有可靠的保证，甚至具有寻求暴利的机会；第二阵营是在被扭曲的市场竞争中惨淡经营的群体，受困于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中；第三阵营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其处境总体上令人怜悯；第四阵营是近年来随新经济崛起的群体，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可惜其势能目前还太弱。

在财富的分配体制上，外资企业通过利益输送手段转移了一大块，在剩下供国人分配的财富中，国家和垄断组织、裙带组织占据了显著的份额，有专家估计要超过50%。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一直高于GDP增幅2—3倍，而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低于GDP的增幅。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社会上财富分配不均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基尼系数据估计已经达到了危险的0.5。正是因为财富分配的问题，造成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异常剧烈。有一篇文章^[23]说:

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富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地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可以离奇地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

笔者认同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是当今时代的不二选择。问题是国人创办的企业，何时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能够与外资企业一决高下？这是对国人的素质、能力、进取心的一个检验标准。笔者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深信现在存在的社会问题要靠科学发展来解决。问题是政府官员是否有足够的利他情怀、国人是否具有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进取心？这同样是对政府官员和国人素质的检验标准。正是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中的深层次问题，使得我们在“GDP名列世界第二”以后，没有形成像日本明治维新后使日本国民焕发出的那种勃勃朝气和全新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在1868年前后已经完成的国民觉醒之任务，中国至今尚未完成。

4.中国和日本的社会与国民素质对比

关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24]”，即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李约瑟博士开创了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新纪元，他和合作者所撰写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确属鸿篇巨制，“是个划时代的贡献，他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25]。李约瑟博士对中国文明持一种崇拜的态度，所以他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好感。他对这个“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现代科学之出现是由于可控实验的发展，它补足了古希腊科学只崇尚纯粹理论而轻视实用的阙失；而实验科学之所以兴起，则与实用技术受重视和工商业发达有关，亦即是由资本主义的刺激而来。

尽管有许多专家另有见解，笔者最认同的是李博士自己的解释。因为外部因素的刺激，是现代科学兴起并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具有外部因素的刺激，也不一定能够让现代科学兴起，除外部因素之外，科学家的素质和能力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人因为不具有在历史进程中创造外部刺激因素的能力和素质，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前后，科学技术的水平被西方人超越；在当今的中国，外部刺激因素已经存在，中国人开发技术、转化运用技术能力不足，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始终处于下风。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要从中国人的素质上找原因。

为什么提出“李约瑟难题”的是一个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这恰好反映了中国人素质的一个侧面。或许此前也有中国人想到了这个问题，但能够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李博士之前做出如此系统、深刻和开放的研究。这也是当今中国的财富创新体系所存在的核心问题。当今中国的企业，核心的问题是提供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就是产品或服务创新能力的不足，反映出企业家素质存在着很大的提高空间。而企业家素质是国民素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普遍改善和提高，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的素质是难以成为空中楼阁的。

李约瑟博士的难题，所针对的是原始创新这个范畴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像日本、韩国一样，首先解决好跟随式创新的问题。跟随式创新同样可以造就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当然实施跟随式创新同样需要对国民素质进行提高，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对照中国与日本社会和国民素质中的一些深层次东西，对于找准中国的财富创新之路是有帮助的。

国民素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可以找到许多指标来衡量国民素质的高低。笔者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认为可以按照前文提到的五个层面，即技能、眼界、思维、伦理操守、进取心来看待国民素质。

根据这样一个衡量国民素质的模型，把中国和日本的国民素质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存在于我国国民素质中的许多问题。在技能层面，如果说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中国人高于日本人。在全球化以前，中国的农耕文化、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和综合国力，全方位地优于日本人就是证明。假如没有工业文明推动的全球化，可能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日本人的老师，相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眼界层面，中国人弱于日本人。最有说服力的是，经过佩里所率黑船的冲击，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统一思想，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上下一心在体制、制度和国策上采取“脱亚入欧”的改革，再用了30余年的时间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虽遭遇二战的毁灭性打击，由于国民素质仍存，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再次走向复兴。反观中国，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到1978年改革开放，总计175年才决心自己主动地向西方打开国门，如果从1949年向东欧国家和苏联开放算起，也用了156年的时间。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主动地打开国门，是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以后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中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对比的认识至今并不彻底清楚，还没有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误区。

