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转型

2.1　谁为“典型”?———典型报道的兴起、困境与转型

“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业一道颇为独特的景观,张威认为,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然而有一种中国盛行的报道样式在当代西方却找不到,那就是典型报道。换句话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4]张威清楚地点出了典型报道在新闻报道范畴中的特殊性以及它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但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张威也把典型报道视为与消息、特写、调查性报道等并列的一种报道样式和类型。而本书却认为,考察中国当代的新闻实践不难发现,典型报道与其说是一种边界明晰的报道种类,毋宁说是具有鲜明宣传目的性的新闻选择模式和报道思路更为贴切。

例如,1984年河北电台的一则消息《李村大队登报招聘教师》,报道的本是一个农村的生产大队重金礼聘中小学教师的新鲜事,而专家的评价却认为,这则新闻的价值在于“它从教育工作这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大好形势,令人深受鼓舞”^[5]。而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九江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开学第一课》报道了大洪水后重灾区九江江洲镇各中小学如期开学,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亲临临时的堤坝学校,为学生们上了一堂课。这条消息无论从及时、重大还是新鲜的角度看,都体现了很高的新闻价值含量。然而专家的点评依然流露出“社会意义”重于事实本身的评价意向:“这篇消息通过中小学的正常开学和政府领导人亲临灾区给学生上英语课这两个事实,为世界传达出九江灾区社会安定的信息,具象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措施得力。好的新闻,其意义不仅在于内容本身,而且在于它的‘外延’———社会意义的表达。”^[6]可见,尽管消息本身也是具有新闻性的,但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仍然习惯性地要去看它表述的“微言大义”,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则新闻优劣的重要乃至首要的标准。

所以典型报道所指涉的并不仅仅是一系列以宣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报道,它更是一个从新闻选择到新闻表述的观念体系。可以说,以“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为特征的典型报道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新闻实践的方方面面,而人们习惯性称为典型报道的那些家喻户晓的先进人物事迹和精神的报道,不过是典型报道思路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明确的一个报道领域而已。鉴于本章篇幅的限制和人们的习惯性理解,本章仍是以这一领域的典型报道为主要代表,论述典型化的新闻选择思维的特征及演变。

•吴满有报道:“典型”选择的价值与隐忧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中国最早的典型报道实践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解放日报》的改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善了对战争条件下新闻事业功能和性质的认识,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党的新闻理论,其中核心的一条即是要强化党报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最早的一批典型报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如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联发的几则消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一个模范公民》就被视为开启了最早的典型人物报道———吴满有报道的序幕。

吴满有本是陕北横山的农民,1928年大灾荒的时候带着妻儿逃难到延安。1934年陕北苏区开展土地改革,他分得了一百多亩荒山,他的弟弟参加了红军。1942年年初,延安地区的春耕运动开始,在各区区长检查春耕的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介绍了吴满有其人,说他“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有了他,公事就好办,他一个人的行动,比一百张嘴的解释还有效”^[7]。出席会议的《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听了此事后立即采访了吴满有,并将其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事登在了报纸上。莫艾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件易事。自从春耕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寻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8]可见,当初记者报道吴满有时已有着帮助解决具体春耕问题的自觉意识了。

吴满有的事迹登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特意找莫艾去长谈了4个小时,指出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才能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把宣传吴满有的意义提高到了整个战略的高度上,此后延安便开展了大规模宣传吴满有的活动,如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掀起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整版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版画大家古元雕刻的版画《向吴满有看齐》在延安展出,连解放区的烟厂都曾专门生产过一种“吴满有”牌香烟。^[9]一时间,吴满有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模范英雄,他的照片甚至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一起挂在会场上。从宣传效果上说,把吴满有树为典型人物,确实提高了广大农民多交公粮的积极性。如安塞一个农民看了吴满有的事迹后,主动提出要和他比赛,吴满有的应战书登在《解放日报》后,掀起了军民劳动英雄大竞赛。通过宣传一个典型,提高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热情,这对帮助边区度过物资匮乏的难关无疑是有贡献的。

但作为共产党树立的第一个重大典型人物,吴满有后来的命运却发人深省。因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在王震的一支部队里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1948年,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国民党得知了他的身份后大喜过望,用了很多手段,开展对共产党的反宣传。如在电台播发吴满有的“反水声明”,在报纸上刊登吴满有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等。因为吴满有“被俘变节”,所以对他的一切宣传都停止了,如解放区1946年就开始筹拍关于吴满有的故事片,《解放日报》还曾连载过剧情介绍。因为条件简陋和战事影响,拍摄工作时断时续,而出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后,这部本来有希望成为解放区第一部故事片的《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无果而终。吴满有1950年回到延安,被宣布为延安最大叛徒,开除党籍,取消“劳动英雄”称号,这件事当时在延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几年后,吴满有郁悒而亡。90年代初,当年《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的执笔者李锐通过调查后给吴满有平反,称他并未投敌,国民党广播电台播发的吴满有的反共讲话是由一个绥德口音的国民党人员念的,照片也是在拿走了吴的衣服,而逼迫他不得不穿国民党军服的情况下拍的。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文章认为吴满有确有过变节行为。这一段公案的真相现在除了当事人亲朋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关心了。但吴满有的事迹以及其后戏剧性的命运变化不能不让人思考典型报道中“典型”的选择问题。这个具有“起点”意味的个案在典型的选择标准和存在的价值方面给后继的实践提供了先例,但也因为这个典型人物现实命运的转折给此后的典型报道蒙上了一层隐忧。

