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问题

第三节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媒发展、转型与问题

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媒发展与转型

(一)中国传媒的发展概况

1978年以来，中国传媒在规模上得到了扩大、结构上得到了优化、功能上得到了改善。

首先，是传媒规模的扩大。就报纸传媒而言，1978年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是186家，到2007年底是1926家，其中日报(每星期发行5天以上的报纸)共955家，日报的印数(发行量)为9870万份，发行总量全球第一。⁽⁵⁸⁾2004年底全球的日报为6580家，中国占全球日报总数的14.5%。全球报纸(指日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统计日报数)，每千人发行量为96份，其中发达国家238份/千人，发展中国家66份/千人，中国为76份/千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广播电视传媒来看，按目前业内引用的数据，1979年中国的广播电台为99座，电视台为38座。2006年中国共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498座，其中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广播电视台1935座。2007年，全国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87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台、电视台的数量惊人，各有2000家左右。但当时，一家电台、电视台基本上是一个频率、频道。进入新世纪开始组建广电集团以后，一家电台、电视台有很多频率、频道。到2007年底，全国2587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开办了3760套节目，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5.4%和96.6%⁽⁵⁹⁾，基本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计划。作为新兴传媒的互联网，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87年9月20日中国向世界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E-mail)“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到1995年5月中国成立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再到1998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上升为210万，一直到2009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高达3.84亿人、网站总数超过300余万个，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实现连年飞跃，赶上并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其次，是传媒结构的优化。尽管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国的传媒结构还不尽合理，需要进一步构建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需要进一步解决东中部与西部显著失衡的问题，但较之于1978年之前，中国大众传媒的结构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优化。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1977年底，中国以各级党委机关报为主体，总体上呈现出品类单一，数量较少的特点(见表1-7)。而到了2008年底，中国传媒的种类极大丰富，呈现出报刊、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竞相发展的态势，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失衡状态已经大大改观(见表1-8)。

表1-7　中国大陆1978年各部类新闻事业的构成状况

(资料来源:方汉奇等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再次，是传媒种类的丰富化。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种类多元化、丰富化的时代。这不仅仅表现在电视得到了普及，报纸、广播、期刊等有了长足的发展，网络媒介蓬勃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一系列新的融合性传媒种类正在诞生。报纸的晚报、都市报、市场化主流报、党报、公共类报纸等多元种群，电视的互联网协议电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形态，基于互联网络平台的博客、宽带视频、电子杂志、即时通讯、手机媒体等融合型传媒等传媒种类，已经交叉覆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是大众传媒功能的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从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型之后，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功能回归。早在20世纪80年代，适应当时的社会分层与分化的要求，中国的传播媒介开始了传媒的大众化转型。例如，报纸传媒伴随着报纸种群演进，分化性社会的报纸功能角色也由一元走向多元。如果说，总体性社会的报纸主要充当了社会的整合工具、宣传工具的话，那么，分化性社会回归大众传媒身份的报纸，其角色也分化为宣传角色、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多种角色，形成了一组“角色丛”。推进报纸角色分化的直接动因是1979年以来，新闻观念的持续改革和新闻传媒组织内在制度的建构，环境动因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实际上，报纸功能角色的转型，表征着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体上将不仅仅是政党宣传工具，更是社会大众的信息传播工具。由此而延伸出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生活监视器功能、社会信息传播与整合功能、文化传送功能、娱乐功能的回归与发挥。事实上，从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报道了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的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平台沉船的特大事故开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将传媒批评报道的针砭力度推向顶点的是1988年前后，批评报道明显增加，各传媒主要集中批评不正之风，尤其是对‘官倒’、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重大案件的披露、曝光”⁽⁶⁰⁾。传媒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评曝光，极大地释放了新闻传媒建构社会生活的功能和能量，极大地提升了新闻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展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虽然其间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说，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生活的监视器，作为推进社会转型与改革的重要力量，一直在持续地发挥着自身的功能。特别是在网络传媒、数字化传媒崛起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媒的社会控制生态，极大地优化了新闻传媒的功能。这也为打破信息屏蔽，提升社会生活的监督范围和力度，建构完整的舆论监督体系，充分实现受众的知情权、信息传播权、监督权、批评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媒条件。

