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工业化与中国能源增长极的构建

资源工业化与中国能源增长极的构建

李忠民^[1]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资源工业化与中国能源增长极的构建。

如何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前边各位专家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观点，这对我们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非常有益。我今天的演讲分两部分，一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做一点阐述，以回应大家的发言；二是对资源工业化命题下的中国能源增长极的构建进行一些讨论。

先谈谈关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主板背景上，就有五次出现了“发展”这个词，那么怎么来回答是“发展”而不是“增长”呢？科学地分析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研究从过去的增长观变为发展观就显得非常重要，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也是很困难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增长”与“发展”之间有交集，二者的区分不是很容易。我们团队的研究主要是从发展、发展要素、发展函数、发展机制、发展过程和发展政策的思路来研究“发展”问题。我这里有六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第一，什么叫发展；第二，什么是发展模型；第三，如何描述这个发展和刻画发展的程度；第四，发展的机制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以及对条件的初始界定；第五，关于发展过程，我们把它定义为发展的转换矩阵，从发展要素开始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之所以把它概括为发展矩阵，主要是考虑到发展的连续性和扩展性；第六，对一些相关的发展政策的讨论。这六个方面的研究，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发展的力量”。这个研究，我也是想进一步阐述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何炼成老师提出的“中国发展经济学问题”，力争在“发展”的理论上有所深化。

我们把“发展”界定为“可选择性增多的过程”，这包括四层意思，一是“可”能的“可”字，主要是讲发展是以“人”为主体体现出来的，是以“人”主体本论来看待的发展方式。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城里人之后，政府就会感觉到这个人“发展”了，我们终于把一个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了，但是这个“人”过得怎么样或者说这个“人”是否感觉到幸福，好像并不重要了。在目前全国各地兴起的城中村改造中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城中村的人原来在地面上搓麻将，现在给他们改建了28层的楼，但你会看到，他们现在是到楼顶上去搓麻将了，那他们发展了吗？所以在理论上，就有一个到底是“我”发展了，还是“我”被发展了的问题。发展首先表现为“人”主体的“可”，是一个可能选择的增多。第二，关于“选择性”，这就要涉及“人”的选择能力、选择机会、选择信息、选择过程和选择成本，涉及他本身的“人力资本”，发展是一个和人这个主体人力资本有关系的函数。如果说“选择”本身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话，没有“能力”增强的话，当我们给他一大笔钱时，他仍然会继续原有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去消费，比如去猛吃喝玩乐了，这就是“发展锁定”，并不能增强他真正的“发展”，可能是一种“累加”和“增长”，选择性受限就会出现对发展的贡献度降低。所以，假如说给所有的人都去一味地发钱，那么这些钱是不是一定能够带动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三，关于“增多”，这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我们认为，发展是可选择性“增多”，并不是直接表现为“量”的增加，讲的是“可选择性”，例如随着人主体的人力资本改进，他的选择性就会直接增多，这就是发展，也可以是他的人力资本保持不变，到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扩大了，同样是“可选择性”增加了。另外，他的人力资本、选择权利和自由等保持不变，但他的选择过程简化了，比如从众了、有了羊群效应等，一样会表现为他的“可选择性”增加的状况。第四，理论上，把“发展”作为一个演化过程，是“可实验、可规制”的过程。在存在环境约束的情况下，发展的演化过程表现为非线性、动态反馈和拓扑结构的特点，表现为一个巨系统演化过程，比如城市发展、金融发展、低碳发展、气候治理等。“发展”可以从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角度，作为“最大化”问题来讲，也可以从“最小化”问题来讲。那么，这个“最小化”问题是怎样刻度“发展”的呢？我们可以用碳的排放量来度量。我们改进了卡亚公式，把它叫做“低碳发展”的模型，具体来讲就是让碳排放量达到最小化。这个公式中包括四个问题，它把人口、人均GDP、每GDP中所耗费物品（这个物品包括能源和资源在内的所有物质的转化），以及每一种物品转化为有效产品的时候的碳的排放量这四个变量放在一起让这个公式本身最小化，这也许是对“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刻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发展从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最小化问题，我们把它叫做互为对偶问题，也许得出来的解可能有利于对经济社会的描述和对发展问题的理解。同样，我们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就要做一些修正，“经济人”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假设，也可能是受损的最小化，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时空中，使大家感到最小的受损要比最大化的感受来得更快些和敏感些。为此，我们提出的发展概念可以是对成本的反应函数，这样描述发展会更有利于发展政策的设计和机制的建立。以上是我们对“发展”的思考。

