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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非学无以广才

时间:2022-08-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三、学者,非学无以广才学是指学问、知识,是领导者的文化知识素质。学是才的基础,才是领导者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诸葛亮在《诫子集》里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可见,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领导者的文化气,是以读书积淀为底蕴的。因此,对领导者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与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三、学者,非学无以广才

学是指学问、知识,是领导者的文化知识素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云:“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这里所说的学问是指各种知识的通称。知识指的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和结晶。南宋朱熹把知识作为对事物“所当然”的道理和规律的认识,“知,谓说其事之所当然。”

学和才是紧密相连的。学是才的基础,才是领导者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有人曾说过:“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一个人的前途、成就、幸福,归根到底,取决于他的身上所展现出的才能,这是他赢得一切的真正资本。罗曼·罗兰告诉我们:“财富是靠不住的,今日的富翁,说不定是明日的乞丐。唯有本身的学问、才干,才是真实的本钱。”那么,才能从何而来呢?才能从学习而来。诸葛亮在《诫子集》里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学习说话、学习走路、学习做事、学习做人、学习一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成一个真正的人,有本领的人。歌德说得好:“人不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

狼孩、猪孩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人的成长取决于学习的道理。狼孩、猪孩,都是一出生或是从小就被狼或猪叼走,并由狼、猪抚育的幼仔。1724年,当首次在德国发现狼孩“野彼得”时,科学家认为这个发现比发现了万颗新星更有意义。因为这个发现给人无比深刻的启示:学狼成狼,学人才能成人。

康熙皇帝是极有本领的一代帝王,当群臣称赞他无所不能,是“天授,非人力可及”时,他立即予以批驳:“如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从未有什么生来就能力高强的人,人的一切才能都是学习的结果。康熙还说,只要勤学苦练,人人可成圣贤:“古所谓圣贤,皆与人无异,故学一发千钧则可至于一发千钧,学舜则可至于舜。”人的本领差异,都是学习差异造成的。人的才能无论多高,都是学习的结果。

因此,人非生而知之、生而能之,皆是学而知之、学而能之。如果爱因斯坦出生时,就把他扔给狼群,则很可能会成为“狼人”;如果比尔·盖茨出生时,就把他扔给“熊群”,则很可能会成为“熊人”。可以断言,没有哪一个人的才能不是学习造就的。

学包括文化水平、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等方面的内容。

(一)文化水平

文化水平是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曾经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样,没有文化的领导者也是胜任不了领导工作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的著名报告中指出:“未来的文盲是那些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可见,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同时联合国对文盲作了新的定义:不能读书识字的人是文盲;看不懂现代信息符号、图表的人是文盲;不能用计算机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人也是文盲。

犹太人实力超群。全球犹太人有1400万,只占世界人口的0.23%,却获得17%的诺贝尔奖,2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中犹太人占27%。在世界上,犹太伟人群星灿烂,如马克思、弗洛伊得、爱因斯坦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位伟人,还有基辛格、伯恩斯坦、拉萨尔、卢森堡、托洛茨基、洛克菲勒、哈默、哈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文化巨星毕加索拉斐尔、布洛赫、门德尔松、梅纽因、卡拉杨、帕尔曼·海涅、茨威格、卡夫卡。在金融界更是实力首屈一指,包括许多金融巨头公司老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金融大鳄”索罗斯,全球富豪榜第二的“股神”巴菲特等等不胜枚举。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追求知识,增长智慧成了犹太人的一种防卫机制,崇智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以至于中世纪时期就已基本消灭文盲。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披露:犹太人家庭的孩子,几乎都要回答这样一个谜团,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你的财产被抢光,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如果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母亲将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需要带走的不是钱、不是钻石,而是知识。因为知识是任何人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知识就永远跟着你。”据悉,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以及每年人均读书比例上,以色列位居世界之最(每4000人有一所图书馆)。以色列人口仅500万,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高达50多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4。以色列教育经费占GNP总值的比重一直在8%以上,使全国每一万人中拥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大大高于美国的80人,日本的75人。难怪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石油,只有太阳、死海和脑袋。”

文化水平对一个国家民族是如此,对领导者尤为重要,领导者有了文化气,给人的总是一种彬彬有礼、镇定自如、豁达雅量、满腹经纶的感觉。领导者的文化气,是以读书积淀为底蕴的。书读得多了,领导者自然就少了俗气多了清气,少了媚气多了骨气,少了霸气多了和气。因此,古往今来,很多优秀领导者同时也是好学者,他们不但做官前勤奋好学,入仕后依然手不释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经常接受文化熏陶的人,必是充满文化气之人,其精神境界、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工作方法,非读书者所能比。