(二)中国传媒的转型概述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传媒也经历了自身的巨大转型。新闻传媒作为社会总系统中的信息采集、处理与传播这一子系统，自然要受制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不仅决定传媒制度、传媒发展水平，甚至决定传媒的行业规范、职业理念和运作方式。传媒的转型当然是对社会转型的一种适应，是对传媒生态环境的适应。但这一转型所表现出的不只是“适应”，同时发生的还有传媒自身“自组织”因子的生成及其对于社会环境的作用。因此，在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市场化、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传媒的转型也在整体上推进着中国社会从传媒资源稀缺的状态迅速进入媒介化社会。而在传媒发展的实践历程中，中国的传媒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是把发达国家的传媒在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传媒转型压缩在最近30年的同一时空进行。伴随着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改革的推进，中国新闻传媒至少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型:

首先，是市场化转型。在市场化轨道上，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新闻传媒业的“身份”开始改变。30年前，中国新闻传媒业都是单一的“事业”单位，都是单一的党的宣传部门、宣传机关。30年间，中国传媒业先后经过了三次“身份”改变:第一次是1978年由人民日报等8家首都新闻单位提出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得到了批准，并在全国传媒业中推广。这次“身份”改变的实质，就是允许新闻传媒组织作为事业单位可以有一部分搞企业化管理。第二次是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准许其实行商业化运作;2001年8月，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更是明确将传媒业中的“发行集团”和“电影集团”等一起从“事业性质”中剥离出来，定位为“企业性质”。这第二次“身份”改变，就是允许传媒业从整体上实行“事业性质”和“企业性质”两种身份共存。第三次是2003年，中央先后出台了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文件，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进一步将党报、党刊这样一些核心媒体的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分离开来，经营部分另外组成企业集团。这第三次“身份”改变就是允许党报、党刊也实行“事业性质”和“企业性质”两种身份共存。这样，现在的中国新闻传媒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媒两制”，既是事业单位，又是企业单位。市场化转型给新闻传媒业带来的另一个大变化是，新闻传播的理念、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上的改变。这突出表现在，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已经由原来体制下的受众，演化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由此，新闻产品的“商品性”日益显现，“争夺眼球”成了众多传媒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市场化转型给新闻传媒业带来的另一个大变化是，其产业的经营方式也改变了，由过去国家“包养”，变成自己到市场上谋生路，去打拼。这样，各种各样的市场化经营手段和运作方式在传媒业中得以流行:打价格战，挖人才，组建“集约型”的传媒集团，实施跨媒体、跨区域经营，进入资本市场搞“上市”，“走出去”与国际市场竞争，等等。总之，现今传媒业的市场主体角色愈来愈强化。

其次，是民本化转型。所谓民本化转型，指的是传媒角色正在从过去纯粹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向国民信息传播工具，甚至社会公器的转型。这一转型主要表现在:第一，尽管现在中国新闻传媒依然接受执政党(政府)的新闻宣传思想指导，但同时也强调“以受众为本位”的新闻报道理念。第二，传媒的总体结构已不是过去的党媒“一统天下”了，而是由党媒、市场化传媒、公共传媒等不同类型的媒体共同构成，传媒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第三，新闻传播的运作，开始注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的满足。尤其是近几年来新闻传媒对诸如广州孙志刚事件、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江苏太湖“蓝藻”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华南虎照”事件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河北“三鹿”奶粉问题、哈尔滨警察伤害大学生案件等新闻事件所作的透明化报道，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张扬的结果，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新闻传媒宏观政策的价值重心正在逐步地向满足民众的信息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见表达权实现的方向转移。第四，新闻报道的“平民化”倾向彰显，传媒的“亲民”形象日趋浓烈。在今天的传媒上，我们可以发现:“小众”化、“窄播”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民生”新闻成了众多传媒的“主打”产品，把新闻做“软”，凸现新闻的人情味和情节性、趣味性成了不少传媒的“看家”法宝，用个性、特色“约会”受众，更是成了许多传媒的一大流行特色。