从吴满有报道的实践来看,当时人们对“典型”的选择标准相当明确,即能直接地指导实际工作,能促进党的工作方针的落实。吴满有报道之后,《解放日报》又迅速在1942年9月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恭喜赵占魁》等,介绍赵占魁在高温的炉旁长期辛苦劳动,出色完成任务的事迹,并同时推出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吴满有和赵占魁这两个一农一工的典型的树立,在陕甘宁边区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持久的学习高潮和劳动竞赛活动。典型报道在实践中一炮打响,从此成为党通过新闻媒介鼓舞群众、宣传政策的法宝,成为党报的一大特点和传统。如据安岗的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10]从1942年到1949年,党的传媒推出的著名典型还有:南泥湾建设兵团、狼牙山五壮士、战斗英雄董存瑞、王克勤等,这些典型俱为当时在大生产运动和对敌作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以典型报道作为党报用以指导工作、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这一报道模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报刊对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力宣传,以及列宁在1918年要求报纸多刊登模范公社,号召人们学习模仿的报刊实践。虽则从典型报道的性质和功用上看,中国的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承继性是没有疑义的,但就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它乃是毛泽东典型思想方法直接运用于新闻领域的结果。可以说,典型报道模式在中国新闻实践中从兴起走向兴盛,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和鼓励。毛泽东一贯注重运用典型报道指导工作,如除了上文所说的对吴满有报道的倡导外,他还曾在1944年指示说:“报纸上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个申长林,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也可以写进去……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个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么许多道理、典型就可以通过报纸去宣传,这也是一个工作方式。”^[11]毛泽东所说的申长林和陈德发都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除了先进个人外,毛泽东还认为可以用典型报道的形式宣传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如他曾评价过一个完全小学的报道,“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广播到全国去。”^[12]1948年在谈到土地改革工作时,毛泽东又举了报道山西崞县(即现在的原平)土改经验的通讯说,“我们有了晋察冀平山县的典型经验……我们有了陕甘宁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13]可见,典型报道是毛泽东运用典型事例指导工作的思想在新闻领域的直接体现,它的根本特征也就正如刘建明在典型报道的定义中所提到的那样:“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14]

可以说,“典型”选择中的“指导性”原则一直贯穿在此后几十年的典型报道实践之中,这也是“典型报道”之所以成立的基础。把“指导性”作为典型报道的选择条件,事实上使得典型报道中的“典型人物”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有了绝大的区分。除了真实还是虚构的差异外,前者需要树立堪为大众学习的榜样,而后者则要刻画出能为某一类型之代表的具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实践中的典型报道虽从文学中借用了“典型”一词,但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人物”不仅不能“泯然众人”,而且非得出类拔萃、成绩骄人不可,否则就不足以为众人表率。吴满有典型的发现者和主要报道人莫艾不就说,要发现一个像吴满有这样的交粮先进“很不是件易事”。

既然“典型”的价值在于能成为榜样,能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那么对于典型的选择就必须突出先进性。从把吴满有确定为典型报道对象的过程来看,吴满有身上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劳动能手,粮食打得多;其二,他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把粮食卖给政府作公粮。可以说,一个方面表现了吴满有的劳动能力,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了吴满有的政治觉悟。或者用后期的语言形容就是“又红又专”。而对这两个表示“先进”方面的判断,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影响到此后的典型报道实践。

作为首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人物报道,吴满有报道对中国新闻实践的一个重大意义是,确立了典型报道在事实上的操作模式,即报道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以实现其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价值。但是,也恰恰是在吴满有的报道上,就已经暗伏了一些此后一直困扰典型报道实践的隐患:第一,“高大全”模式的建立。既已存通过典型人物来影响民众,促进工作的意念,那么新闻媒体在典型人物事迹的选取上突出报道对象的先进面也实属必然,但久而久之却不免因片面的新闻选择而造成僵化的“高大全”模式。时至今日,僵化的模式依然是受众不满典型报道的最重要的原因。^[15]在最早的吴满有典型报道上已能看到“高大全”的印记,如莫艾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即将吴满有称为“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这不免就是过分的夸张了。第二,缺乏对报道失实的高度警惕。典型报道刻画的是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而这种刻画又因为要突出指导性而有时不免“高大全”———在这种情况下,典型报道表现出对报道失实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一位研究者发现,在吴满有报道中就存在有报道失实的情况。如1942年10月29日的《今年丰收/吴满有特别好》中报道吴满有每垧地收成8斗,而1943年1月8日的报道则让人算出吴满有每垧地产量5.45斗,与平均水平差不多。因此,研究者认为“《解放日报》在关键数据上的失察,使整个报道的可信度大为降低”^[16]。第三,偶像破灭的风险。吴满有戏剧性的命运转折不仅使得中国第一个重大典型宣传无果而终,而且也给典型报道带来了一个风险:大力宣传的偶像一旦破灭了会怎样?典型报道需要选择先进的人物和事迹,以完成指导的功用。但再先进的人物也不过是有血有肉、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而已。加之典型的选择主要是为了配合眼下的形势,有很强的当下性,谁能保证一个当时的典型一辈子不出问题?典型人物是要号召人们学习和效仿的,可是如果把典型抬得太高了,一旦典型自己出了问题,人们就容易感到受了愚弄,典型报道的权威性和宣传的有效性也会下降,就会出现吴满有报道式的尴尬。