关于发展模型，我们从三维空间上来考虑构建：第一维是市场化，包括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三个渐进变量空间；第二维是工业化，包括工业化、知识化、生态化三个渐进变量空间，其中知识化也可以理解为信息化；第三维是社会化，包括社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三个渐进变量空间。我们对发展的描述不可能在一维上，所以，如果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仅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投入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显得简单了。为此，对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或经济增长的量的增变基础上。所以，发展方式转变就是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三维空间的变革，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造或再造。那么，到底放在一个怎样的框架下来考虑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三维系统来考虑它。在三维空间里，正如上面所说，可以划分成九个阶段：第一个是作为市场化过程，包括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或金融化）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机制，反映的是一种逻辑关系；第二个是工业化、知识化（或信息化）、生态化，在知识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在不断地强调知识生产知识，那么到了生态生产生态的时候呢，实际上生产要素已经发生了大量的变化；第三个是社会化、城市化、国际化（或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供给，消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深入到社会观念的变化中，从社会意识形态到社会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整个体制都非常关注的，叫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在这三维空间里面应该有一个和谐度，就是说工业化到什么水平、市场化到什么水平和社会化到什么水平合适代表了社会化发展的基本路径。这样在这个三维模型中，就可以构建出类似于一个叫做枣形的或者哑铃形的立体空间，我们把这个立体空间叫做和谐的适宜度或者和谐的适宜空间。对发展刻度，我们没有更好的词来加以描述，用“和谐”这个词来讲的话，可以生成一个类似于哑铃形或枣形的空间。在每一个空间中，在不同维度和平面里面都有它一个折射出来的点，这个点就可能成为我们测度发展的一些非常关键的点、线和面。这是我想给大家汇报的我们现在做的一项简单研究。其他的一些问题分别是发展条件、发展机制、发展过程、发展政策，我把它称为“发展”的命题。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研究的新成果——资源工业化问题。关于农业工业化，学术界有很多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建立起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目前面对着这样的命题：资源工业化。比如说，矿产资源的工业化、能源资源的工业化、科教资源的工业化、文化资源的工业化等。这些资源工业化表现出和农业工业化不同的特征。资源工业化一开始就是要“大”字当头，需要在大资本、大技术、大市场、大制度框架下来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发展”方式下，资源工业化才是有效的、健康的和可持续的。远的看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近看山西发展出现了“山西困惑”，这些就很能说明问题，它反映了小煤窑、小资本、小技术、小市场所带来的发展问题。资源工业化可以说天生就需要大的资本体系、大的市场体系、大的技术体系、大的企业体制、大的交通运输、大的物流体系以及大的财税体系来解决，而这些所需要的是一个要么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要么相对成熟的政府主导机制。

资源工业化是一个相对于农业工业化的重要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关键时期，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源工业化。希望一开始，资源工业化就是有效的和可持续的，这就需要有“大”字当头。那么，谁来充当“大”呢？是政府，还是市场？目前我国，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依靠国有资本来实现的，这样一来，加剧了我们对政府主导经济的担忧，出现了好像是“国进民退”的现象，而且强化了政企不分。刚才专家的发言中，就对政府的管制表现出了无奈。在我们整个西部地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来进行的资源工业化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张曙光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租”的概念，实际是被政府和所有的利益集团拿走了，但是把所有的贫困（包括生态贫困化）留给了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将近几千万人口，现在来讲很难真正得到发展，或者说生活状态得到改善并不明显。所以，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大”字当头，谁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谁能实现资源工业化呢？在发展理论上，如何概括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和这个问题一样，还涉及诸如科教资源进一步产业化的问题、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问题，当然还包括生物多样性资源产业化的问题，或是说生物基因工程这些资源工业化的问题，等等。

