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功能观与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差异

1.金融功能观

从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理论界流行用“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ctive）来解释全球金融结构的趋势性变化。传统的机构观点将现存的金融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前提，认为金融体系的职能与改革只能在这种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金融要发挥功能必须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然而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机构的性质、业务范围和职能在不断变化，机构观点无法对金融结构变迁提供合理解释。

针对上述缺陷，博迪和默顿于1993年提出了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来分析和观察金融体系的新方法——功能观点，他们强调相对于金融机构和组织形式，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很少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而竞争会导致金融机构的结构变化，向更有效的金融系统演进。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体系的功能会不断完善。在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演变中，那些能够更好地实现金融体系功能的作用会大大加强，相反地位就会下降，所以绝不能把现存的金融结构作为既定的前提，认为金融体系的功能只能在这种前提下进行。金融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什么样的金融结构能够更好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功能。

博迪和默顿进认为金融系统主要执行以下六种基本职能^[62]：

（1）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即金融系统为不同的时间、地区和行业之间经济资源的转移提供了途径。经济越复杂，金融系统为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提供高效率的手段的角色越重要，而且由于这种跨时间和空间调动资金的机制，资金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2）提供管理风险的方法；金融风险随着资金的流动而在金融系统中转移和流动，金融系统由于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以及拥有专门的管理人才进行风险研究和管理，所以能够提供管理风险的方法，而且它还是管理风险的核心。（3）清算和支付结算；即金融体系提供完成商品、服务和资产交易的清算和支付结算的方法。这是金融体系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功能，它因交易成本而产生，所以它的出现可以帮助交易者避免为了完成支付而耗费不必要的时间、金钱和精力。（4）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即金融体系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可以储备或聚集家庭的财富，为单个家庭或个人提供了参与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这项功能能有效地使企业家和投资者互相匹配，优化企业或家庭的资源配置。（5）提供信息，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决策；金融体系中的各种交易通过价格的不间断变动，不停地向外界发放经济信息，这能够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决策。然而对于巨大的信息量，企业和个人难以对此进行有效的处理来获得对自身有用的信息，而金融体系就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处理优势，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信息服务。（6）解决激励问题；激励问题实际就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激励问题是内生的，所以金融体系对激励问题的反应也是内生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提供多种工具，例如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可转换债券等来解决激励问题。

莱书（1997）^[63]认为，在改善交易和信息成本中，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便利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这一主要功能又可分解为五个基本功能：（1）防范、分散和分担风险；（2）配置资源（3）监督经理人员并实施联合控制；（4）动员储蓄；（5）便利商品和劳务交换。

博迪和默顿的金融功能观、Levine所概括的金融五大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金融机构和结构来研究金融体系的范式。参考以上学者的分类方法，并围绕本书研究的主题，我们认为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功能始终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事前如何促进储蓄、选择最有效的投资项目；事中如何实施监督，处理信息与风险；事后如何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四类：（1）动员储蓄；（2）风险管理；（3）提供信息；（4）公司治理。

金融功能观易导致“结构无用论”，它认为结构是无关紧要的，只要金融体系能提供这些功能就可以，而不在于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提供这些功能。然而金融市场与中介的各种功能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别，金融结构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制度下，两种类型的金融结构分别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经济。金融结构从诞生之初就是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演进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尤为重要的是，企业发展在金融结构的变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金融需求，而银行和资本市场具有不同的功能，就这会形成相应的金融结构。

2.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差异

我们认为银行和资本市场无论是在融资方式还是在动员储蓄、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都各有优势，正如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所认为的那样：市场提供了更好的跨域风险配置功能，银行更能够通过跨期平滑等方式消除风险；市场在搜集、加总多样化信息方面做得更好，而银行中介和其他金融机构则能够从处理标准化信息的规模收益递增中获取收益，但它们在处理不确定性、创新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市场和中介在谈判中的激励问题、效率问题也存在明显差异等等。既然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各种功能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别，现在我们来具体研究银行和资本市场到底存在哪些差异。

（1）动员储蓄

银行可以通过动员储蓄来对企业贷款，我们通常称此为间接融资。银行充当了信用中介，具有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优点。并且由于银行是负债型企业，遵循审慎经营的原则，因而有利于相对成熟的产业或企业的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属于直接融资，企业或其他部门以发行债券或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并且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存在便于处理观点多样化的问题，因而有利于创新性企业或项目的融资。当今世界是创新的世界，因而我们认为在动员储蓄上资本市场更优越。

（2）风险管理

银行通过跨期平滑能够消除风险，由此为投资者提供了保险。即银行通过将大量具有不确定性的短期流动性需求的投资者集中起来，根据大数法则来提供流动性，同时享受长期投资带来的高收益，并可以通过积累风险低、流动性强的资产来减少风险。其方式有两种：一是代际的风险分担，即将与一定存量资产相关的风险分散到具有不同经历的各代之间；另一是通过资产积累来减少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消费水平的波动。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跨期风险分担而减少甚至消失。资本市场允许个人分散投资组合，对冲特殊风险，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这样就可以横向风险分担，意指在既定的时点上，不同的人可以进行风险互换。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市场比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因而似乎更加优越。但是如果市场不够发达，或者市场参与者不够完全，那么市场本身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