分析吴满有报道这样一个起点式的典型报道个案,对于认识中国的典型报道实践传统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吴满有报道可说是中国典型报道的一个象征,它既奠定了典型报道的实践模式,彰显了典型报道的价值,也显露了一些隐含的风险。此后六十多年里,人们对典型报道的实践、发展和调整大体上没有越过这个首例所开掘的范畴。在这漫长的新闻实践中,一些变化发生了,一些问题得到了完善,但是仍然有困惑和迷茫,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

•“文革”前典型报道:繁荣与问题并存

从战争时期直至“文革”前的典型报道呈现出由兴起到繁荣的向上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重大典型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如当时较著名的报道有《射击英雄魏来国》,《托炸药箱毁敌碉堡　优秀共产党员董存瑞英勇牺牲》、《上甘岭大捷中的英雄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等;二是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涌现出的先进生产模范和集体,如特等劳动模范孟泰、邮递员姚濯新、鞍钢工人王崇伦、纺织女工郝建秀、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优秀劳动集体鞍钢等。而“夺取全国解放的胜利”、“保家卫国”和“恢复国民经济”正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起到了行之有效的宣传效果,是有其社会与历史原因的。一是在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整个社会被动员起来了,大家目标一致,再加上习惯于长期革命宣传的思维惯性,因而能对这些典型有高度的认同感;二是当时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健康,新闻工作者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去发掘典型,他们笔下的典型人物大多都很贴近生活,较少空洞的说教,而典型人物自身也过得硬,经得住考验,因此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比较能让人信服。例如,《大众日报》1947年6月15日的典型报道《射击英雄魏来国》就提到:

但是,魏来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凶神。1942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受人剥削的小泥水匠。战士们说:“我们连长真是好脾气,他性情温和,说话还红脸呢。”^[17]

记者笔下的魏来国是一个勇猛顽强的战斗英雄,但同时也是一个带着腼腆和羞涩的普通的年轻战士,让人感到可亲、可信。对生产劳动模范的描写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萧殷的通讯《“孟泰仓库”》通过记者的观察和与旁人的对话,从细节处真实刻画了一个老劳模对工厂和国家的真诚而朴素的感情和他本人不善言辞的质朴性格。

半小时后,我告辞出来,老孟泰坚持着要送我走一程。外面,雪仍飘落着,西北风刮得额门隐隐发痛,我忙把贴耳帽放下来,顶着风雪往前走。可是老孟泰却满不在乎,指手画脚地给我讲述一九五○年冬天所发生的故事。虽然他讲得那样入神,但仿佛他仍然留心地观察着地面。果然,当我们跨过一段马路时,他忽然弯下腰去拾了一块什么,我扭头看了一眼,才知道他拾的是一块焦炭。可是他没有中断他的讲述,也没发现我对他的注意,仍然聚精会神地讲述着。当我们走进一座桥洞时,他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于是我告诉他:“看见这桥洞,我就认得路了,你回厂忙去吧!”

他柔和地笑着,伸出两只巨大的手掌来握我的手。

……我走了,他还站在那里望着我。我回过头去向他招招手,他才扭身往回走。走了几步,我又回转身去望他,看见他正向路边的一个大罐里扔出他手里的那块焦炭。……^[18]

虽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是成功的,但从报道手法上看也显露出为了提高宣传价值而违背新闻工作规律,拔高典型的某种端倪。例如,1952年12月,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中有对黄继光牺牲前大量心理活动的“想象”以及浓墨重彩的抒情和渲染等,这些问题在当时典型宣传的热潮中虽然引起了一些内部的讨论,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加以改正,以至给后来典型报道逐渐演变成“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僵化模式埋下了隐患。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出在报道形式和文风上。1958年发动、1960年结束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群众运动,是建国后党在经济路线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共产党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归纳出诸如人民有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心理基础、国际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苏联实施赶超战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1957年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左”的氛围、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客观上助长了党和群众的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毛泽东的个人原因以及党在领导制度方面的缺陷等。^[19]可见,一个错误的决策其形成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但问题在于,一旦以党中央的名义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后,以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工作为己任的典型报道就会走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忠诚地恪守了政治宣传的目标,推出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卫星”、大炼钢铁的模范和先进人民公社的典型报道,客观上对“大跃进”运动的蔓延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以至于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大跃进运动的原因时即认为“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为‘大跃进’的产生提供了催产剂”^[20]。这一时期选择的典型报道对象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事实,如报道说山西一位小学生把番茄与马铃薯嫁接成“两层楼”植物,把棉花接在向日葵的幼苗上培育出黑色的棉花,还有说什么某地培育出了一谷双米的水稻、1尺8寸粗的大毛竹等,此外还有无数越放越高的农业高产卫星。