(二)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的必要条件。斯大林说:“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领导者所从事的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特点的领导工作,与专业人员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因此,对领导者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与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知识结构上看,领导者应当掌握比专业人员更加广博的知识。主要是:

1.政治理论知识。

政治理论知识即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懂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

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理论是时代精神的提炼与升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政治上成熟的标志,理论修养是领导素质的灵魂。

领导者要做到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成为新时期合格的、优秀的领导者,就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否则就会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在种种社会思潮面前失去“主心骨”,而陷入盲目性,甚至迷失政治方向。

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对于增强领导者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预见性以及大局意识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是理论思维的深刻性与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必然会引起政治以及社会意识领域的种种变化。作为领导者对此应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敏锐。就国际而言,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每时每刻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思想文化的渗透,向我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同我们思想文化传统的相互交汇冲撞,作为领导者更应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思想警觉性与洞察力。理论见解的深刻性首先在于它能够使人们迅速地透过现象而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

英国有个医生,要求他的学生尝一下糖尿病人的尿,他自己先示范,用指头蘸了尿,送进嘴里舔了一下,学生们没有办法,只好照着试了一遍,说:“有点甜。”医生笑了,说:“你们没有看见,我蘸尿用的是中指,舔的是食指。”以此告诫学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有理论思维,不能被假象所迷惑,人云亦云,听风是雨。要透过假象,看真相,进而看到事物的初级本质、二级本质……从而看到事物的本质属性。

二是理论认识的规律性与领导干部的政治坚定性。理论知识是关于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对于事物的理论把握,亦即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它能帮助人们正确地对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顺利进展和挫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它并不是一帆风顺,其发展充满着曲折与反复,甚至是局部的与暂时的倒退。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把握,就有可能使一些人丧失信念,什么“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等思想出现。

据2000年新华社伦敦12月29日电,在千年交替之际,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网上民意测验中,卡尔·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高居榜首,得票率高于分别名列第二、第三、第四的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和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另外由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出资创办的《图书》杂志在2003年7—8月合刊中,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被公布为该刊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学说成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共产党宣言》迄今已用200多种语言出版,是全球公认“传播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路透社报道:“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四频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栏目2005年7月14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休谟、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远远落在其后。这些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有生命力的。

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开创性事业,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有种种困难与障碍。只有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了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对其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挫折有了充分而深刻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才会更加坚定。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坚定性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为前提的。

三是理论思维的整体性、系统性与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理论思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特点,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同于形而上学孤立、片面、抽象地观察外部世界的长处与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有益于提高和增强领导者的大局意识与整体观念。

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事物的整体系统而存在的。如果把人体中的某一个部分孤立起来考察,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黑格尔讲过一句很平常而又很深刻的话,他说:“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割下来,名虽叫做手,实已不是手了。”列宁很欣赏这句话。指出:“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其实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在任何状态中或在某一状态中的一只手不能说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只有那只活着的能工作的手才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假如是一只死手,那就不算是人的一个部分。”可见,事物作为整体系统而存在是客观事实,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

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系统工程。“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所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这种改革的系统性和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作任何一项较大的决策时,必须具有很强的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必须具有较高的辩证思维素质,善于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去观察与处理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政治上的成熟。

四是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前瞻性与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理论并不是对于客观事物的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思维对于客观映象的改造加工的产物,这种改造制作的过程,就是思维创造性的活动。其成果不仅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且可以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领导干部,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与认识应该而且可以高人一筹,能够成为实事求是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2.领导专业知识。

领导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专业。因此领导者首先必须掌握实施领导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其中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历史学、人事组织学、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创造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学习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陈云同志曾说:学了哲学,终身有受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更好地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在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下,确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引导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真善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我们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使我们做好本职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如我们所说的方法论,这里主要指辩证法。辩证法一词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古代哲学家在辩论时把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取得胜利的艺术叫辩证法。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发明的,人们又称“苏格拉底方法”。有人问苏格拉底什么是辩证法,他就问“欺骗好不好?”对方答“不好。”他又问“那么,如果欺骗敌人呢?”对方便被问住了。苏格拉底接着问:“欺骗朋友好不好?”对方答:“不好。”“那么,当战争危急时,用‘援军来啦’的谎言来鼓舞朋友的斗志好不好呢?”对方就又被问住了。他说这就是辩证法。这种方法论不仅要求人们表达思想时要完整准确,更重要的是可以启迪智慧。