笔者已经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不是儒家文化的精华，而是儒家的教条和集权专制之恶相结合的怪胎，是一种“伪儒家文化”。日本的启蒙教育家福泽谕吉^[26]在评论《二十四孝》时说，

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是老人，即使对方与自己非亲非故，也应该好好对待，何况是自己的父母……吴猛为了不让蚊子叮咬父母，便脱掉衣服，把酒洒在身上，吸引蚊子叮咬自己。既然有钱买酒，为何不将这钱拿去买蚊帐呢？再如，郭巨因为贫穷，养不起父母，居然把自己的孩子拿去活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真是禽兽不如……

福泽谕吉正是有了这样的眼界，才能够客观地比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优劣，受他教育的日本人才能就这个基本问题做出正确的抉择。时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还是十分麻木，这可能有中国是这个文明的发源地，身置其中不知其臭的原因。

西方文明也有善与恶的两面性，日本由于武士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能以东方文明之善去结合西方文明之善，从而杂交出一朵瑰丽的日本文明之花；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有阴阳两面，事实上中国人在口头上和表面上行其阳，在私底下和行动中行其阴，如果没有规制，就可能让中国人走上一条以东方文明之恶去结合西方文明之恶的道路，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是一朵“罂粟花”，虽妖艳异常，却暗藏毒害。目前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让这种趋势露出端倪。这个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就解决好了，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件未解之悬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有140多年。

在思维层面，对变化的适应性，日本人明显优于中国人。中国人有崇古的传统，孔夫子认为周公的时代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完美，他谴责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他致力于恢复上古时代的和谐秩序。王莽按照他的思路力图在现实世界去构建上古的秩序，其结果惨遭失败，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谴责王莽篡权谋位的野心，很少怀疑这个思路的荒谬性。孔夫子的这个思路被确立为历代王朝的基本指导思想，在集权制度的作用下，造成现实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指导思想的方向相背离，造成社会上层和下层、思想和现实、官员的思想和行为的撕裂。

金庸的武打小说在华人圈内风靡一时，其中武功最高者一定是年龄最大的、深藏不露的高人，越是年龄大，其武功就越是高得不可思议。这种违反科学的思维，被高超的艺术笔法描写得惟妙惟肖，反映出与孔夫子基本一致的思维哲学。这样的指导思想通过集权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固化下来，统治中国2000多年，禁锢了人民的思想。科举制度曾经对选拔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科举制度被演变成了知识分子对经书内容的标准答案的掌握程度，对写文章的标准格式掌握的熟练程度，让热衷功名的优秀人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基本脱节，在国家需要用人的关键时刻，“百无一用是书生”。在遭到阉割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大部分国人的思维也被禁锢。

日本比中国幸运，由于其社会结构保持着封建社会的特征，保存有世袭制度，所以没有像中国的科举制度。日本的知识分子不用围绕科举的指挥棒转，日本和荷兰在长崎通商以后，就依靠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吸收、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的“兰学”，兰学对日本顺利地走向对西方开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福泽谕吉就是先学汉学、再学兰学的学者，在学完兰学之后，真正是学贯东西，在文明对比之后，致力于日本的启蒙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福泽谕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充满不屑，他认为西洋文明在中国是通过商人传入中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没有起到作用，所以传入的东西善恶都有，以恶居多。而西洋文明在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传播的，经过知识分子的加工，以善为多。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指出:

文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文明的外观，一个是文明的精神。所谓文明的外观，是指衣食住行以及法律、政令等，文明的精神是指人民的习气或人心风俗等。引进文明的外观比较容易，有钱就可以办到；引进文明的精神就要难得多。在引进的先后顺序上，必须先从难的着手，先引进文明的精神，其次是法律政令，最后才是衣食住行。为什么必须先引进最难的文明的精神呢？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民都拥有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观就不请自来。相反的，如果一开头就追求文明的外观，而忽略掉文明的精神的话，文明化的工作就一定窒碍难行，或者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况。

