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东渐与舆论思想发展

第六章　西风东渐与舆论思想发展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程颢

现代社会的舆论异常活跃，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相对应的。——马克思

当词语凝聚了社会的、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它就变成了概念。——克泽莱克

“西风东渐”从字面上看，似乎略带诗情画意，含蓄淡定，实则包含了曾经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不得不承认的历史境遇——向西方学习。学者常常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洋务运动时期，被总结为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第二个阶段从戊戌变法到立宪共和这个时期，被称作为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第三个阶段为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概括为从价值层面向西方学习。这个三阶段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从制度层面到价值层面，符合文明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据此言之，在现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不仅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可以发现，所谓的“西风东渐”本身就是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并且这种传播伴随着中国的屈辱与挫败，奋斗与崛起。罂粟花和炮舰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体系全面传播渗透的先导，这种传播是强制性的、入侵式的。在一系列的军事失败之后，近代中国人经过痛苦的心理调适和思维转轨，从器物的复制到观念的吸收，步入了主动学习西方的进程。“西风东渐”可简括为三个传播阶段：最初的抵抗排斥，随后的全面拥抱，最终的潜移默化。结合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命题，同样需要根植于“西风东渐”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者说，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形成与变迁是否受到西方舆论思想传入的影响？本书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那么，西方的舆论思想对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产生哪些影响呢？其间经历哪些更新与变异？

爱德华·萨伊德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认为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传播）时，存在着四个阶段：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接受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或默认成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在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引）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1]。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来自西方的舆论思想可能同样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旅行”或“传播”，那么，本章结合爱德华·萨伊德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的核心内容，将从西方舆论思想及其语境、跨文化传播的通道变迁、“西化”或“化西”这三个方面逐层分析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的变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