（3）提供信息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金融中介机构的信息生产职能。20世纪70年代，花旗银行负责人沃尔特·瑞森就说过一句银行业的经典名言：“银行业的关键不是钱，而是信息”。银行在与企业的交往过程中拥有大量与企业相关的信息，同时银行还拥有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的专门人才和技术。因此，银行就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生产中的规模经济。金融中介机构经常的、频繁的处理大量的资金流动事务，平均信息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二是银行在信息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通过信息生产，银行可以直接对相关企业提出建议，也可以间接用于决定是否发放资本性贷款。资本市场能够节约并扩散有效决策所需的信息，而且股权的分散化激励大量的个人去搜集企业信息和监督企业运作。投资者通过分析、处理这些信息，有助于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然而投资者研究得出的信息大多是私人性的，因为他们可以据此买卖股票，获取利益，这有可能导致“搭便车”现象，势必出现在信息上投资不足的问题。

（4）公司治理

现代经济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企业资金供应者与需求者分离，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冲突或委托—代理问题，所以不管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都必须有一种机制能够监督企业，乃至在必要时干预资金的使用。

在公司治理方面，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和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与目标不一致，就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而银行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的发生，因为银行不仅可以向企业提供资金，而且凭借内部信息优势，对企业拥有实际的控制权，这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联系，从而减少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减少监督成本。戴蒙德（Diamond，1984）提出的银行的代理监管理论认为，企业的股东需要监督管理者，但是，如果股东数量很多，单个股东承担监管成本就不合算。股东可以雇人来监管管理者，但是这个人本身又需要被监管。这个难题可以通过金融中介来解决。假设一家银行对很多企业提供资金，由于企业数量大而且分散，根据大数法则，银行可以减少风险，为存款者提供固定的收益。存款者无须监管银行，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固定的收益；银行必须监管企业，否则他们就不能为存款者提供固定的收益；由于单个企业是由单个银行监管的，监管成本也实现了最小化。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通过“用手投票”、“用脚投票”和控制权市场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一个活跃的能够实施企业控制的市场，对于确保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因为它一方面能够使得资源集中在有能力的管理团队中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能够惩戒经营不善的管理者，防止资源浪费。然而，在这种体制下，投资者“用脚投票”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意收购是主要的企业控制机制，但不利于管理者进行长期决策，容易造成短期主义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银行和资本市场在很多功能上存在难以消除的差别，随着企业发展，对金融产生不同的需求，必然导致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导致金融结构变迁。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0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361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363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8]陈佳贵、黄速建：《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10]路易斯·普特曼等：《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1]张维迎：《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载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153页。

[12]Williamson，O.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New York，Free Press，1985，P31～48.

[13]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版，第59～68页。

[14]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的回顾和前瞻》，载于《中国经济学寻根和发展》，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15]Grossman，S.& Hart，O.，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Vo1（94）.

[16]Nelson，Richard R. and Winter，Sidney.，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7]黄桂田，李正全：《要素间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与企业产权演进逻辑》，《经济科学》，2003（5），第14～23页。

[18]黄桂田，李正全：《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一个基于回归古典的解释框架》，《经济研究》，2002（1），第25～38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5～686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5～686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6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

[29]所谓“交易成本”，就是通过市场机制组织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包括搜寻交易信息、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成本、执行合同的成本等，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书版，第58页。

[30]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31]Penrose，Edith T.，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59.

[32]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经理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3]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杨杜：《企业成长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0～451页。

[36]张彤玉：《资本社会化发展过程的历史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0（9），第59～70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页。

[3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页。

[40]黄达：《货币银行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41]王廷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 35 页。

[42]甘林培等：《国外金融制度与业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 1 页。

[43]王廷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 35 页。

[44]范恒森：《金融制度学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 22 页。

[45]龚明华：《发展中经济金融制度与银行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4 页。

[46]范恒森：《金融制度学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2 页；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第16～18 页。

[47]杨大鹏：《金融体系协调发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04博士本书，第34页。

[48]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46页。

[49]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50]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51]王旭东,苏启林：《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开放时代》，2000 (4)，第75～79页。

[52]李量：《现代金融结构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53]王广谦：《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分析》，《金融研究》，2002（5），第48页。

[54]张立洲：《论金融结构、金融监管与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7），第35～39页。

[55]白钦先：《百年金融的历史变迁》，《国际金融研究》，2003（2），第59～63页。

[56]劳平：《金融结构历史演变的初步考察》，《国际金融研究》2003（6），第59～63页。

[57]李健：《优化我国金融结构的理性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9），第1～8页。

[58]林毅夫、张奇、刘明兴：《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世界经济》，2003（1），第3～20页。

[59]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本书，第30～49页。

[60]高连和：《金融结构失衡状态下的我国金融效率分析》，《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4（8），第38～43页。

[61]Gerschenkron，Alexander.，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62.

[62]兹维·博迪，罗伯特·C.默顿：《金融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0页。

[63]Levine，Ross.，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View and Agenda，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2），Vol.35∶ 68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