这一时期虚假典型报道的大规模涌现有几个原因,一是反右派斗争中对《光明日报》以及《文汇报》的集中攻击重创了新闻界,作为知识分子的新闻工作者也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害怕被扣帽子,不得不紧跟形势,违心地进行报道;二是在当时一拥而上的气氛中,各地纷纷向中央媒体报“卫星”,《人民日报》设立“农业高产志”,专门介绍各种高产纪录,亩产纪录不断刷新。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更是无从谈起;三是在狂热的氛围中,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在对领袖权威的绝对崇拜中真诚地相信“形势一片大好”,这使得他们多少丧失了最基本的逻辑判断力,对成就分外敏感,而对问题视而不见等。例如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 一亩中稻六万斤》中说:

在支部的倡议和领导下,这个社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决定在敬母坳一块田里,把六十二亩二分田里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最高度的密植。密植前先深耕一尺,施下基肥塘泥、草皮泥和绿肥等八千斤,牛栏粪五百担,和泥土拌匀,又施茶麸十担,草木灰三十担。然后在7月18日实行最高度的集中密植,整块田共插下禾苗八十多万兜,一千多万株。随后,他们对稻田的通风、送水、追肥、除虫作了巨大的努力。8月30日上午,这块田开始收割。三百多个青年突击队和社员们猛干了两天一夜,才在8月31日下午收割完毕。

这一段报道实际上披露了“大跃进”期间农业卫星的真相:把几十亩即将成熟的稻穗移植到一块田上,眼前的稻田里固然“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而周围那几十亩光秃秃的稻田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不仅存在虚假的弊端,而且产生了一种脱离事实判断的内在选择机制,这是比单纯的事实造假更可怕的危害。正如《湖北日报》的记者在《小麦的红旗》中提出的:“既然这块地今年达到了小麦亩产三千多斤,为什么到明年、后年不能做到小麦亩产四千斤,甚至五千斤呢?既然这块地的小麦能够达到这样的高产,为什么别的地方的小麦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产呢?”^[21]“大跃进”时期树立什么样的新闻典型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基础,而只考虑对政治需要的迎合(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夸张变形的迎合)。这导致典型报道必然在一个充满了政治呓语和狂热想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这种选择机制的恶果是在逻辑上把工作成绩和政治热情完全对等起来,疑心有假或者明知有假的对象也不得不作为典型浓墨重彩地报道,最终形成“牛皮越吹越大,越大越吹”的恶性循环。遗憾的是,“大跃进”时期典型报道的重大失误并没有引起新闻界和领导人足够的重视。“大跃进”虽然直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恶果,但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思维特征并没有多少改变,而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政治风向的转变,典型宣传中假大空的情况有所好转,典型报道的受众接受基础依然存在。因此,1960年代初期推出的雷锋报道因为契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再加上领袖的亲自号召,依然大获成功,而且是迄今为止报道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宣传成效最大的典型报道运动。但正如陈力丹指出的,“1963—1966年雷锋的典型报道,借助领袖的题词,达到了解放后典型报道的顶点。如果当时比较清醒的话,应该看到顶点之后要走下坡路……其实雷锋之后的几个典型报道,都有超越雷锋报道的打算,但已经力不从心了,热情使人们忽视了这一点。”^[22]

•“文革”时期的典型报道:选择机制的失败

典型报道可以说是一种有着鲜明政治宣传目的的新闻实践形式,从理论上说,它必须在保证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至少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体现宣传价值,但在实践中,强烈的宣传诉求经各种现实的因素发酵后,常常导致不尊重甚至践踏事实的后果。如上文所说的典型报道在兴盛期就已经表现出不顾新闻的真实而有意拔高典型思想境界的倾向,而“大跃进”时期的典型报道更是为了宣传当时错误的经济政策而不惜制造出一批假典型。当然,制造假典型的“罪过”不能都算在新闻工作者的头上,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合谋”下的一种“修辞性想象”^[23]。通过对发端期和兴盛期典型报道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报道在选择“典型”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界定事实本身与宣传诉求的关系。遗憾的是,典型选择机制中的内在缺陷始终没有得到纠正。这终于在“文革”期间造成了政治宣传的功利性对新闻特性的全面取代,从而使典型报道模式走向了极端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典型报道的失败,绝不仅仅是具体哪一个新闻记者的“失察”或“失误”,而是整个新闻选择机制的失败。

其一,不顾新闻事实大量制造假典型。“大跃进”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放“卫星”的虚假典型,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表现得更为严重。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宣传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机关报被一部分人肆意利用,成了他们随心所欲进行政治打击的“棍子”和“大棒”。当时中国报刊不断报道的各式各样的阶级斗争形式,俱为迎合上头政治斗争需要炮制出来的虚假典型。