还譬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普遍性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空间上说是无处不在;没有什么时候不存在矛盾,时间上说是无时不有。《庄子·知北游》中有一段东郭子问庄子“道”之何来的对话。东郭子问庄子:“你说的‘道’到底在哪里?”庄子答:“道是无处不在的。”问:“具体地说,它在哪里?”答:“在蝼蛄和蚂蚁身上。”问:“怎么如此低下?”答:“道在小米和稗子里面。”问:“这不更低下了吗?”答:“它也在瓦壁里面。”问:“这不更低下了吗?”答:“甚至也在大小便中。”东郭子已不愿再谈下去了,庄子就对他说:“你要我说明‘道’在哪里,就只有把它说得低下些,才能显示‘道’的无处不在啊!”怪不得有人称哲学是使人学了聪明的学问。

同时,领导工作又有专业化分工,领导者还必须掌握本职工作相适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抓农业的要懂栽培技术,搞外贸的要懂得涉外法规,搞宣传要懂文艺批评,搞工业的要懂加工工业,抓教育的要懂教育学、心理学等等,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专家。

3.一般性的知识。

领导者要博览群书、广见博闻。张潮在《幽梦影》里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活到老,学到老。“蹉跎莫遣春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对于一个读书的领导者,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新书常读,心境常新,岁月生辉,仕途就如行云流水。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曹操说:“读书祛头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中的尤褒曾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知读书。”董桥则把读书比作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也星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最有名的莫过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治学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引用宋词比喻治学的三种境界。

要读中外文学名著,广泛涉猎,以便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想象力,提高写作能力和鉴赏水平。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高明领导者,在当时历史的层次上,都是好学不倦,博学多才的典型。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预测未来,决策定计妙不可言,真是“善天下一人也”。他的本领,正如在第109回里诸葛亮致曹真的信中说的:“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炫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他的知识,正如在第46回中诸葛亮对鲁肃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实势,是庸才也。”这些虽有文学家的艺术渲染,但也是以生活的真实作为依据的。从现有的《诸葛亮集》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书器械、农工计算、医卜星相等,都相当精通,多有所著述。他何以如此多才多能?“非学无以广才。”这是他长期专心致志、刻苦读书的结果。而且,他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即为了“治性”、“接世”。他不仅要做辩士,而且要做豪杰;不仅要成为博学家,而且要成为实干家。他的学习方法是“独观其大略”,反对“务于精熟”,即不主张采取拘泥一家的纵向式方法,因而做到了涉猎广,领会深,见解独到,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我所用,有所创新。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曾以寥寥数语,精辟地褒贬了百家之学:“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驰辞,不可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在这里,他所评论的,既有先秦时代的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等人,又有稍前于他的哀帝时以敢谏闻名的丞相王嘉,还有他同时代的那个曾经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字子将),从而使他能取人之长,避人所短,成为智慧、道德的一代楷模。正是根据以上事实,《三国演义》的作者才创作了“舌战群儒”这场精彩的好戏。当严畯以挑战口气问诸葛亮“治何经典”时,诸葛亮回答:“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谓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批驳得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应对。当程德枢讥笑他:“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时,他痛快淋漓地斥责了那种“惟务雕虫,专于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指出这种人“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诸葛亮的勤学、善学,使他独步云霄,技压群芳,成为一代骄子。

(三)实践经验

经验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领导者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领导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与一个没有经验的领导者相比,处理问题的速度、方法和效果有很大差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辩证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离开了实践的基础,人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但是,人们的知识又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部分。而且,事实上一个人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书本知识就是一种间接经验。我们要十分重视直接经验,但并非可以轻视或忽视间接经验。我们强调实践的第一位置,也不否定书本知识的作用。明代学者顾炎武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箴言相当深刻地说明了领导者学习书本知识和参加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我国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写过一首诗,勉励他的小儿子,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明了既要刻苦读书,又要注意实践的道理。所谓“躬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亲自实践吧。我们要懂得如何领导,就得在实践中学知识、出智慧、长才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国时代,赵国的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说从小学习兵法,谈论军事,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其实,他父亲早就看穿了他。认为他只是死背书本教条,如果一带兵,“破赵者必括也。”蔺相如也看出这一点,说赵括只是能背他父亲的兵书,并不知结合实际运用。赵惠文王文用蔺相如,武用廉颇,对虎视眈眈的秦国的进犯,还能给以有力的回击。他死后赵孝成王听信了敌人的反间计,屏退廉颇,用只会空谈书本而又骄狂自负的赵括做总司令,长平一战,45万大军全部覆没,赵括也死于乱箭之中。赵括空谈军事理论,而不能指挥作战,后人称作“纸上谈兵”。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比喻只能夸夸其谈,不能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书本知识不重要,很重要。但我们决不能本末倒置,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书本知识当作认识的源泉。