再次，是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的创新、传播与扩散，直接而剧烈地引发了新闻信息传播与媒介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仅仅从新闻传播这一个方面来看，数字化转型将呈现出这样七大趋势:⁽⁶¹⁾第一，传播活动网络化。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不仅仅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所有环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为新闻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基础平台。当今人类所有传播活动都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这个平台上进行。这既从宏观上改变了传统的传媒格局和传播生态，又从微观上改变着新闻信息传播机构的运作方式。第二，传播渠道复合化。不仅各类信息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而且不同形态的传播渠道相互融合。尤其是伴随着电视、通信、网络的“三网合一”工程的推进，传媒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使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复合化、整合化。第三，传播主体多元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体及媒介集团之外，目前值得关注的传播主体还包括各类专业信息机构、民营传媒产品生产企业、电信运营商、广大的个体网民。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84亿人，互联网络普及率达到28.9%，手机网民达到2.33亿人;网络新闻使用率为80.1%，用户规模达到3.0769亿人，年增幅31.5%。⁽⁶²⁾网民规模的剧增和新媒体的发达，已经使网络舆论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第四，受众和市场的碎片化。在这样一个“分众传播”的时代，无限增长的传媒资源正肆意地争夺着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受众裂变为基于不同兴趣与需求的“碎片”。与之相适应，传媒市场也从过去的整体市场细分成各层次的多元市场。第五，产品形态多媒体化。今天的新闻信息的采集、发布和互动，可以通过文字、图表、视频、音频动画等介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适时互动的多媒体表达。网络媒体、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手机媒体、楼宇媒体、电子杂志、电子阅读器等新媒体都可以展示多媒体形态的新闻信息。第六，信息流通的全球化。地球已经被各种传播网络层层包裹，新闻信息跨国界传播、受众对国际新闻信息需求量增大、境外新闻传播机构加紧向中国市场渗透等，成为信息流通全球化的重要表征。第七，传播机构形态两极化。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新闻信息传播机构的功能、类型与形态也在发生着结构上的变化，部分机构成为面向大众市场的综合性全媒体集团，另一部分机构则成为面向分众市场的小型新闻信息传播机构。

传媒的市场化、民本化、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引发着传媒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政府与传媒的关系，也正在从过去的政府管理和控制新闻传媒转向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工作关系、共生关系和监督关系。

二、传媒发展、转型中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媒较之三十余年前，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传媒在实现自身转型与发展中，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媒体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传媒的发展变化，更要看到传媒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问题，推进新闻传媒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将是我们站在新闻改革三十余年的历史关节点上，进一步推进传媒转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路径。

归纳来看，中国传媒发展、转型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应对传播生态环境变迁，进一步调整、创新已有的新闻传播理念与传播体制，以确保新闻传播职责的发挥，确保公民的知情权、传播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实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构建传媒的公共性，提升传媒责任，让传媒真正成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所需要的“用雷达般的敏锐，瞭望社会行进的航程，让公权得以公用，让弱者得以关怀，用舆论的武器推动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社会生活的监视器、社会公正的守望者、社会和谐的推进器。

与这一核心问题相关联，存在着一系列的比较具体的问题:

一是如何协调传媒生态环境中的传媒角色博弈，进而构建传媒的公共性，切实发挥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之中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和谐社会构建所需要的新闻传媒，理应是肩负着“维护社会良序，推进民主法治”、“坚守社会良心，扩展公平正义”、“传播社会良知，推进启蒙协商”、“传导社会‘良俗’，倡导诚信友爱”的历史使命;能够“守望社会，真实传播新闻信息”、“制约权力，健全新闻舆论监督”、“弘扬人文智慧，提升传播理性”、“当好信息‘管家’，构建和谐的舆论场”的社会和谐的守望者和建设者。这样的传媒角色，也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社会公器。而在过去的市场化转型、民本化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传媒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传媒法律制度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传媒，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利益追求过度，以致公器“异化”。显然，重塑传媒的公共性，提升传媒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协调传媒角色博弈状态，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媒科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二是如何优化传媒新闻话语博弈，促进新闻话语的专业化发展?新闻话语是传媒角色彰显的主要载体。当下一些新闻传媒在宣传逻辑、商业逻辑的多重制约下，或者热衷“营造”歌功颂德的太平盛世镜像;或者捕风捉影地凭空捏造事实，策划虚假新闻;或者偏听偏信，传递片面甚至失实信息;或者追逐名人轶事、犯罪新闻、暴力事件、花边新闻;或者嫌贫爱富，成为少数强势群体的代言人和应声虫……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背离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传播基本规律的伪新闻话语充斥传媒，误导受众，混淆视听，远离真实。因此，如何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应对消费主义的侵蚀，在传媒的生存法则与社会功能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点，也是中国新闻传媒发展必须直面与解决的一大问题。