前面各位专家在发言中，也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这种失衡不仅从产业上说失衡了，而且收入分配也显得更加失衡了，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实际上，如果把“空间”范畴引入到经济发展失衡中，结果就更可怕了。大家知道，如果把“空间”放进来之后，我们至少应该有这么一些问题，如城乡问题、农民工问题、东西部问题、国内外问题、投资消费贸易问题等。因为简单地讲，如果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可能要好解决一些，但是，如果把城乡问题加进来，这样想把二元转化成一元就非常困难了，包括空间上的转化问题。所以，现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一定要充分考虑“空间”变量。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有四种不同的空间，也就是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总的来看，空间变量的加入使这种失衡表现得更充分了。

这些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形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大城市群和经济区。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资源工业化经济区的下端来发展的，它们大部分依靠两头在外的外向型贸易思路和“燕飞”产业转移的方式谋求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就已经觉察到了问题的所在，逐渐改变这一空间经济问题。在1999年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实现西部资源东进战略。多年来，先后实施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用等工程，被社会理解为“西部大开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失衡。在21世纪初，又先后提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至此，在我国区域经济中，实际上形成了“4＋1”的经济发展格局，“4”是指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亚、环渤海，“1”是指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区。在这个区域中，东段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西段是典型的资源工业化。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我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马六甲海峡在走，在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沿这条线的所有区域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我国沿海经济区中所用资源大都会来自陆上丝绸之路或叫欧亚大陆桥里面，这样一来，就是经济发展GDP的增长极和要素投入的增长极实际上是失衡的。另外，这样的发展格局会加剧我国在国际中的经济失衡问题，出现了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目前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问题。这既是一条出口线，也是一条引进线，这两条线和国内的整个经济失衡问题就会完全重合在一起。

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的名古屋大学、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合作研究，准备进一步扩大到中亚五国的研究机构，我们把它叫做“新丝绸之路经济区发展问题”。从过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到“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这条珠链能不能发展成为产业珠链、区域珠链、消费珠链、环境珠链等，以此来设计包括中日韩及中亚五国和欧洲七国在内的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在这条珠链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叫大关中经济区。它包括北到包头、东到太原、西到兰州银川、南到西安的地理区划，也可以叫做“西太兰包银”。我们把它看成是中国的能源经济增长极。这个区域涉及5个省区，能源资源的贮备量在国内占到50%以上，目前的供给量超过了六成。近10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六成。那么这个区域怎么获得发展？这个区域如何成为中国未来能源供给和未来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极呢？关乎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均衡问题，值得深思。这一区域的发展，还明确地展示了中国“向西走”的战略，把中国经济往西扩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战略转移。这面对的一个是东海、新疆的开放问题，另外面对着中亚中东地区乃至非洲。所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建设需要考虑的是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高地。这也是国家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设想。第一，从国际来讲，涉及向西走的问题；第二，从要素和产业上看，或者从要素投入和消费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和国内外产业投入相互关联的区域；第三，从该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这样一个思路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它叫做中国能源经济增长极，强化区域资源配置，建立能源开发、能源化工、能源贸易、能源金融、能源制造、能源科技等在内的创新机制。今年我们也是以这样一个主题申请了教育部的一个发展报告，叫大关中发展报告，据说已经立项。

我们希望运用“资源工业化”这个发展经济学的命题来概括大关中经济区问题，来刻画这个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资源的工业化过程，研究它的工业化、整体的社会化和整体的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三维关系。同时，作为“中国能源经济增长极”，我们一是要研究能源的产业开发和深加工，以及资源配置问题，如何使得这个区域得到快速的发展；二是要避免陷入所说的“自然诅咒”的陷阱，探讨实现低碳发展之路。

以上就是我们在发展理论和关于资源工业化，以及中国能源经济极构建的一些想法，欢迎批评，谢谢大家！

【注释】

[1]陕西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