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这两大群体，大部分都继承了科举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即容易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而且大部分都缺少骨气，在权贵面前没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敢讲真话^[27]（请读者注意，这个结论是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排除有一些例外）。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其中的钢筋，如果钢筋不合格，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是不够的。在元朝时，把人分为十个等级，把儒者列为第九，低于妓女高于乞丐。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来自大漠，看问题更加注重实际，更加注重直观感觉。如果我们看看明朝的儒者官僚、清朝鸦片战争爆发后儒者官僚的表现，儒者确实在文的方面不能出个好主意，在武的方面不能拿出抵御外敌的策略，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

早在1867年8月16日，《华南先锋报》登载了一篇由外国记者撰写的比较中日两国国民的文章。文章中指出:

这两国的国民差异极大。一边是进步主义的典范，一边是保守主义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回顾过去，日本人喜欢展望未来。当面临一项新的计划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反对该计划，日本人则以极为乐观与善意的心态迎接任何新点子……

在伦理和操守层面，中国人在整体上与日本人也有差距。同样是论资排辈的制度安排，日本人就能够接受，基本不影响积极性；而中国人大部分就不能接受，强制性的安排就会影响积极性。在言行如一、表里如一方面，日本人整体上比中国人要诚实。在维护公共形象和公众利益方面，在看完一场体育比赛后，日本公众的席位一定是干干净净，而中国观众坐过的席位一定是惨不忍睹。关于伦理和操守方面的表现，还可以列举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对照鲜明。

究其原因，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还在起着规范伦理操守的作用，就像新教精神规范着英国人、美国人的伦理操守一样。武士道萃取了佛教和神道教之精华^[28]，佛教赋予武士道以平静地态度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安宁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难隐忍克制，轻生乐死。神道教赋予武士道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和对父母的孝行。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义是“义”。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卑鄙无耻阴险奸诈更令人憎恶了，义就是在某项行动中坚定不移地做出决定的能力，需要死的时候慷慨赴死。武士准则中还有勇，即无畏、坚韧的精神；仁，也就是恻隐之心；礼，其形式是殷勤而郑重的礼貌，其实质是对他人或事物的尊重；诚，即诚实和真诚，谎言和顾左右而言他都被看作是怯懦，武士信守承诺，信奉“食言而死”；荣誉感，包含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中国人看到这些准则时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准则和儒家伦理有渊源。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准则是说给别人听的，或者说是写文章用的，或者是对别人的要求，而不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准则；对日本人来说，武士阶层是身体力行这些准则的阶层。正因为武士阶层对待这些准则不是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所以他们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把日本的民风引向一个让我们看起来比较高的境界。明治维新以后进行了社会改革，武士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日本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是日本社会伦理和操守的重要精神来源。

在进取心层面，两国公民曾经不相伯仲，但是当代已经显示出差距。日本人自古就有当世界主人的野心。日本天皇致隋炀帝的书信，以及对明朝朱元璋皇帝所表示的叛逆，都是当政者性格的表示。日本民间，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风气十分浓厚，也说明了日本人的进取心。中国人曾经是世界的领头羊，公民的进取心在历史上十分深厚。由于没有持续的开放性环境，久而久之这种进取心就变成了“天下共主”的自大。在鸦片战争以后历经各种打击，对公民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有极大的打击。至今，中国人并未从经受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加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因素，具有进取心的人数量还不够多。

笔者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无意贬低中国人的伦理和操守水平。笔者想说明的是，伦理操守是社会整体财富创造的根本性保障。如果中国人的伦理和操守水平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国民的素质就难以有本质的提高，我们就会因为当前的利益失去长远的利益，因为小利而失去大利，因为少数群体的利益而失去多数人的利益，我们的财富创造体系就缺失坚实的基础。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就是党政官员，他们应该成为公民的伦理和操守水平的模范。笔者注意到，现在中共的干部管理路线中，对“德”的要求是空前地提高了，这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所关注的，这个要求是否有切实可行的措施，能够在实际中贯彻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