例如,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宣传了一个所谓的“与阶级敌人生死搏斗”的典型刘学保。通讯中说,刘学保是一个正在甘肃山区林场参加“支左”的解放军副班长,一天他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经过一场“激烈搏斗”,刘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该“反革命分子”打死。这时,他又看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冒烟,随时都会爆炸。于是,刘又背诵着毛主席的诗词,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一声巨响后,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而“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刘学保迅即成为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而真实情况是,被刘学保杀害的那个“阶级敌人”其实是一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林场工人,而那座据称要被“反革命分子”破坏的大桥其实是一座破旧的废桥。当该林场工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走到这座废桥上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将他砍死,之后又跑下河滩,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自己炸伤了左手,见人来后就向人们“描述”起他的“英雄事迹”来。《解放军报》推出了这个假典型后,《人民日报》在次日头版重要位置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个假典型学习,同时还转载了《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以证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2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当地司法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查明那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是被刘学保蓄意谋杀的无辜受害者,而所谓的“革命英雄”刘学保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二,肆意歪曲过去树立的老典型,妄图利用老典型深入人心的力量为政治宣传服务。例如,大寨本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推出的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做出重大成绩的集体典型,虽然1963年之后在大寨宣传上已经逐步带有“左”的意识形态色彩,如过分强调“取消自留地”、忽视按劳分配原则搞以政治思想乃至人际关系为标准的“自报公议工分”^[25]等,但总体来说还是以弘扬大寨的苦干实干精神为主,在全国农业生产战线上起到了较大的宣传效果。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大寨宣传日益往政治上靠,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成果。并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把大寨本来的精神歪曲了。如1974年新华社通讯《深刻的变革———大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说:

大寨周围的一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常拿自己过去的实践来和大寨对比。……他们经过反复琢磨,悟出点道理来了:“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大寨贫下中农所以有那样高的识别能力和那样强的战斗力,说到底,是因为那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打碎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旧思想的束缚,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26]

在“文革”期间,大寨的经验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并动用行政手段在全国大搞“普及大寨县”运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修梯田的可笑现象^[27]。而对大寨本身的宣传,水分也越来越多。1980年4月22日,《山西农民报》刊登消息《昔阳县纠正五年虚报产量　两亿七千多斤的错误》,指出: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昔阳县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的五年中,共虚报粮食产量两亿七千二百六十三万斤,占到这五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四,平均每年虚报五千四百五十二万多斤。^[28]

“文革”时期被歪曲了的大寨宣传和强行推行的普及大寨县运动,给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灾害性影响。

其三,用政治口号堆砌出大量“空头”典型、“口号”典型。由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新闻媒体都来不及去寻觅甚或编造相应典型的具体细节了,只好看什么运动,刮什么风,用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添上时兴的政治口号,一套了之。以下是“文革”时期三则典型报道的导语: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电　上海市星火日夜商店党支部结合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青年职工,使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9]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上海理发工具厂二车间青年学习小组,认真学习列宁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运用革命导师批判叛徒考茨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层层剖析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这一反革命复辟纲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通过批判,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仇恨资本主义,决心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30]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电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和群众相结合,在批判《论语》的同时,把孔孟之徒编纂的《三字经》和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些反动谚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31]

这些的所谓的学习典型不但毫无实际内容,甚至连表达模式都是高度雷同的,只不过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换个批判和打击的目标罢了。

其四,对一些确实有先进模范性的典型,在具体事例的选择和细节叙述上也不免虚假。如1968年湖南一个叫戴碧蓉的12岁女孩为抢救在铁轨上玩耍的三个孩子而不幸被火车碾断了手脚,当时《光明日报》登的报道是这样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红小兵戴碧蓉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教导,她毫不犹豫,扔下手中的篮子就奋不顾身地一边呼喊三个孩子快躲开,一边向铁道冲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给红小兵戴碧蓉以顽强的战斗力量!她不顾一切,又第三次冲上轨道,抢救安安。……碧蓉的爸爸和姐姐看到她左手左脚都压断了,忍不住心疼地哭了起来。她说:“爸爸不要哭,我还有右手,还能抄写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还能为人民服务。”……在医院休养期间,戴碧蓉特别想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她每天都打开革命宝书,认真学习。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广播里传来,她就认真抄写,反复背诵。为了早日恢复健康,回校参加斗、批、改,她经常一个人跳下床,练习走路。……现在,戴碧蓉已经伤愈出院。她说:“我虽然残废了,但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我一定做到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紧跟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32]

一件本来非常感人的救人行为,但报道中却让一个重伤之余的12岁小女孩说出满口时髦的政治口号,如何能让人相信呢?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中,个人往往成为政治的玩偶,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工人农民,似乎已经毫无区别了,统统成为只会发出一种声音的政治传声筒,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可悲的。

•新时期典型报道:调整与现状

80年代,新闻界开始清算“文革”对新闻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从内容和文风两个方面进行新闻业务的改革。典型报道作为40年代以来党报运用最多的新闻实践,自然成了改革的重点。

首先,摒弃“假大空”的典型,从生活中发现“真”典型。典型报道的核心特征就是适应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这一点在80年代的典型报道上并无变化。所不同的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典型选择颠倒了事实与宣传的关系,把新闻事实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新闻成为政治的奴仆。而80年代典型报道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内容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强调典型事实的真实性。改革开放后树立的先进人物典型如张海迪、蒋筑英、罗健夫、张秉贵等人之所以具有较大的感召力,首先在于这些人物摒弃了“假大空”,重新回归了真实。

