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围绕制度、规则、市场、技术、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给我国对外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面临压力。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6.43万亿人民币，合计超过4万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下降0.6%。从整体上看，全球外需市场在短期内恐难有质的变化，我国外贸增长面临巨大压力。

利用外资规模面临不确定因素。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投资者避险意识上升，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下降。加之发达国家倡导制造业振兴计划，鼓励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加大引资力度，也使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流。但从长远看，我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依然突出，总体利用外资规模有望保持稳定，结构还将更趋优化。

加快“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并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有利契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创历史新高，达到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对外投资流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也要看到，部分国家对我国投资能源资源项目、参与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国有企业投资等仍存有顾虑，对外投资中还常常遇到各种障碍。一些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企业的海外风险防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博弈激烈复杂。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大国纷纷加快发展自贸谈判进程，东亚地区成为自贸区博弈的热点地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取得实质性成果，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周边国家也纷纷对外发展自贸关系，这就要求我国也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外拓展多双边经贸关系。

链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与此同时，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加入谈判，由此实现了P4向P8的转变，影响随之扩大。2015年10月5日，TPP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泛太平洋国家就TPP达成一致，协议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是一国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入世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赢得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抓住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对我国仍然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首先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要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与此同时，要实行“以开放换开放”策略。善于利用我国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在对等、互利、公平的基础上，以我们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换取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减少乃至取消对中国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者的不合理限制。再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内市场、进口规模有望与美国比肩。我国还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逐年增加，已有近2万家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投资合作。这些优势，对世界各国均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完全可以在权衡利弊、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实力，在西方国家希望我国扩大开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要求他们减少对我国发展的制约和限制，实现对等的相互开放，从而换取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和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新一轮产业和技术变革正在悄然酝酿，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一方面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时机向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递进，同时也给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带来了新挑战。发达国家对科技发展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我国提升创新水平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数字化、网络化、小型化的发展，将降低生产经营对于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依赖，对我国依靠低成本和加工组装的制造业模式造成冲击。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产业和技术变革的新动向，加快培育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能力和优势。