领导者的知识和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后天积累起来的。鲁迅先生说:“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东汉王充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在《论衡·知实篇》中一连枚举了十六条事实,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其中有十三条是关于“圣人”孔子的。

有一天,颜渊做饭,饭中落了灰尘,想弄又弄不干净;丢掉吧,又太可惜,于是干脆自己吃了。而“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可见,圣人不能先知。

另一次,孔子要子路去向长沮、桀溺问路,“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

有一个博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人,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般到了对面上厕所。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飘?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正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回来了。怎么回事?博士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啊?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晕倒:不会吧?到了高手集中的地方了?博士也内急了。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博士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只听卟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两位所长相视一笑:“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能力才能代表将来。学问学问,光学不问,就不是学问。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

三国时,吕蒙是继周瑜、鲁肃之后东吴最突出的一员将领。他曾为孙权、鲁肃屡出良谋,特别是乘关羽北上围攻樊城时,决策指挥了偷袭荆州的战斗,为东吴夺回了长期费尽心机与刘备争夺,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荆州,拔掉了东吴的眼中钉——关羽。孙权曾夸他:“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子敬(鲁肃),周郎多矣!”但是据史书记载,这个吕蒙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高明,他的长进与实践经验有很大关系。他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后来投靠姐夫入伍打仗,作战非常勇敢,立了不少战功。在征黄祖一战中,表现尤为突出,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赐钱万千。开始,他仅满足于自己的一般战争经验,不注意总结学习,一些人很看不起他。孙权针对这种情况,劝他读点书。孙权说:“读书才能求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进步。可吕蒙推托军队里事情太多,每天忙不过来,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进一步开导他说:我难道要你精研经书当博士吗?但普通知识总得具备啊!你说忙,难道比我忙么?我小时候读《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等,只是没有读过《易经》。自当政以来,温习温习历史,读了读诸家兵书,获益不浅。你很聪明,只要肯学,一定很容易见效。应当赶紧读读《孙子》、《六韬》等兵书和《左传》、《国语》等历史书。汉光武帝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不忘学习,经常手不释卷,曹操也自称老而好学。你为什么偏偏不能抓紧时间坚持自学呢?吕蒙听了这一番语,很受感动,从此孜孜不倦地读书,进步很快。一次,代都督鲁肃巡视吕蒙的住地陆口,吕蒙问他:和关羽为邻,你打算如何又联合他又警惕他,有没有考虑过?鲁肃满不在乎,而随口应道:没有考虑过,到时看着办。吕蒙严肃地提出批评,然后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双方形势,并当场提笔,写出五条良计。这使一向看不起吕蒙的鲁肃大为吃惊,赶紧离座走到吕蒙跟前,抚着他的背说:我以为你只懂武略而已,现在学识如此渊博,已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了。吕蒙笑道:“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吕蒙成长的过程说明,一个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读书,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就会取得长足进展,增加谋划决策的本领。正如毛泽东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一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的本事,也得利于向实践学习,特别是得力于失败之后采用“简练以为揣摩”的这种高效学习方法。

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其才能也来自于向实践学习,得益于“无一时无一处不学习”,作昭仪、侍女也留心学习唐太宗李世民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种种做法。

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本领,更得益于向实践学习。他不仅善读有字之书,而且善读无字之书,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使他由一个没进过一天军校的师范中专生而能统帅三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达·芬奇说:“铁不用就会生锈,水不流就会发臭……人的智慧不用就会枯萎。”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说的是江西金溪的方仲永,五岁就写诗,写得很快,“指物作诗立就”,脑子就够灵的,他父亲认为有利可图,便不让他刻苦学习,成天带着仲永在大庭广众之前卖弄才学。王安石见到他时,仲永已经十二、三岁,诗作平平,又过了七年,王安石再一打问现况,已变成默默无闻,“溟然众人矣”。

华罗庚概括他自己切身的体会:“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他在初中一年级时,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但却成了闻名中外的数学家。

高尔基说:“人们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海涅说:“人们在那里高谈阔论着天才和灵感之类的东西,而我却像首饰匠打金锁链那样地精心地劳动着,把一个个小环非常合适地联结起来。”

爱迪生说:“有些人以为我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有成就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这是不正确的。无论哪个头脑清楚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有成就,如果他肯拼命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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