但这一时期在典型选择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想为着某一个政治观念服务,结果匆忙树立的典型,因为拔得过高、话说得太满,最终又没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并较为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典型的一大作用就是指导实践、推广先进经验,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没有先例可资借鉴的,要一步步地摸着石头过河,会有很多人们设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经济建设环境下,媒体还沿袭着过去简单计划经济时代的宣传推广模式,必然就会产生矛盾。例如,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一度对具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抬得很高,当时对步鑫生、年广久、禹作敏等人的典型报道可谓红极一时,但现实迅速地和媒体开了一个玩笑,这些人很快就被发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被免职,有的被判刑,有的遭遇经济挫败。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在改革之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很正常的,甚至就一些红极一时的企业家本人而言,出现困难、遭遇挫败也都是难免的,既不必视他们为“神话”,也不必因为他们暂时的挫败就将之“棒杀”。这些人中有的后来雄心不已,东山再起就是证明。当然,对一些时代弄潮儿的创新行为进行报道本来就是新闻报道新鲜事物的应有之义,但典型报道的传统是要号召人们向先进学习,当媒体匆忙地把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创新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楷模”大书特书的时候,结果却是让人们发现树的这些先进自己也会犯错误,栽大跟头,典型报道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对现实工作的实际指导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其次,典型报道在报道手法上朝着平民化的方向转变。典型,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变得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了。一方面表现在文风上———从激情的政治话语转为平实的生活话语。例如云南台的一则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的典型报道,不仅没有使用过去表现战斗英雄最常用的豪气干云式的报道基调,反而通篇都在写这位战斗英雄的“倔脾气”,甚至还用了“他说他不是英雄”这样的标题^[33]。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细节的选择上———从过去回避生活化的细节到着重刻画典型人物的独特性格、表现典型人物的情感欲求,甚至不讳言典型人物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例如1983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出现了张海迪曾经自杀过的细节描写,因而被不少研究者视为新时期典型报道的一个重大突破。其实,这篇报道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没有避讳先进人物曾经自杀这一情节,更在于整篇报道把人物内心的成长作为一条主线,写出了先进模范从软弱动摇到坚强自信的过程,这就在无形中突破了以往典型人物宣传的“静止模式”,开创了用“成长模式”表现典型人物的先河。

80年代典型报道的改革有“拨乱反正”的一面:如50年代一样,回归“真实”和“平实”。但80年代的典型报道改革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启动了让典型报道模式适应社会变化的艰难探索。历经30年的改革,今日典型报道的特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从对政策方针的直接宣传逐步转变为对舆论导向、社会需求和时代脉搏的深层把握。传统的典型报道宣传往往直接给先进人物安上“在精神的指引下……”或是“在学习的活动中涌现出……”这样的帽子,把典型人物视为对某一路线方针的形象而直接的诠释,这势必使典型报道带上浓重的宣传腔。而把典型人物和政治宣传直接挂钩,一方面不符合老百姓生活的实际情况,让人感到不可信,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政策调整而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招致人们的反感。这一点在从“大跃进”到“文革”时期的典型宣传实践中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因此现在一些操作得比较成功的典型报道,则有意地淡化直接的政治宣传,充分挖掘典型身上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东西,用朴素的人与事,间接地弘扬“主旋律”。例如,《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开篇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34]孔繁森这一典型的推出既切合了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宣传方针,又触碰到群众对腐败的痛恨和对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的呼唤,可谓是上下结合。但报道中并没有出现反腐倡廉、无私奉献这样的口号,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心理和感情的刻画,表现了孔繁森的昭然正气,这种正气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永恒的追求”,是人类超越社会、超越时代的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努力。

第二,典型的直接指导作用逐步变为对受众的引导、启发和感染。典型报道在诞生之初就有着指导实践工作的明确目标,换句话说,典型报道与政策方针的高度结合正是为了能将抽象的政策转换为形象的典型,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进行典型报道的同时往往还会掀起大规模的“学习×××”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环境从单一到多元、典型宣传与政策指导的关系从直接转向间接,典型报道的作用也逐渐从带有命令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指导转变为潜移默化的引导———让受众在自发自主的状态中受到启发和感染。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孔繁森、任长霞这类爱民干部的典型报道让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感受到一种社会正气;徐虎、许振超、李素丽一类的劳动模范的典型报道,让人看到了劳动的美丽,他们对于本职工作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创造性工作的热情无疑最能感染普通劳动者;此外,还有无数的“好人”报道,如自学做凉皮致富后免费把手艺传给1000多名下岗职工的苗老太、赡养孤寡老人三十载的林贞秀、坚持给烈士遗孤捐款多年的好人“罗锅”等典型,更是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善良与光辉。从实际效果来看,现今的典型报道正是通过对高尚情操和公民美德的一次又一次的媒介“正名”来引导健康积极的社会舆论,呼唤人间的真善美,其意义已不在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学习典型的活动,而在于试图通过一个乐观向上的媒介拟态环境在社会建构中注入积极的因素。

第三,典型形象自身的多元化。过去树立的典型因为与政治宣传要直接挂钩以及要有鲜明的指导性,因此必然表现为政治觉悟高、道德上毫无瑕疵的“高大全”式模范。而由于上述两点的变化,现今典型形象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变:更注重个性特征、表现典型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情感诉求、不回避典型人物的困惑以及他们身上有争议的地方等。如1997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广播报道《国门卫士———黑河好八连》中有这样一段:

说起母亲,战士王慧勇情不自禁。(录音):“我对我母亲的那种感情相当深。别谈,别谈这个问题,你们换个话题!”他家就在本省。母亲得癌症病危,他也没请假回家探望。(录音):“冬季执勤特别忙,那个环境你们可能也来过,人特别少。我没法回家。我如果回家的话,那个岗就没法站了。这么多年来,八连冬天从来没有一个战士,一个干部回家过年。我即使心里想,也不能提这个要求。大年三十儿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站12点岗,看着过年夜的时候,街里放鞭炮特别响,我心里想我妈一定特别想我,当时我不知道妈妈已经去世了。(哭)……”^[35]