三是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进程，促进传媒业真正按市场规则做强、做优?在传媒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采编和经营、公益性媒体与经营性媒体“两分开”，支持跨媒体、跨地区经营的推进，传媒组织的集团化经营，以及鼓励传媒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出和实施，不仅给中国新闻传媒业提供了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新问题。其间，完善传媒市场规则，以确保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地方性媒体与全国性媒体之间展开有序、共赢的竞争;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传媒市场主体，严格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传媒资源配置，明晰传媒产权，正确实施传媒资本运作、规避资本风险等问题的妥善解决，更是当务之急。

四是如何持续推进传媒数字化进程?随着传播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当前传媒业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推进上，正在进行着数字化转型。报纸、广电等传统媒体的数字报纸、数字广电转型发展，方兴未艾。而新的互联网媒体更是利用自身强大的整合、互动功能，大肆改变着传媒发展的形态，导致媒介融合的趋势，不断向纵深发展。也正由此，传播渠道的融合、传媒组织的融合、传媒经营的融合与传媒营利方式的融合，甚至传媒所有权的融合等问题，都成为持续推进传媒数字化转型不能回避的问题。

五是在传媒市场化转型、民本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如何推进传媒业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根据中国的传媒生态环境，以及传媒自身的发展态势，优化传媒结构、功能与布局，协调传媒的“自在”与“他为”，从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变化视野中，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媒业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思路与路径，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是本书后续各章的主要内容。

【注释】

(1)孙立平著:《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2)孙立平著:《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3)孙立平著:《实践社会学与社会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8页。

(5)贺善侃著:《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6)［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著，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7)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8页。

(8)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9)［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10)转引自［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等译:《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页。

(11)［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12)［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13)［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14)李良荣著:《中国新闻改革30年》，《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16)袁光禄著:《新闻就是要新》，《新闻战线》，1979年第6期。

(17)喻国明著:《新闻改革实践的主体研究和发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2期。

(18)陆晔著:《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19)王忍之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2月15日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求是》，1990年第4期。

(20)李良荣著:《李良荣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2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22)［日］内川芳美著:《信息与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第155页，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23)［美］W.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24)陈崇山，孙五三著:《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5)李丽著:《人民网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http://news.sohu.com/20090724。

(26)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7)李春玲著:《断裂与碎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28)李春玲著:《断裂与碎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页。

(29)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30)［美］维纳著，陈步译:《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31)价格双轨制度就是计划价格、市场价格同时并存。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后的剩余产品可以以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自由销售。由于两种价格有巨大落差，通过公共权利敛财肥私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

(32)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3)陈卫星著:《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34)郭镇之著:《媒介崇拜与经验认同》，《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35)参见《江南时报》，2005年4月26日，第23版。

(36)参见《文汇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

(37)［美］斯巧哈，拉罗斯著，涂瑞华译:《传播媒介与资讯社会》，台北: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38)《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39)参见1953年3月中宣部对广西《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给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40)陈怀林著:《世袭中国媒体制度的渐进改革——以报业为例》，台北: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第62期，第99页。

(41)潘忠党著:《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4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的若干意见》，2001年17号文件，2001年8月24日。

(4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改革的若干意见》，2001年17号文件，2001年8月24日。

(44)胡正荣著:《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媒介研究——媒介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2004年第1期。

(45)魏杰著:《亲历改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46)魏杰著:《亲历改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

(47)引自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广告业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8)［英］丹尼斯·麦奎尔著，陈芸芸译:《最新大众传播理论》(上)，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49)［美］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等译:《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50)［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51)方兴东著:《“网络社会化”新时代来临》，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52)蒋宏，徐剑主编:《新媒体导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3)宋昭勋著:《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2页。

(54)许颖著:《互动整合大融合》，《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32页。

(55)许颖著:《互动整合大融合》，《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35页。

(56)蔡雯著:《大汇流下的“融合新闻”》，《传媒观察》，2006年第10期，第28页。

(57)《王国庆通报〈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搜狐新闻网，http://news.sohu.com。

(58)世界报业协会编:《全球报业发展趋势》(2006年)，《参考消息》，2007年6月6日。

(59)张海涛著:《我国广播影视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与主要任务》，《中国有线电视》，2008年第4期。

(60)刘海贵主编:《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61)唐润华著:《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的七大趋势》，范以锦，董天策主编:《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产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6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http:// www.cnnic.net.cn/201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