以往英模报道中舍小家顾大家的模式通常隐含着政治信念压倒情感诉求的逻辑,而这一段报道虽然同样也是舍小家顾大家的模式,但其逻辑动机已经转变为士兵对岗位的坚守以及在一个团结奋进的小团体中受到的感染。那一声声包含着儿子对母亲深深眷恋、愧疚与遗憾的痛哭更是成为整个报道中最能打动人、最出彩的现场音响。以往的典型形象由于要成为人人学习的榜样,因此整个报道基调必然是清晰明朗的,而现在不少的典型报道却能把典型人物放置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给整个报道加上了几分厚重的色彩。看上去似乎有些混沌,但也因此更能引起人们对社会的理性思考。例如1995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师魂》报道了一对为了保护学校财产不幸被歹徒打成一死一伤的民办教师父子,通讯在追述了田沛发、田金定父子投身山村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后,出人意料地在结尾加上了一个似乎不那么和谐的“音符”:

松桃自治县委、政府授予田沛发、田金定“见义勇为英雄”称号,并将田沛发转为公办教师。可是,因田金定生前只是代课教师,现在爱人孩子生活失去来源,子女抚恤更是没有着落。金定25岁的爱人龙自菊流着泪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无望地抽泣着:政府有没有点政策呀,娃儿还小咋个抚养,今后的日子咋个办哟?^[36]

第四,典型树立与推广方式的转变。以往一个典型的确立与推广或者是由宣传部门明确指示或者是由新闻媒体挖掘符合当前政策导向的典型并受到宣传主管部门的肯定与支持,这两种方式从本质上说都是自上而下的传播。而现今的典型树立与推广则开始逐渐渗透进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向。一方面,大量都市类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在寻找和报道典型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如何结合社会心理、满足普通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迅速兴起,也赋予了受众在典型树立和推广过程中的更多的话语权。当然,典型树立与推广过程中最主要的传播流依然是自上而下的,但民间声音的加大,的确使典型报道的传播流程中官方、媒体与民间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了,典型报道的社会效果也能得到很快的验证。例如,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湖南小伙洪战辉在被媒体关注前他的故事就已经“开始在社会上传颂”,“他的故事在感动了人们之后,最终感动了各主流媒体,直至被有关部门认可”,因而被认为是“民间的力量将他推上了‘典型’的行列”^[37]。再如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采用受众直接投票选举的方式,这亦可视为是权威媒体在典型树立过程中尊重民间话语的一种表示。从另一个角度说,民间话语也是对典型宣传效果的一个检验,如果典型报道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在民间话语中就不能占据一席之地。更有甚者,一些僵化虚假的典型报道还会引起受众的强烈不满,并在民间话语中形成对抗式的解读。

典型报道从上个世纪40年代发端,历经五六十年代的辉煌,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发生了“畸变”,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拨乱反正”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艰难探索,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格局。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从新闻选择的角度看,典型报道与政治宣传的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变。典型报道不再完全充当某一项政令的直接的诠释者和鼓吹者,而是日益成为对社会美德和人性光辉的倡导者;典型形象也不再仅仅是带有强制性的人们学习与模仿的榜样,而日益成为感染人们向上向善的积极的社会建构力量。过去以直接的政治宣传性和明确的指导性为诉求的典型报道将逐渐演变为重在反映社会光明面、有个性有特色的人物报道或经验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报道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但它对社会的正面引导将更多地表现为顺应新闻规律后的附带效果,这与有着高度宣传自觉性的传统典型报道是有很大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今天一直在沿用“典型报道”这一概念,但其内在的含义是否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典型选择:一个未竟的话题

典型报道从发端、兴盛、扭曲到调整和转型,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留下了一条令人思索的曲线。在六十多年里,典型报道推出了一批批报道对象,他们身上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某种先进性,能起到某种社会示范的功效,但正如上文所说,其具体的选择标准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化。经过三十年的新闻改革,典型报道究竟是克服了缺陷,走向了新生,还是在一个不变的名称下正悄然地“改头换面”?新的形式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在分析了1980年至今,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418篇标题中含有“典型报道”字样的论文后,笔者发现,新闻界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以典型报道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建构还需要艰难的探索。

在近三十年对典型报道的相关论述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新闻界对典型选择的价值诉求已逐渐从直接转向了间接。例如,有文章在分析了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后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典型报道的“榜样示范”的功能,将逐渐拓展为“社会整合”与“时代标识”作用。^[38]“社会整合”功能,强调“典型报道通过树立典型,倡导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价值观念”、“产生提供一套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系统”^[39];“时代标识”功能,则强调通过报道具有时代特色的典型,使典型报道成为时代的具体象征,起到社会认知的作用。这种话语的转换似乎成功地为典型报道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找到了存在合理性,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典型报道的间接功能本就是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大众传播的社会价值就包括促进现代社会的融合沟通和社会共识的达成,典型报道具有这样的功能不足为奇,也无法充分说明这一特殊的新闻实践的意义。

典型选择的价值诉求从直接转向间接,在规避了直接诉求的弊端的同时,也把典型报道划归为普通的传播活动,消解了典型报道在中国新闻理论体系中的特殊意义。此外,这两种观点对典型报道对象的看法也不相同。直接论者,认为“典型”应该具有“先进性”;间接论者,认为“典型”应该具有“代表性”。吴廷俊、顾建明在论证典型报道的缘起时,就意识到典型报道的理论来源既包括作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党报理论,也包括从“解剖麻雀法”引申出来的毛泽东典型思想方法。他们力图把这两个方面统合起来,如认为“典型的代表性是典型成立的基础,而典型还要有超越性。它是高于同类事物的个体,即它更丰富,更理想,代表着主体人的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预示着整体事物的发展方向”^[40]。这一论证模式被很多研究者效仿,因为它确实做到了理论上的圆满。但实践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例如,近几年有不少研究者把典型报道与火暴的“百姓故事”、“平民故事”等报道相比较。“百姓故事”自然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能起到弘扬社会的正面价值、重申社会秩序的功效,但终究无法与典型报道画等号。那么,典型报道在代表性基础之上的超越性到底是什么?这依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再比如,新时期典型报道选择上的一大进步是摒弃了“文革”期间典型报道置事实于不顾的做法,重新把事实性作为典型报道的选择前提。但是,在此后的实践中,典型选择中的“真实性”问题常常被置换为“真实感”,最终变成了一个指向更高追求的策略或手段。例如,在讲到典型报道的失实时,研究者最关注的不是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失实,而是典型报道失实的后果,会“削弱了典型的形象,降低了典型的可信性,影响了宣传效果”^[41]。甚至,研究者谈论典型报道失实的语言,都显得相当客气和委婉。例如,一篇文章认为正面典型报道不能“过虚”、“表扬也应适度”,因为“过虚的正面典型报道都有知情受众,如此久而久之,就会使受众对报道产生‘虚’或‘吹’的印象,伤害新闻声誉,降低新闻媒体的信誉度”。^[42]作者似乎很理解制造了失实典型报道的传播者,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作者批评的也不是这种造假行为本身,而是很善意地提醒这些传播者,失实太过总会有人看出来的,那就不好办啦。在典型报道的实践中,“出发点”的好坏,似乎是一个比新闻真实本身更重要的问题。一位记者在谈论自己报道中宣部、公安部组织的典型人物时,披露过这样一个细节:当地公安局提供了一份该典型人物十年来侦破毒品案件的统计表,而记者发现,这份材料其实“有意无意地”把一个大队的成绩含混地算在一人身上了。尽管记者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对此表示了足够的理解:认为这种含混“可能由于宣传的‘必要性’”,并认为“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材料的真实性”。^[43]

典型报道失实的可怕在于降低了宣传效果,而强调典型报道真实性的价值也在于提升“可信度”。例如,某篇文章认为典型报道不应回避典型的缺点,因为真实的呈现“不仅不会掩盖典型的‘光辉’,反而更能使人们看到一个立体、真实、可亲可信的典型”^[44]。有的文章更加直白地指出就是要把观点隐藏在对事物的表述之中,而“隐藏”有观点的事实必须准确,不能“打马虎眼”,不然就会因为受众对事实的不信任影响到对观点的接受。吊诡的是,在对典型报道真实性的叙述中,还有研究者认为并非越真实越好,因为即使是发生在典型人物身上的真实的事情,如果太崇高而有悖常情就会让受众感到这个典型不可亲,不愿学。^[45]这样的叙述让人感到,真实还谈不上是典型选择的毋庸置疑的前提,它也不过是为了达到宣传效果的一个手段罢了。

在今天的传播情势下,典型报道到底意指什么?什么样的报道对象可视之为“典型”?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界一直在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索。并且出现了用新闻传播的一些理念来“改造”传统典型报道的趋向。但是,仍然留下的困惑是:把典型选择的指导标准泛化之后的典型报道与一般意义上的反映社会光明面的报道还有多大区别?对典型选择真实性标准的强调,究竟是对新闻专业精神的回归还是仅仅作为政治宣传一种手段?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回答,那么八十年代新闻界关于“典型报道是否会逐渐淡化”的讨论也就缺乏了前提。

回到本节开头所提出的观点:典型报道不仅仅是一种报道类型,更是一种贯穿在中国新闻实践中的思维体系。那么,对典型选择问题的探讨就不仅仅局限在一种报道体例之内,而是贯穿在中国新闻实践之中的。典型报道问题探讨了三十年,却依然留下很多困惑也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大与深刻。如何选择“典型”?这绝非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提出了对“事实”、“报道”和“意义”这三者关系的深层考量。尤其是,如果把典型报道视为中国新闻实践的特色的话,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又将如何处理“报道事实”与“呈现意义”的关系?———这对包括典型报道在内的新闻实践有极大的影响。而不少研究文章却用充满政治先验色彩的断语“阻塞”了学术问题的交流空间。这使得不少研究者放弃了对典型报道的内在追问,而只想通过外在的、策略化的解读来规避“风险”。事实证明,这样的解读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总之,典型报道以及典型的选择问题,可以说正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尤其是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研究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要建构既能适应社会变化,又能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艰难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